中國有句老話“3歲看大，7歲看老”，講的是從一個孩子小的時候就可以看出他未來人生的樣子。

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中向我們解釋了，對於一個種族來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也十分適用。

我們隱隱知道“出身決定命運”，知道在漫長的歷史中有雙無形的手，決定了如今的貧富差距和社會階級，但卻無法解釋背後的原因。賈雷徳·黛蒙徳用一萬餘年的人類歷史告訴我們。貧窮和富有並非種族決定的，而和種族生存的環境有關。

《槍炮、病菌與鋼鐵》在1997年出版，次年獲得普利策獎，時至今日影響力依舊不減，常常作為名校推薦書單登上暢銷書榜，作者賈雷德·戴蒙德也因這本書一躍成名，至今仍以本書為人生代表作。

富有的種族，祖先往往生活在得天獨厚的環境中

作者賈雷德·戴蒙德在新幾內亞進行人類學考察的時候，被當地的朋友問道，“為什麼是歐洲人向我們運輸貨物，而不是我們向他們生產和出口商品呢？”

在當代，貧富差距極大，你可以在紐約尊享一份上千美金的晚餐，也可以在海地見到餓的吃泥巴餅的孩子。“為什麼貧富差距如此之大？”是人們常常會思考的問題，但賈雷德·戴蒙德關係的卻是更本質的問題“為什麼會出現貧富差距？”。

賈雷德將視角調整到一萬年前，他認為，是種族出生的地理環境決定了一個種族萬年之後的榮辱興衰。

• 生產力的轉型，馴化是關鍵。

當人第一次學會馴化動物，關於生產力的競爭就開始了。

人類由食物的採集者和獵取者演進為食物的生產者。這時的食物生產，無非兩條途徑：

1. 由採集進而種植穀物，開始農耕；
2. 由狩獵進而馴養動物，開始遊牧。

而生活在亞歐大陸及其附近諸島的各族為牧為農，主要取決於客觀的物質環境。

狩獵、遊牧、農耕，不同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人在尋找食物上所需要的時間，人們常常認為是因為古人是不是“聰明的”選擇了更高級的農耕方式，但是事實是，生產力的發展和主觀意識沒有任何關係，農耕文明的發展取決於地域環境。

古人不是一拍腦子就去決定“馴養”動植物的，而是因為亞歐大陸上生存的原生動物更加溫順容易被馴服，植物也更容易被種植，傳播，故而生活在亞歐大陸的人民有更多條件生產糧食，儲存起來，這也為他們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

他們在早晨起床不需要再面對要麼打到一頭野豬，要麼餓肚子的選擇，種植和養殖讓他們有時間去研究新的技術，政治的發展，經濟技術的改善，都離不開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

家畜的馴養也為人類提供了更多可以利用的優質蛋白質，學會了馴養的人類有了穩定的蛋白質來源

農耕技術的傳播促進了文明的發展

農耕技術不是無緣無故產生的，遠在8500年前的人就有意識的在存儲食物上交流促進了各項技術的發展，而亞歐大陸的橫向地域，使得它傳播農耕技術比美洲、非洲更方便。

橫向的大陸處在同一緯度，氣候類似，人們互相借鑑農耕技術的可行性更高。技術容易借鑑，便不需要再進行大面積改良，專精化耕作使人們實現了共同富庶。

通過馴化牛和馬，人們學會了在農耕中大量的使用動物代勞，這使糧食產出登上了新一層臺階，人們又有了更多的餘糧用於交換，也有了更多的需求，從吃的飽到吃得好，從穿的暖到穿的漂亮，貿易出現了，經濟的溝通與發展也更進一步。

反觀狩獵、遊牧這種低效率的生產力方式，兇險、粗野，形成的文化也多崇拜更強壯的男性，他們往往會因為極危險的狩獵活動而喪失生命。依賴野生動植物的族群分佈，相對於農耕文明來說，他們並沒有為即將到來的侵略做好準備。

農耕文明的種族，已經在蓄養牲畜，並且學會了存儲食物，這也為以後製作可以隨身攜帶的戰備物資做好了準備，農作物的基本食物保障省去了他們尋找獵物的時間，這也讓他們有了大量的時間研究新的技術，戰爭策略與武器。

槍炮、病菌與鋼鐵：幫助歐洲人征服世界的三個要素。

為什麼是歐洲人跨越了半個地球征服了北美和澳洲，而不是澳洲的土著征服了歐洲，冥冥中一切都早已註定。

戰爭中，有的人死在槍炮下，有的人死在病菌下，有的人死在鋼鐵之下。賈雷德·戴蒙德認為，人的歷史是一部征服和戰爭的歷史，依靠地域優勢先富裕起來的人，學會了爭搶其他人的蛋糕，通過搶奪的方式獲得更多資源。

• 學習的速度決定了種族的存亡

想要學習其他種族的技術離不開知識的傳播，文字的發展給現代社會帶來了力量，文字能夠更準確的傳達信息，並且可以在地域上傳播得更遠，且易於保存，可以傳播得更久。使用文字，尤其是使用統一文字，對技術的傳播有著功不可沒的助推作用。

還有另一種傳播方式——侵略，迫使種族學習外族的新技術，在信息閉塞的區域生活的種族，因此吃了大虧。

地球就像是一隻被無形的手控制的遊戲，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個階段時，自然而然就產生出了“侵略”的技術，槍炮就是最早被人類發明的武器。

1818和1830年間，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土著毛利人的火槍戰爭，首先接觸了槍炮威力的毛利人，搶先一步學會了使用新型武器，繼而開始屠殺和侵略周圍的部落。

當擁有大量火槍和土豆的部落攻擊很少或根本沒有的部落時，死亡人數達到最高峰。那些最初沒有得到火槍和土豆的部落，有些在他們想辦法得到以前就幾乎被斬草除根。

與其說是發明和創新拯救了一個民族，不如說傳播速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從擁有這種條件的社會那裡得到，或者（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被其他這些社會所取代。

• 病菌，比槍炮更好用的武器

人們說歐亞大陸的國家靠著槍炮征服了印第安人和飛亞歐民族，此話不假，但病菌殺死的種族，卻比歐亞大陸的槍炮或鋼鐵武器所殺死的要多得多。

過去戰爭中的勝利者並不總是那些擁有最優秀的將軍和最精良的武器的軍隊，而是那些攜帶有可以傳染給敵人的最可怕病菌的軍隊。

美洲原住民在歐洲人及其後裔的殖民征服和殖民統治下，人口減少了數千萬甚至近億，這是史學界公認的事實。這種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種族滅絕，其規模遠遠超過了納粹德國屠殺600萬猶太人的暴行。

• 農業的出現，病菌的開端

病菌從何而來？還是要回到最初的源頭——生產力方式來找尋答案。

農業耕種聚集起了村莊，商業交換促進了市集的發展，人們越來越需要分工，讓別人來代替自己生產自己所需的食物或用品，稠密的眾多人口是人群傳染疾病演化的先決條件。

《權利的遊戲》中，古老的民族無論貧富一律喝酒，就是因為聚居區的市民排洩物汙染了水源，在沒有過濾系統的時代，人們不得不依靠尋找發酵的水源來避免疾病。

農業比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維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平均要高10倍到100倍。

另外，狩獵採集族群經常變換營地，農民是定居的，他們生活在自己排放出來的汙水之中，從而為病菌從一個人的身體進入另一個人的飲用水源提供了捷徑。有些農業人口把自己的糞便收集起來，當作肥料撒到人們勞動的田裡，從而使糞便中的病菌和寄生蟲去感染新的受害者變得甚至更加容易。

農業社會的人身上攜帶的病菌更多，這也鍛鍊了他們的抗病菌能力。骯髒的生活環境滋生了數不清的病菌變種，有的人因為病菌死去，活下來的人反倒生成了天然抗體，於是，在戰爭中，印第安人不堪瘟疫的攻擊，人口銳減，在這種西班牙病毒下變成亡魂。

為什麼中國擁有了一切卻還是被侵略了？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地廣物博，技術發展飛快的中國，沒有成為第一批侵略者呢？這又和地理條件有什麼關係？

人們常常認為，是中國人不夠聰明，在世界交流時以天朝上國的腐朽思想閉關鎖國，造成了落後。但賈雷德·戴蒙德認為，是由於過度平坦的地形促進了部落的合併和統一，導致最後先發展起來的中國，並沒有搶佔侵略他國的先機。

反觀歐洲，島嶼將幾個部落隔離，形成了共同發展卻又相互隔離的情況，這樣不同部落仍舊保持獨立性，總有一個部落可以找到更先進的技術和方法，研究政治發展的方向。

在中國，平坦沒有大阻隔的地形成就了一切也拖累了一切，我們更容易進行文化的交流、技術的借鑑和融合，但是過於集中的權力讓統治者可以決定這片大陸的生死。

歐洲分裂所產生的這些結果與中國統一所產生的結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除了作出停止海外航行的決定外，中國的朝廷還作出停止其他一些活動的決定：放棄開發一種精巧的水力驅動的紡紗機，在14世紀從一場產業革命的邊緣退了回來，在製造機械鐘方面領先世界後又把它拆毀或幾乎完全破壞了，以及在15世紀晚期以後不再發展機械裝置和一般技術。

理解過去，是為了更好的指導未來：

遍讀全書，能感受到作者對歐亞大陸得天獨厚地理條件的讚美——世世代代恩受這地域的福澤，發展出新的生產力方式，騎上馬背，征服全球。這看起來好像是在鼓吹地域優勢，出身決定一切。

作者本意卻並非是為了吹捧這一文化的成果，而是為了證明，歐亞也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因為一切都不過是地域條件作祟。

不同社會之所以在不同大陸得到不同發展，原因在於大陸環境的差異，而非人類的生物差異。只有在能夠積累糧食盈餘的稠密定居人群中，也就是依賴公元前8500年左右出現的農業崛起作為糧食來源的人群中，才有可能誕生先進技術、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和其他複雜社會特徵。

發展與環境條件密切相關，而非是某種人種的智慧。白人不高貴，黑人不卑賤，出身雖然不同，唯有發展才是真正可行的道路。

當我們認識到是什麼塑造了現代世界，以及是什麼可能塑造未來世界，因而使今天我們自己的社會從中獲益時，改變就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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