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漢代平民家庭中妻子的法定身份是從夫的，同時，妻子的地位又是比較穩固的。特別是農民、小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者的家庭中，妻子的地位雖然低於丈夫，但是由於妻子的生產勞動在家庭中的作用，故而夫妻關係是相對平等的。
引言
女子出嫁以後，家庭角色即轉化為妻(媳)、母(婆）兩種角色。這兩個角色的身份和地位的差異是比較大的。為人妻（媳）者，地位多從屬於丈夫，即傳統觀念中“再嫁從夫”的表現。而為人母（婆）者，由於漢代崇母觀念盛行，在家庭中有相當的地位和發言權。本文主要從妻的法定身份與地位、母親的法定身份與地位、家庭財產權這幾個方面探析漢代平民女性出嫁後的家庭地位與權利。
一、妻的身份和地位
“男尊女卑”“出嫁從夫”是中國傳統社會夫妻關係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妻子在夫妻關係中一直處於被動的地位，在行為上亦受到丈夫的支配。兩漢時期，夫尊妻卑的觀念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這種觀念在漢代相關法律當中也有體現。《張家山漢簡·賊律》規定：“妻悍而夫毆笞之，非以兵刃也，雖傷之毋罪。”及“妻毆夫，耐為隸妾。”由此可知，漢代法律維護男性在家庭中的絕對優勢，夫妻關係並不平等。然而，現實生活中，女性的身份地位亦有多面的表現。首先，是妻順夫，女性卑弱方面的表現。《禮記》雲：“婦人以順從為本，貞罄為首。”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來，儒家倫理綱常中妻順夫的觀念不斷加強。從漢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到東漢班固的《白虎通義》，再到班昭的《女誡》，一直都在強調男尊女卑，要求培養女性卑弱、順從的奴性。除服侍丈夫之外，還必須學會敬事公婆，要具備四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特別是東漢後期，這些規定加強了對女子的束縛。《漢書·高帝紀》載，呂公沒有與呂媼商量，自作主張的便把女兒許配給了時為泗水亭長的劉邦。
儘管後來遭到呂媼的責問，但在呂公申斥其“此非兒女子所知”之後，仍不得不尊重丈夫的意願把女兒許給劉邦。東漢女子孟光與梁鴻結婚後，“更為椎髫，著布衣，……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即說明禮制下所倡導的是遵從丈夫，侍奉丈夫的女性，這就體現了女性卑弱的一面。另東漢時期的姜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可見，妻子的地位還受制於父母權利的制約。其次，對於妻子另一個不公平的表現就是漢代一夫一妻多妾的普遍性。社會各階層的男子根據自身地位和經濟狀況的不同擁有不等的妾室，這在兩漢時期是合理且合法的。同時，為維護尊卑秩序以區分嫡庶是非常必要的。
漢代法律強調夫尊妻卑的同時，也強調妻尊妾卑。在家庭之中，正妻只能有一個，稱為嫡妻，其它女子則為庶妾。《白虎通義·嫁娶》雲：“妾者，接也，以時相接也。” 地位明顯要低於妻，是附屬於夫妻關係之下的。而且妻妾的主次位置不能亂，一旦亂了妻妾的位分是要受到懲罰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部分的小農、手工業者等平民家庭之中，一般是一夫一妻，妻子的地位一般來說也是低於丈夫的。但是妾的存在，本身就是夫妻不平等的表現。另外，也存在夫妻相對平等的狀況。漢代有“夫妻一體”的說法，官方經學《白虎通義》雲：“妻者齊也，與夫齊體。”
在平民家庭之中，作為妻子或母親的女性，對家庭成員及家中的一些重要事務依然有相當的發言權和決策權。如河南樂羊子在外求學，半途而歸，其妻乃引刀趨機曰：“此織生自蠶絲，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這一番話，使樂羊子深受啟發，繼續學業。《漢書·枚乘傳》載，枚乘“取皋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怒”，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好“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
可見，妻子對丈夫及家中諸事是有發言權的，可根據自己的意願行事，並非完全聽命於丈夫。總之，漢代平民家庭中妻子的法定身份是從夫的，同時，妻子的地位又是比較穩固的。特別是農民、小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者的家庭中，妻子的地位雖然低於丈夫，但是由於妻子的生產勞動在家庭中的作用，故而夫妻關係是相對平等的。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規模越大、結構越複雜，其夫妻關係的不平等性就越是明顯。二、母親的身份和地位
兩漢時期，統治者以孝治天下，推行敬老養老的政策。而作為正統思想的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仁、孝，即孝敬父母公婆。從中國傳統社會的實際來看，雖然依照“既嫁從夫”的規定，妻權受夫權的制約，但是中國古代講求孝道的同時，又遵從長幼有序的原則。子孫不僅要聽從母親的教令，還要時時盡孝。
因此，母親在子女前面既是“尊者”，也是家政的實際掌管者。母權是在父權缺少和孝道的驅使下所表現出來的。《後漢書》中記載了一些孝子的感人事蹟。如貴為丞相的翟方進：“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另《太平御覽》卷四一一引蕭廣濟《孝子傳》載：“邢渠失母，與父仲居，……父老齒落不能食。渠常自哺之，專專然代其喘息。”社會上尊母之風尤盛。推而論之，在平民家庭之中，為人子女對父母也是恭敬孝順的，只是方式不同罷了。當父母雙全時，母權的行使會受到父權的制約，但當父親去世後，身為母親的權利會得到更大程度的發揮。
一方面，母親的言行能夠影響甚至決定兒女的行為。《華陽國志》卷十下《漢中士女》載，南郊楊矩之妻泰瑛，有四男二女。楊矩死，泰瑛教訓六個孩子，家有法度，規矩嚴明。長子元珍，在一次外出時喝醉了酒，泰瑛十多日不見他，說：
“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群弟？”因而元珍向母親叩頭謝過。這充分說明了母親在家中地位之高。
另一方面，母親也有權決定兒女的婚姻。家長包辦婚姻是漢代婚姻的主流，父親不在的情況下，母親更是成為兒女婚姻的主要決策者。《後漢書·應奉列傳》注引《汝南記》載：
“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更嫁為華仲妻。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它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可見這是其母親硬將他們拆散的。樂府詩《孔雀東南飛》中焦仲卿之母對兒子說“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阿母為汝求”的話，及後來焦仲卿遵從母親的意願與劉蘭芝離婚，也是這一現象的反映。總之，漢代平民女性中母親的身份與地位是比較高的。在家庭生活中，她們對家庭成員及家中的重要事務有相當的發言權和決定權，而且她們的意願一般都能得到很好的執行。
三、財產權
傳統的觀念中認為女子無私財。但實際生活中，當女性轉化為妻（母）這個角色時，其勞動構成了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她便有了對其家庭財產的管理權與支配權。而女性的財產權也折射著其在家庭中的地位。首先，在一定的情況下，出嫁女同在室女、歸宗女一樣，可以獲得孃家財產。
其中一 部分私財是出嫁時孃家的陪嫁物，可以任意處置，完全屬於女性自己私有。這裡不再贅述。《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人事部二十九》載，陳留有一位年近九十的富翁，娶一田家女為妻，“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其女誣其淫佚”，而且女子與有爭議的弟弟爭奪家產數十年之久。
這說明，在無男性繼承人的情況下，出嫁女子也可以繼承家內財產。其次，對夫家財產的所有權和繼承權。其中一部分是生財有道的女性在夫傢俬下積累的。《後漢書·獨行傳》記載，李充家境貧困，且與兄弟六人共同居住。李充的妻子則建議分家，並對李充說：“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可知，女性的私財是正當的，完全屬於自己的財產。未經本人同意，他人是無權使用的。另漢朱偊的母親“販繒為業，積下百萬財產”。
朱偊曾經偷竊母親的繒帛，其母對此“深恚責之”。這也間接反映了母親擁有對其私財的絕對支配權。值得注意的是，身為子婦的財產權是受到制約的，特別是在共居的大家庭中更是如此。再次，寡妻擁有財產繼承權和管理權。《二年律令·戶律》雲：“孫死，其母代為戶。”
說明母親可代為戶主，這也就自然的繼承了家中財產。《二年律令·置後律》雲：“寡為戶後，予田宅，比子為後者爵。其不當為戶後，而欲為戶以受殺田宅，許以庶人予田宅。”說明寡婦為戶主以後，有權繼承田宅以及其他財產。
東漢靈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建的“金廣延母徐氏紀產碑”就反應了這一事實。其大意是：徐氏生於元初（公元114—119年）年間，元初二年嫁給吏堟金季本為妻。有兩個兒子，丈夫在世的時候，曾將奴婢和田地分給長子雍直。後來雍直耗盡家財，負債逃亡。徐氏的次子子肅早逝，從孫金廣延夫婦特別孝順，遂立金廣延為後，但是金廣延也早逝。徐氏悲痛之餘，為了防雍直侵害子肅的妻子和金廣延妻子的財產，於是就進行了二次析產。這是講寡居的徐氏掌管並分配家庭財產的事。
由此可知，由於漢代平民女性的勞動在家庭經濟中的重要性和崇母觀念的影響，兩漢家庭之中，作為家庭長者的母親(或妻子)享有僅次於父親(或丈夫)的財產權。在父家長去世後，寡妻往往成為理念上的家長，對家庭事務具有決定性的權力。同時，隨著孝悌觀念的不斷深入，子婦的處境是比較艱難的。
閱讀更多 虛靈腐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