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關係源遠流長，一衣帶水。但是鄰國日本在近代史上對我國的創傷是難以磨滅的，是絕無可能否認的。可以原諒，但絕不能忘記，這是作為一名中國人的底線。
在古代史上中日兩國其實發生過三次大戰：
第一次為白江口之戰（663年）：公元660年之前，朝鮮半島是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三國鼎立，時友時敵。新羅與高句麗結盟以對付百濟與倭國。隨著高句麗南下，新羅開始與百濟結盟對付高句麗。新羅從百濟手中奪到被高句麗霸佔的漢江流域後，疆土抵達黃海開始與中國唐朝結盟對付百濟和高句麗。公元643年，新羅傳書說百濟聯合高句麗攻打新羅，請求唐朝援助。公元645年，唐太宗乘高句麗國內政變之機，親率十萬大軍進擊，但沒能攻滅高句麗。百濟在唐軍攻打高句麗期間，並沒有停止進攻新羅，相反又連奪十數城。這時，唐太宗病故。唐遂從高句麗撤兵。唐高宗即位後，接到新羅的急報，並未出兵，而是循唐太宗舊例，贈百濟國王璽書，令其退還所奪新羅城池。百濟見唐太宗出兵高句麗也不曾有什麼實質性成果，因而置唐高宗璽書於不顧，進而再次聯合高句麗出兵新羅。公元655年，再奪新羅三十餘城，新羅告急。在金仁問的協調下，唐朝與新羅最終達成協議共同攻打百濟。這樣唐朝就可以聯合新羅從南北兩面共同攻打高句麗。於是唐高宗決意於顯慶五年（公元660年），派左衛大將蘇定方統水陸軍共一萬三千出兵百濟，以解新羅之危。蘇定方大軍從成山（今山東榮成）由海路出發，攻打百濟，船帆千里，隨流東下。新羅武烈王聞訊即率軍五千與唐軍會師，顯慶五年（660年）七月，百濟被唐、新聯軍所滅。蘇定方留郎將劉仁願等駐守百濟王城，自押俘虜回國。
百濟雖亡，但百濟將軍武王從子鬼室福信與浮屠道琛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軍。同時，鬼室福信為迎回以前赴日本為人質的王子扶余豐回國即位，遣使去日本，同時向日本乞師求援，並獻上戰爭中俘虜的唐軍百餘人，天皇將此百餘人安置在美濃國不破郡、片縣郡二地（今天位於本州中部的岐阜地區）。
百濟覆滅，對日本來說是極大損失。如果聽任百濟亡國，則日本在朝鮮半島上的勢力將被全滅。日本齊明天皇七年（661年）正月，以天皇親征的形式，向百濟發兵數萬。齊明天皇領軍西行到九州，突然病逝於朝倉宮，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稱制，是謂天智天皇。齊明天皇之死，並沒有動搖日本出兵百濟的決心。8月，另派安曇比羅夫等為前將軍，阿倍引田比羅夫等為後將軍，統帥全軍開赴百濟。9月，新天皇天智天皇派狹井檳榔等率軍五千護送王子扶余豐回國，至百濟境，鬼室福信等前來迎入周留城，即王位。
唐高宗在出兵百濟獲勝後，於龍朔元年（661年）4月，遣仁雅相、蘇定方率軍進攻高句麗。高句麗與鬼室福信聯合，共同抵抗唐軍。鬼室福信率軍曾一度圍困劉仁願軍於百濟王城，但遭劉仁軌與新羅軍夾擊，被迫撤軍，遂解圍城之危。高句麗惟恐鬼室福信兵敗，使本國遭南北夾擊，因而也遣使於662年3月赴日本乞師，敦促日軍迅速開赴戰場，與唐軍作戰。決心參戰的日本朝廷，遂命令在百濟戰場的日軍立刻投入戰鬥。662年6月，日本前將軍上毛野稚子等率軍二萬七千人進攻新羅，佔領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羅與唐軍的聯繫通道受到威脅。
這時的戰爭形勢非常微妙，朝鮮半島形成南北兩個戰場。在北方戰場，高句麗與唐軍形成對峙局面，由於地形限制的緣故，唐軍的進展始終不大。而在南方戰場由於日軍的介入，戰爭形勢已經轉向日軍和百濟軍方面了。唐軍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補充，雖然唐軍與新羅的聯軍的還未遭到敗績，但整體上逐漸居於守勢。不久，百濟發生驟變，棟樑大將鬼室福信功高震主，不容於百濟王扶余豐，以謀反之罪被殺，百濟國人心思變，戰力受到極大的削弱。
663年8月初，日本援軍將至，百濟王豐率部分軍隊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錦江口）迎接。白江口系朝鮮半島上的熊津江（今韓國之錦江）入海處形成的一條支流白村江的入海口。周留城則有百濟軍及日軍聯合守衛。這時，唐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七千援軍與劉仁軌會師後，分兵兩路進攻周留城。劉仁願、孫仁師以及新羅王金法敏統帥陸軍，從陸路進攻周留城。劉仁軌、杜爽率領唐水軍和新羅水軍從熊津進入白江口，溯江而上夾擊周留城。8月十三日，劉仁願所部進逼周留城周邊。而百濟軍則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氣極其低落，儘管有日軍相助，但還是難以抵抗唐軍的進攻。周留城周圍的城池，逐一被唐軍攻克，百濟守軍相續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勢險要，為周留之扼口，有將軍剋死用兵，唐軍圍攻一個月依舊不曾攻克，周留城因此得以暫時保全。
在劉仁願率軍向周留城進軍的同時，劉仁軌率唐和新羅海軍駛向白江口，企圖溯江北上進逼該城。當劉仁軌所率海軍駛抵白江口時，與先期前來的日本海軍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劉仁軌立刻下令佈陣，170艘戰船按命令列出戰鬥隊形，嚴陣以待。663年8月27日上午，日軍戰船首先開戰，衝向唐軍水陣。由於唐軍船高艦堅利於防守，日軍船小不利於攻堅，雙方戰船一接觸，日軍立刻處於劣勢。日軍的指揮官慌忙下令戰船撤回本隊，其指揮互相計議說：“我等爭先，彼當後退。”遂各領一隊戰船，爭先恐後毫無次序地衝向早已列成陣勢的唐海軍。唐軍統帥見日軍軍旅不整，蜂擁而至，便指揮船隊變換陣形，分為左右兩隊，將倭軍圍在陣中。日軍被圍，艦隻相互碰撞無法迴旋，士兵大亂。日軍大將樸市田來津雖然“仰天而誓，切齒而釁”，奮勇斬殺數十唐軍，直至戰死，但亦無力挽回戰局。不過片刻之間，日軍戰敗，落水而死者不計其數。《新唐書》記載：此次海戰“四戰皆克，焚四百船，海水為丹。”百濟王先在岸上守衛，見日軍失利，乘亂軍之際，遂逃亡高句麗。
唐軍白江口得勝消息傳到周留城，9月7日守城的百濟王子餘忠、勝忠等率守軍投降。日本陸軍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區撤離，百濟境內日軍集結於以禮城，於9月19日撤回日本。白江口之戰結束了新羅與百濟間的長期糾紛，同時使日本停止對朝鮮的擴張，大約在九百餘年之內未曾向朝鮮半島用兵；另一方面，唐滅百濟，五年之後攻滅高句麗，與唐友好的新羅終以統一大同江以南的朝鮮半島。並作為唐朝北方同盟國的防線。
倭國在百濟滅亡後，接納了許多來自百濟的難民，在此同時，唐跟倭國之間的對立增加了。受到這種影響，日本天智天皇制定了稱之為近江令的法令群，快速的重整了整個國家體制。到了天武天皇掌權時，其下令制定了飛鳥淨御原令以及律令法等，將日本快速的導向為律令制國家。
接著在701年時，由於大寶律令的制定，日本將國號從倭國改為日本。
受白村江之戰的刺激，日本天智天皇決定強化日本的國土防禦。在對馬和九州北部築造水城防禦唐軍的進攻。並於瀨戶內海沿岸各地築造朝鮮式的城堡進行防禦。 667年，天皇從難波遷往內陸部的近江京。
1265年高麗人趙彝建議元廷出使日本，1266年（文永三年・至元三年）八月，蒙古兵部侍郎黑的持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持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出使日本。他們率使節團準備到日本遞交國書《大蒙古國皇帝奉書》，十一月二十五日（癸丑），使節團抵達高麗，二十八日（丙辰）高麗元宗命樞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贊等陪黑的等往日本。高麗害怕蒙古索要軍費，次年正月，宋君斐、金贊與蒙古使團到至巨濟島松邊浦，宣揚風濤之險，高麗元宗讓宋君斐隨黑的回蒙古，宣揚‘大洋萬里風濤蹴天’、‘彼俗頑獷無禮義’，不要去的好。但是忽必烈要求必須去。最終高麗派遣起居舍人潘阜到日本，居住六個月，但未取得任何收穫。
1268年，忽必烈又要求高麗派遣第二批使者，正月，高麗使節團到大宰府，同樣是空手而回。使節團參見了鎮西奉行少貳資能，使節團代表潘阜向其遞交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稱作蒙古國牒狀）與高麗國王書狀，由其傳達鎌倉幕府的徵夷大將軍及在京都的天皇。三月，北條時宗上臺。當時主管外交的是日本朝廷，因此幕府要將這一事件報告朝廷。朝廷與幕府的中介、任職關東申次的西園寺實氏接受了國書，命名為“異國書”，轉交院政後嵯峨上皇。隨後朝廷連日開會討論。幕府認為蒙古人有兇心，派遣牒使是蒙古軍襲來的前奏，傳達御家人做好準備。鎌倉的建長寺，來了位南宋禪僧，僧侶告訴日本人，在大陸蒙古帝國種種暴行。潘阜因得不到答覆，率團回國報告。五月，忽必烈命令高麗造可載米三四千石的戰艦一千艘，備戰。高麗崔東秀向蒙古報告高麗備兵一萬，造船一千隻，十月庚寅（十三日）蒙古派明威將軍都統領脫朵兒、武徳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十四人到高麗，整閱軍隊、視察舟艦，表示隨時進攻南宋、日本。並視察黑山島赴日本道路。高麗官員陪同。
1269年二月，蒙古正使黑的、副使殷弘率使節團在高麗起居舍人潘阜等人陪同下，共計75名在日本對馬島上陸，因日本抗拒外交，蒙古人抓走日本平民塔二郎、彌二郎。塔二郎、彌二郎到大都，忽必烈以為他們是日本使節，接見了他們。認為日本忠節可嘉、厚賜匹帛，又說：“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讓塔二郎、彌二郎觀覽宮殿，塔二郎、彌二郎表示這是天堂佛剎，忽必烈大喜，又讓塔二郎、彌二郎瀏覽燕京萬壽山玉殿與諸城闕。九月，被捕的對馬島人塔二郎與彌二郎從大都回國，同行的是高麗人金有成、高柔率領的使節團，使節團有蒙古帝國官人三人，同從人五人、高麗人六十七名，乘坐四艘船到對馬島豐岐浦登陸，到大宰府守護所。使節攜帶忽必烈本人的國書、大蒙古國中央機關中書省的國書與高麗國書。
此後，忽必烈或通過高麗，或自遣使者，又繼續發送了一系列的信件，並以戰爭相威脅。幕府時值鎌倉時代中期，幕府將軍惟康親王並無實權，實權掌握在權臣北條氏手中。當時的“執權”北條時宗認為書狀無禮決定不投降，並立刻著手加強日本最靠近高麗的領土，因此也是最有可能被首先侵略的地方——九州的防禦。首先，幕府命令分封在九州的大名回到自己的駐地，並將在九州的軍隊西移，以進一步增固可能的登陸點的防禦。另外，幕府還組織了大規模的宗教祈禱活動，以心理戰來應對這場危機，其他大多數公家活動亦被推遲。
忽必烈早在1268年就想發動戰爭，但卻發現朝鮮半島當時沒有足夠的財力提供充足的兵力；1273年他派了一支部隊去高麗做為先鋒，結果這支部隊卻無法在高麗的國土上自給自足，最終被迫返回中國以資補給。因為元軍騎兵所需的馬匹，以及所需的養馬草場，都嚴重限制了部隊的運動，以致於元軍無法在幾乎寸草不生的地方活動。
1274年（日本後宇多天皇文永十一年，元至元十一年）農曆六月，忽必烈委託高麗造大小艦900艘；八月，任命忻都為徵東都元帥、洪茶丘為右副帥（統志願軍3,000人）、劉復亨為左副帥，統帥蒙古人及女真士兵15,000人（元代所謂漢人即指金朝轄下契丹、女真、及北方漢人，惟軍人以遼金為主），高麗將軍金方慶統高麗軍5,600人[28]，加上高麗水手6,700人，組成共計超過3萬人的大軍，遠征日本。史稱文永之役
同年農曆十月三日，元軍從高麗合浦（今大韓民國鎮海灣馬山浦附近）出發，六日成功登陸對馬島，守護代宗助國父子率領80騎攔阻，被全殲。十四日，元軍登陸壹岐島，守護代左衛門尉平經高（平內左衛門景隆）率百餘騎與元軍激戰，元軍採用密集戰術，與“鐵炮”（石火矢）等武器，日軍不敵，退守城內，次日城破，平景隆自殺。元軍在逼近肥前國沿海島嶼時，遭到肥前守護松浦一族（松浦黨）的強烈抗擊，雙方有一番激戰，松浦黨死傷慘重。
十一月十九日，元軍在筑前國的博多港（位於今福岡縣福岡市），進逼今津，次日即發生了博多港之戰。雖然元軍在兵器和戰術上佔優，但他們的人數遠遠少於準備了很久的日本武士，而且這些武士在得知對馬、壹岐失陷後得到了增援。此外，元軍登陸地點地形不利於大部隊展開，且距當時的九州首府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於是在堅持了一整天之後，元軍於當晚撤回船上，準備次日清晨重新登陸發動進攻。
二十日晨（11月26日），元軍分二路在博多登陸。幕府聚集了由少貳景資、大友賴泰、菊池武房、島津久經、竹崎季長等統率的九州諸國部隊總數約1萬人迎戰。元軍西路軍在百道原登陸，藤原經資率500騎前來迎戰元軍，元軍東路軍在博多灣東部的博多箱崎郡成功登陸，擊敗守軍，佔領岸邊松林，從背後突襲在百道原同元軍作戰的日軍。日軍腹背受敵，死傷慘重，餘部向太宰府水城（日本於白江口之役戰敗後修築的一座水壩兼防禦工事）方向撤退。此時天色已晚，副帥劉復亨中箭受傷，元軍停止進攻。當晚，元軍召開軍議，由於後援不足，多數將領主張撤退（金方慶反對）。於是忻都下令撤退，撤退當晚竟遭到颱風侵襲，“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二十一日晨海面上只剩下一些破碎的木片，元軍損失1.3萬餘人，大多死於這場風暴。最後輾轉回到中國的只剩下1萬3千500人。而忻都則虜了兩百名日本人，獻給高麗王。
文永之役後，鎌倉幕府為防元軍再犯，沿博多灣海岸西從今津東至香椎，修造了約20公里的石壘，以阻止元軍登陸，即所謂元寇防壘。
第一次攻打日本失敗後，高麗國王多次與元朝談判，反對進一步的侵略日本計劃。而元朝也派遣使者至日本，但日本兩次下令將元朝欽差杜世忠等人斬首；忽必烈非常惱火，開始積極籌劃第二次進攻。史稱弘安之役
1279年元軍攻滅南宋之後，忽必烈於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日本後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春發動了對日本的第二次侵略。元軍的這次侵略規模大於第一次，東路軍由忻都、洪茶丘率領蒙古人及女真、契丹（金朝降軍，見漢人 (元)）士兵19,000人，金方慶統高麗軍10,000人，乘戰艦900艘，加上高麗水手17,000人，攜軍糧10萬石，由高麗出發；另由范文虎、李庭等人率領的蠻軍（指南宋降軍）10萬人 ，乘戰船3千5百艘，從慶元、定海（今浙江省寧波市）出發；兩軍約定於6月會合，東路軍負責作戰，江南軍則在佔領區屯田，生產米糧，以為長久之計。
自1275年起，幕府就開始積極為元軍可能第二次侵略做了準備，除了改進弓箭，使與蒙古強弓不相上下，同時更完備地組織起九州的武士外，幕府還在很多元軍可能登陸的地點修建堡壘和其它防禦工事；北條時宗下令在日本沿岸所有重要地區都建起了“元寇防壘”，這時起了重大防衛作用——元軍的戰艦在到達日本近海時，竟找不到登陸的地點，只得以泊於博多灣中的艦船為陣地長達一個月。這段期間，元軍發動幾次強行登陸作戰均告失敗，並且一直遭到河野通有（伊予河野氏）等人的襲擾（也受海賊草野黨偷襲），直到七月初，南北兩軍在九州外海會合。元軍會師後再度發動登陸作戰，這次遠征軍遇到了更頑強更有效的抵抗，日軍以石牆為掩護，不斷擊退元軍的進攻，許多蒙古軍將領相繼陣亡，戰鬥又持續了一個多月，元軍的損失慘重，依然不能突破石牆。
元軍艦隊因供應和人員登載問題而推遲了起航。高麗軍先行進發，在對馬島慘遭失敗而返。同年夏，元軍聯合朝鮮軍隊奪取了壹岐島，向九州進發，並在不同地點登陸。在經歷一些獨立的小戰鬥後，元軍被趕回了船上。此時一場持續兩天的颱風襲擊了元軍艦隊，並摧毀了大部分的船隻。
八月一日（7月30日），元軍再次遭到颱風的襲擊，風暴持續四天，軍艦大部分沉沒，范文虎落水被張禧救起；范文虎乃擅自決定班師。平戶島尚有被救起的士卒四千餘人無船可乘，張禧將船上的七十五匹戰馬棄於島上，載四千士卒回國。
被遺棄在日本九龍山的海灘上的元軍尚有三萬餘人，日本發動反攻，將殘存的元軍驅趕至一處名為八角島的狹窄地區；這些元軍大部分戰死，其餘數萬士兵被俘。
總計元朝第二次攻打日本的軍隊，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生還。有3名士兵拼湊小船回中國；通過這3名士兵，忽必烈知道真相後大怒，將范文虎革職。
兩次出師失利，並未使忽必烈放棄征服日本的計劃。1283年（元至元二十年），忽必烈下令重建攻日大軍，建造船隻，蒐集糧草，準備第三次徵日。此舉引起江南人民的強烈反抗，迫使其暫緩造船事宜；同時，元朝在南方對越南陳朝發動的進攻受挫，造成國力匱乏，三度攻日之議因而作罷。直到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逝世，都未再攻打日本。
兩次擊退“元寇”後，幕府繼續加強九州的防務，那裡的許多軍事設施很多年後還有效；然而，為了應對“元寇”而進行的全國範圍動員，使得日本的經濟和軍事都處於重壓之下，資源使用已經到了極限，幕府也無法充分賞賜抗元將士，加劇了國內武士集團間的矛盾，埋下了鎌倉幕府統治體系於14世紀前半葉瓦解的背景。
第三次戰爭為萬曆朝鮮之役
1588年，日本太閣豐臣秀吉基本統一日本後，為了平息國內武士對分封不均的不滿併為削弱各個諸侯勢力，決定對外發兵，以獲取更多的土地。1592年3月，豐臣秀吉共調動軍隊九個軍團共14萬人渡海至朝鮮作戰，以宇喜多秀家為總指揮官。在一切工作準備就緒後，豐臣秀吉以朝鮮拒絕攻明為由，於4月正式開始了對朝戰爭。
日軍在戰爭初期處於優勢，一個月攻陷朝鮮京城，驅逐朝鮮國王李昖。明朝集結遼東軍及三千戚家軍約4萬人由宋應昌、李如松統領，奔赴朝鮮作戰。日軍在平壤之戰大敗後後撤，而明軍因兵力也無法進行大規模作戰，在碧蹄館之戰後雙方開始議和。在1595年，戰爭第一階段基本結束。
1597年正月，日軍14萬大軍再侵朝鮮。朝鮮二次求援，明朝初次調集4萬兵力赴朝救援，後續不斷增兵，最高至7萬。日軍在豐臣秀吉死後難以為繼，遂全部從朝鮮半島撤退。
萬曆援朝戰爭對當時亞洲的政治軍事格局有著深遠影響。此役是明朝對外戰爭最後的輝煌，不僅保衛了朝鮮半島，進一步鞏固了中朝友誼。而朝鮮從亡國到復國，實力被嚴重削弱；日本元氣大傷，豐臣秀吉集團的勢力被削弱而間接導致德川幕府崛起；明朝的國力受到損耗。因此，從長遠來看，萬曆朝鮮之役實際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亞洲各國政治軍事力量的作用， 奠定了之後亞洲三百年的和平局面。
這場戰爭前後打打停停7年（大多時間在和談）。明朝方面雖勝，但卻帶來了 嚴重的後果：戰爭消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戰爭削弱了明朝的軍事實力，為一些少數民族首領發展勢力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潘州的 楊應龍趁機發動叛亂、建州的女真迅速崛起，等等。已陷入全面政治經濟危機之中的明王朝，在戰後不到50年終告滅亡。
根據1569年兵部侍郎譚綸的記載，明朝全國軍隊定額為313萬8300人，而實際上僅有84萬5000人。推測北邊服役的軍士為50萬人，馬匹10萬匹，這些數據是根據黃仁宇所著《16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中引述大明會典與皇明經世文篇所推估的。就支出的經費方面，對於明朝也是一個巨大的負擔，明朝稅收有一個特性是稅率極低，據統計稅率在5.5%~12%之間，所以一般正常情況下，政府稅收是無法支應突發狀況，而援助朝鮮的支出在實質上是由太倉庫支應的，太倉庫在1592年時有700萬兩，每年流入是約當209萬2000兩，以軍費而言，一年支出平均是240萬兩左右，也就是援助朝鮮的支出造成了太倉庫的赤字，再考慮到萬曆三大徵發生的年代幾乎都接近，這也就是為何在萬曆過世後，根本上太倉庫是已經完全匱乏的原因，也造成財政的紊亂。
此戰遼東軍傷亡慘重，精銳損失殆盡。據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統計，遼東原有 兵額95000，至萬曆二十八年（1600）只有40000，也就是說減少了60%;遼河東西25個衛所中，每衛當時僅有1600個士兵，壬辰戰爭後，遼 東兵力之不足、防禦之單薄可見一斑。這恰恰成為一些有野心的少數民族首領提供了擴展勢力的良機，播州之役的楊應龍叛亂、努爾哈赤建立後金便是明證。
這三次戰爭我國共兩勝一負，就算贏得了戰爭，但都損失極大，對國力影響深遠。戰爭雖然也是一種獲得政治優勢的方式，但是戰爭勞民傷財，士兵死傷無數，多少家庭因此家破人亡。對我們現在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警示就是要，銘記歷史珍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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