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服魏公子
一，商鞅：我谁都不信，我信我自己。
二，商鞅：是人都有弱点，我能治。
商鞅的人性观是认为人性趋利避害，这是弱点，也是律法设定的原则，跟我混有钱，有地位，不跟我混，穷死你。所以军功授爵，种田授爵，发家致富只能这么干。
孔子和王阳明都是儒家圣人，儒家有个大毛病，尊圣贤！尊古人！这是法家强烈反对的，圣贤之道未必适合今天。其局限性在于不能全面整体的处理“圣贤”的问题，把尊古演化成了守旧不变，或者害怕改变，这就是大问题了。
相反，商鞅代表的法家和张居正都是变法求存的人，由于商鞅动作更大，更彻底，就用商鞅代表的法家来简述一番。
目的鲜明
法家思想的出现是伴随着强烈的反儒色彩的，其言论中处处拿话“怼儒家”。甚至在韩非子的《五蠹》篇中，把儒家说成是社会的蛀虫之一。
商鞅为首的法家思想具有强烈的自主精神和锐意的改革精神，主张“不法古，不循今”，意思就是古代圣人的话我不信，现在贤人的话我也不信，我信我自己。
相信自己总有根据吧？有！实践出真知！是的，法家主张实用主义，法家可谓是先秦最早的实践派了，他要证明的东西就是“我”能帮助国家实现强大，所有行为都围绕国家强大来做，凡是不能让国家强大的行为，都不许做。
所以法家有个很刚的论调，《韩非子》有言：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意思就是，国家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有助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军事战争上。
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具有超高的效率，得以迅速使国家强大。整个国家就是以战争为目的而存在的，不强那是不可能的，当然人的压力也是极大的。
比较
法家“怼”儒家的例子，从有巢氏、神农氏，到尧舜禹，再到商汤和姬发，都是讽刺儒家“尊圣”的思想。举例来说吧，有巢氏教人树上搭窝避野兽，神农氏教人钻木取火烤食物避免疾病，儒家说这是圣人。
但法家说商周时代的人，若还在树上搭窝或者钻木取火生活，那就是傻了。同样，大禹用挖河方法治水，到了姬发时代还是用挖河治水也是傻了，修堤坝也是有用的。
这叫：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就是说圣人用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这是法家的改进思想，两千年前就知道“改革开放”了，不强都不行。
同时法家也压根不信“仁德”那一套东西，讽刺孔子也挺来劲。如韩非说，孔子的仁德要是有用的话，那么鲁国国君应该是孔子，而不是鲁王，因为孔子说过仁德高，别人就服你。
可事实是鲁王就不服，反是孔子服从鲁王，可见孔子尊的也是权威，而不是仁德。
齐国攻打鲁国，鲁王派机智善变的子贡用仁德去劝服，齐王说子贡的话是真好听，但我就是想打你，怎么办？结果就是齐国打到鲁国国都附近，差点亡国。
法家总结的结果就是：仁德没用，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总结
一般主张变法的都比较有实践精神，也愿意去思考尝试新的方法，更有用的方法。反而儒家一出生就代表着守旧势力，儒家思想也不是首创，核心内容就是周礼那一套东西，属于西周时代的贵族精神，你说它好吗?
个人认为是真的好，人人有礼仪，守规矩，讲道义，那是真正的礼仪之邦时代。但问题是时代在发展，那一套没啥用了，孔子只说了人要有礼仪，现在大家都没礼仪，这怎么解决就没说了。
法家能脱颖而出就在于它的务实性，甚至考虑到人性层面来解决问题或者制订国策，且执行超强，说了就去做，不干的法律制裁你。儒家就差点意思，天天喊着尧舜禹，让人学好的东西，你要是不学，那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历代儒家人物都有这样的问题，说得多，做得少，缺乏实践精神。
所以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这样的金玉良言。
书僮聊历史
关于这个问题，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已做了详细解释。这里做个简单的摘录和说明，如果觉得我说不明白的，可以参考《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篇章。
首先是什么是圣人？网络小说中圣人是通天彻地、无所不能，洪荒流说：圣人之下皆蝼蚁。这些看法其实和叫一个程序员去修电脑差不多。
王阳明很好介绍了圣人的定义，给儒者指明方向：
“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
“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
这里说明，儒家认为的圣人，是天生德行完备的人，是 知义知理的人。理是“存天理，去人欲”的理，义是“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义。跟社会能力大小无关的。
孔夫子和王阳明虽然不是天生就德行完备，但他们经过后天的修炼，也达到一定程度，所以后儒也尊他们为圣人。
王阳明也举了例子说明有能力的人和圣贤的差别：
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偏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侯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
这个例子说明，人的能力千差万别，贤惠的人不一定最为超群，但他们的德行都一样让人尊敬。
了解了这些，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孔夫子和王阳明被尊圣，而对当时社会起作用的商鞅和张居正反而没被尊圣。
指尖上的守望者
孔子王阳明不行，商鞅张居正行，正是空喊口号与实干之间的区别。
空口否定别人很容易，自己实践则困难重重。
孔子到各国寻师学礼，也最强调礼。结果怎样呢？繁琐复杂的礼，除了劳民伤财，留下华而不实的外表和习俗，对强国富民毫无作用。他根本不明白，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民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活下来，三跪九叩二十四拜能当饭吃吗？
他连问题的本质都看不到，所推行的解决方法能有效吗？
孔子克已复礼的兴灭国就是恢复分封制，举逸民就是起用亡国的旧贵族重掌权力，继绝世就是继续奴隶主的世袭地位长存。他的思想就是封建王朝的护官符，底层民众的死对头！什么人才会尊他为“圣人”？
当年的秦国和如今的美国崛起之路何其相似，变旧法而非复周礼，重实际而非空演礼，才最终问鼎天下，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另外，孔子在世时并未成圣，是后世儒家越传越拔高，硬是通过跪拜皇权造了个圣出来。
猛哥厉史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间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从实践上来看，孔子，王阳明的那些东西当时当世没有人认同，或者说没有统治者认可。但是后世却大行其道。
张居正，商鞅的变法理念当时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富国强兵有奇效。但是人亡政息。
那怎么说谁的好，谁的坏呢？或者说谁的思想更长久，更正确呢？
孔子之说不能行于当世，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是乱世，诸侯间相互攻伐，国家弱小的战栗不安，一不小心就国破家亡。强大的整天窥伺四邻，伺机谋夺他人国祚，这个情况下谁会搭理这个不合时宜的家伙？
这不是你满身是血，孔子再说能做多少毛血旺的事么？
为啥后来汉代采取了孔子的学说，作为国家正统，主要还是国家已经统一了，接下来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了，怎样理顺内部不同集团利益就成了当务之急，以皇帝为代表的利益集团需要一个学说，或者说是一个理念来作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来源。
法家的商鞅变法就是治理乱世的良药，核心就是说到做到，法，不但约束平民，也一样约束执法者，更能约束立法者。是强制性的约束，事事时时都被管束，结果在统一之后人民不堪被管束的这么严格，正所谓天下苦秦久矣。灭秦时老秦人也是作壁上观，但凡有统一时一半的干劲，恐怕那个不读书的痞子刘也坐不上皇位。甚至有可能闭关西而自守。重新分裂成东西两大国，效东西魏南北朝之故事。
治理国家不能一味的严格，这不仅仅是对民，即使对官也一样，换句话说，当官就是为了有特权，现在特权没有了，那做官有啥意思？谁给你奉献？而且做错了随时命不保。成了高危职业。谁会做赔本的买卖？
对比看，儒家就要轻松的多了，因为选择哪种思想作为国家的正统思想，不是小民决定的，既要能稳固统治，又要能最大限度的保留统治阶层的特权，法家肯定不行，其他杂家各有所专，在当时的背景下也就是儒家能适合。
给我的感觉，乱世用法家，治世用儒家，大治之世用道家。这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或者说等到了共产主义在用道家吧😄
王刚41310
商鞅满脑子害人思想！奴才味十足！向皇权献媚！迎合统治者需要！致百姓于水火之中！所以商鞅死的很惨！孔子的思想不合皇权的口味，孔子反对暴政！他说：严苛的政府胜过吃人的老虎！孔子有骨气！诸侯不釆用孔子的思想学说，孔子就离开了昏君！另投他分！
事实雄于雄辫
这就是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区别。政治家既可以改变当世还能影响后世，而思想家通常是影响当世而改变后世！
这是因为政治家改变的是你的行为，而思想家改变的是你的思维！行为可以立即见效，而思维需要时间！
历史上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还是哲学家军事家的人有谁呢？唯有毛主席，他不仅改变了一个旧时代，他还创立了一个新时代，他还会影响今后的时代！
圣哲同学
商鞅和张居正的改革，是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他们都是朝廷官员，实际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改革并没有改变社会现状，反而让封建统治集团更加集中化。
孔子的儒家思想和王阳明的心学所服务的不光是封建统治集团，还包括民间的人士。孔子的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而王守仁的心学，对于明朝后期的思想启蒙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他们两个对于社会现状的改变，作用更大一些。
理解的椅子
春秋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是以恢复周礼为理想，王阳明发展了儒学思想，是儒学继理学之后最后一个高峰，但儒学其实更多的是用以修身的，构建社会伦理的，用来实际操作，往往缺失了操作的途径、办法。
从商鞅，到韩非子，因法家思想具有操作性，实效性，法家重视刑罚和赏信，所以一方面使人畏惧犯法的可怕后果，一方面人们热衷得到奖赏，有上升的空间。这种实际的，眼看见的赏罚两端，让天下人专注于做具体实务，法家的治理实打实，重视耕战，不玩虚头巴脑，尽管冷酷无情，但在一定时间段，效果明显。
孔子成为万世师表，他的思想影响在两千年来无与伦比 ，在道德人心的建设，华夏一统文化的维系上，是任何另一种学说思想不能相提并论的。历代统治者尊崇孔子思想，其实也找到了治国理政的道德高度，至于实际操作，大体上是内法外儒。
所谓圣，都不是自封的，是后代的认可。况且，这些圣者，很少可以把儒家思想用来安邦治国平天下，一是机会少，二是见效慢，最高的统治者皇帝和他的政敌们都等不及呢。
王阳明画像
王阳明是罕见的立德、立功、立言几乎完美的儒家人物，但他可以改变自己，无法改变社会。张居正有智谋，有才干，也有手段，独揽国事十余年，国库积累了不少白银，也只能使明王朝苟延残喘。因为，明代的政治设计是不能改革的，时势顺流而下，非人力可为。
儒法之争，儒显法隐。佛教传入中国后，儒、释、道成为所谓的三教，是中国人历来的精神源头。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法家似乎销声匿迹了，实际上，从汉武帝开始，儒在外，法在内，并行不悖。
张居正画像
青霞人文
王阳明官路不顺，几次沉浮，有能力但和官场格格不入，最后只有自己的思考写了下来，希望自己没能完成的可以由后人完成，而张居正是学霸，混官场很有能力，很早就进了内阁，早期在严嵩当首辅的时候只是小透明，后来徐阶当首辅张居正可以有点话语权，在高拱时期张居正走到次辅的位置，最后借着万历当皇帝，他和高拱都是受命辅政的大臣，高拱掌权，张居正当时是皇帝的老师，经常初入宫内，最后和太后联系，靠着太后扳倒了高拱，自己独揽大权，内有太后和皇帝的信任，外有高明的手段掌控官场，开始了改革。处在这两个人之间的是范仲淹，范仲淹作为文官，曾经带过兵立过功，而他又是文坛领袖，皇帝也比较信任他，而在官场上也有一群当年一同科考成功的同学，大家志同道合，随后开启了庆历新政，最后以失败告终，自己的政治生命终结，一群同学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人也受到了严厉打击，最后宦海沉浮，成为保守派，几十年后和王安石改革做斗争。
用户2956091458947
破坏容易建设难，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领域皆是如此。
君不见，秦始皇阿房宫，耗费无数，却被项羽毁于一旦；
君不见，圆明园富丽堂皇，被八国联军洗劫一空；
君不见，考古国宝金缕衣，被无知小儿冲入马桶，就此消失；
…………
现实中肉眼可见的物质尚且如此，更何况于无法觉知、不可捉摸的人心？
儒家之种种学说，均建立于承认、认可、信任每个人内在本有的良知之上。
《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
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孟子称，此四端之心，人皆有之。
同样在佛家，佛祖释迦牟尼开悟后的第一句话即是：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
佛陀口中的"如来智慧德相"，即儒家之"性本善"，即孔子之"仁"，即王阳明之"良知"也！
儒家之理想，乃是使每个人都能够明了良知、确认良知、扩充良知、发挥良知，从而让每个人成为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负责、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君子。这就是《大学》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明，在止于至善。
然则，正如佛陀所言，一切众生，皆处于颠倒妄想而无法自拔。众生妄心之扭转，何其难也！
由此可见儒家之理想是如此的渺茫，几乎没有实现的希望。这也正是孔子及之后的儒家弟子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之处！
而法家则完全相反。法家认为：人之初，性本恶。
法家完全否定了我们的良知之心。正因为人皆心恶，因此我们人类无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负责。因人皆性恶，所以需要制定出外在的法律、法规、法则，来规范每个人的一言一行，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外在的法律来约束和负责。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一切以外在的武力、暴力、权力等来推动的文化、文明，在初期的效果一定非常明显。但其兴也忽，其亡也忽。这在历史是被无数次证明的。
暴秦二代而亡；大元未到百年而灭；日寇虽强，占我中华，然则中华儿女在我党带领下，抗战八年，终于解放我大好河山！
推崇暴力者，必因暴力而亡；
认可良知者，必因良知而生！
接近深渊者，必因深渊而堕落；
信任圣贤者，必因圣贤而高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