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中後期重要的選士制度，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從隋唐到明代，隨著科舉制度的實行，國家為完善科舉制度與籠絡科舉士子，逐步創立了科舉制度。科舉制度的產生，既是士子政治、文化地位提高的結果，也是國家完善官僚政治的重大舉措。

在古代，統治者出於控制官僚的需要，讓官僚隊伍能夠隨時保持新鮮血液，就必須建立龐大而又穩定的官僚後備隊伍。而作為文化承擔者的知識分子，為了追求詩和遠方，實現政治與人生理想，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搖擺不定。明代科舉功名制度最終成為滿足雙方需求的最佳產物。科舉功名的獲得可以讓士子實現飛黃騰達的願望，但是在考試內容與考試形式的雙重篩選下，知識分子最終淪落為皇帝的統治“工具”。

一、身份認同的概念

身份的意義是在社會中構建起來的，是社會的產物。身份只有在社會中才有意義，身份代表了一個人的社會關係。社會環境和社會文化背景都會賦予“身份”特定的社會意義。

身份的來源一般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由先天原因造成了身份的差別，如男與女、父子關係、年齡等；一個是由後期通過一定方式如教育、職業等方式而得到的身份。因此身份獲得的途徑不同，身份的種類也就不相同，由於身份是由社會賦予意義的，因此不同社會的身份也是千差萬別的。

在同一社會中，由於階層的不同和身份的不同，出現了身份差異。身份的差異是社會發展的結果，反映了社會對這種身份的需求，不同的身份標識了人的社會等級，不同的身份意味著利益分配和資源佔有的不同，而這種情況在不同的社會中不斷的發生著變化。

從古至今，個體都不斷的希望改變自己的社會身份。因為個體所具有的身份，實際上就代表了這個身份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及社會地位，同時，這種身份可以實現再生產。在古代以政治為先的社會里，官員擁有最多的社會資源。因此，從民成為官就成為了中國古代社會尤其是隋唐以來社會普遍的現象，而這也成為國家控制平民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手段。

二、身份認同視角下明代科舉功名

中國古代的選官制度經歷了從世卿世祿制、薦舉制、九品中正制到隋唐以後的科舉制的轉變，其發展趨勢是:以考試代替推薦，以書面文字功夫代替實際才智能力，以教育出身代替世襲出身。經過隋唐宋元等幾代的發展，科舉制在明代達到完善:科舉與學校空前融合，層次分明的考試次序，嚴格規定的考試內容與考試形式等，標誌著科舉的制度化。士子在中舉之後的飛黃騰達，社會地位的提升，更深深刺激著當時的所有人。

1.明代科舉功名的獲得

明代學校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在比較歷代選官制度的利弊後，決定採用有客觀標準作為依據的科舉取士制度，於洪武三年頒佈開科取士條格:“聯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製……自洪武三年八月為始，特設科舉，以取懷才抱道之士。”

然而朱元璋寄予厚望的科舉考試，讓他極度失望，由於元代“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緣故，讀書人的水平都比較低，通過科舉考試選出來的士子大多都是華而不實。於是朱元璋下令停罷科舉，決定培養自己的人才。在停罷科舉之後，朱元璋用了十幾年時間去完善國子監和州府縣學的各項制度，並於洪武八年詔令地方立社學，從而形成了完備的，從中央到鄉村的三級學校教育體制。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改建國子學於雞鳴山下，設立了祭酒、司業、博士等官職管理學校與教授學業。國子學具有極高的地位，國子學的學生，可以直接被授予官職，“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學者，乃可得官”。否則士子們只能參加科舉考試才能獲得更高級別的功名，然後被授予官職。

同時，明朝還在地方上設置官學，作為普及教育、教化百姓的重要措施。“天下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一個讀書人，要先成為一名生員才能參加以後的科舉考試。而只有成為地方官學的一名學生，才意味著具有生員功名。士子們作為白丁，首先要去參加考取生員的考試。主要有三次考試，分別為縣試、府試和院試。士子只有三次考試都通過，才能稱之為生員，也就是秀才，才有資格進入學校學習。

明代學校教育內容

宋代建立，重文輕武，實行文官政治，並對科舉考試進行了較大的改革。這一時期的儒家學者們，對儒學思想內涵同樣作了重大改變，以適應社會發展。在古文運動的發展中，文學改革與政治結合起來。

明代學校與科舉的捆綁關係決定了儒家經學作為學校的教育內容。早在明代初期，朱元璋就指出:“大學育賢之地，所以興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之所自出”。隨著明代統治的鞏固與加強，政府對儒家思想更為關注，進一步強化對儒家的學習，在永樂年間，陸續頒佈了《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並將程朱註解的《四書》、《五經》作為學校教學的唯一教材，從而在政治上實現了統一經傳的目的。

明代科舉考試

明代的科舉考試吸收並完善了前代考試措施，“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但是科舉制度更加完善，科舉中第後帶來的效益也更高，使得明代的士子們更加的熱衷於的加入到科場的競爭中。

首先考生要參加縣考。考試的內容是四場四書的八股文。縣考之後，考生接下來要參加府裡舉行的院考。院考與縣考大體略同。縣考和府考都通過的學生，參加最後的院考，考試內容還是四書五經。院考之後，如果考生被取中，就成為生員。

科考的第二年，生員便有機會參加各省舉辦的省試，稱為“秋闈”。考試的內容還是儒家經典。第一場考查《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第二場考查論一道、判五道，詔、表一道；第三場考查經史時務策五道。鄉試中第後，考生被授予了舉人功名，他們便有了參加下一年會試的資格。

鄉試的第二年，全國的舉人彙集京師，準備參加由禮部舉辦的會試。會試大多在時年的二月舉行，稱為“春闈”。考試的內容與鄉試相同。舉人在會試中第後，被授予貢士功名，貢士然後參加殿試，正式稱為進士。

2.明代科舉功名的類別及權益

生員

生員是科舉考試的起點，也是最低級的功名，但是標誌著士子開始正式成為“士”一階層，開始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州、府、縣學的生員，雖然是最低等的功名，算不上有權勢的人，由於“公論出於學校”的共識，同時以後會有身居高位的可能，因此具有不少特權。

對於大多數生員來說，可以解決溫飽問題，因為在地方上，生員可以去坐館教書，國家還會每月發放補助。生員在民間社會中有很高的地位，在鄉間常見有頂戴之人，多是生員，大家對他們的稱呼，總是“先生”二字。有許多事情，必須要用秀才，例如結婚時候之伴郎，有錢的人家總會請兩位生員。知縣有公事下鄉，陪縣官起座之人，必須是生員，因為生員有頂戴。

舉人

生員只要考中舉人，便身價百倍，衣食無憂，親戚朋友找上門來認親。舉人同生員相比一個最大的不同是可以授官。在明代前期，由於選拔人才的需要，舉人一般都能有好的出路，授予的官職也較高，隨之科舉制的開展，應試的人的增多，加上社會上重視進士的風氣，使得舉人地位下降，最多授予教官。

舉人雖說不是正式的官員，但可以說是國家的人才了，因為鄉試是國家選拔人才的第一步，可以說是是國家儲備的人才。舉人在地方上是可以和知縣平起平坐的，因為舉人授官有可能是知縣，還可以隨便給知縣寫信，下款稱治愚弟某某。一般來說，舉人最大的榮耀是可以參加會試，參加會試則是舉人的特權。

進士

舉人參加會試中第後，通過殿試就是進士了，殿試一般只排名不會落選，所以只要會試及第，就可以高枕無憂。作為最重要的科名，重要官職“非進士不界”，士子一中進士，便成了地方名士，在社會上備受推崇。

在社會中進士比舉人的地位高，因為中了舉人之後，倘若不能中進士，則只能授予小官或者教職，但是進士就都會授予官職，也就是說進士都能成為官員。進士還有一個生員和舉人都沒有的特殊的榮譽，就是去世後能到“溢法”，如文正、文達、文襄等，這也是每個讀書人夢寐以求的事情。

通過科舉考試獲得的科舉功名，由於其本身所帶有的種種利益，才使得廣大士子們，窮極一生，孜孜不倦的參加科舉考試。

三、明代科舉功名終身化成因

1.官僚政治發展的需要

穩定社會基礎

科舉制度的實行，平民有了入仕為官的機會，有利於拓寬人民政治參與的途徑。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都可以參加考試，人人平等，不再以門第、血緣為條件。科舉制度選拔了大量的人才進入官僚隊伍，擴大了官僚政治的基礎，從而鞏固了統治者在民間的統治力量。科舉制度的實行，在民間產生了一批士子群體，這一群體在明代科舉功名制度下，形成了一個固定的階層，即士紳階層。統治者通過士紳實現了對社會的統治，使得權力觸角深入到民間的每個角落，最終保證了社會穩定。

提高官員的行政能力

科舉考試儒學為考試內容，以考試成績作為唯一的選拔標準。所以參加考試的士子們必然有著很深的知識儲備和極高的文化素養。作為科舉士子重要來源的官學，以儒家經典為學習內容，有著統一的教材，並規定了課程的修業年限，又通過嚴格的學校管理與考核，督促學生上進。此外，還要修習書法，學作時務策。種種措施，使得當時的學生文化與德行兼修，文學與藝術素養極高。由此可見，科舉制度為國家選拔了大量的人才。

增強了官僚隊伍的活力

科舉功名制度對社會的重要作用就是促進社會的流動。科舉制度為寒門士子們開啟了入仕為官的大門，從而使得下層士人想上層流動。明代科舉功名制度下，在社會中產生了一個具備功名的中間階層，而不斷的定期開科取士，一方面讓有著較高文化素養的士子進入士人階層；另一方面使得士人階層進入官僚隊伍，保證了社會流動的活力。

2.士子的內在訴求

漢朝建立以後，統治者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儒學開始在國家政權層面施加影響。到了北宋，理學興起。理學作為一種新儒學，有信仰，有經典，有“形上”理論，有“形下”規範，從而成為整合國家的最佳的思想工具。到明代儒家思想在全國統治中形成了支配地位，成為國家思想，進而成為全民族的意識形態。

明朝統治者如果要實現在全國範圍內的文化、精神、思想上的統治，就必須要依賴和控制知識分子，但是，這些知識分子也有他們自己的“道義”和“理想”，不甘成為統治者的“工具”，於是統治者與知識分子們就作為博弈的雙方，在思想控制與取士的問題上展開了博弈，最終統治者以補償的方式，讓知識分子做出讓步，從而在表面上達到雙贏的局面。明朝統治者取得了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宰權，而秀才和舉人則成為了知識分子的終身功名身份。

3.對落第士子生活的關懷

對以中進士為官作為終極目標的士子來說，科舉的落第預示著自己努力的前功盡棄，不僅以前的努力付諸東流，進入社會上層的希望破滅，還要回到家鄉，繼續為民。這種失敗的挫折感是巨大的，對士子個體及其背後的家庭的影響的深遠的。大量士子的消極情緒在社會上蔓延，便會成為社會不安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明代在借鑑前代對待落第者的基礎上，在關懷落第士子的措施上更加具體和完善。在實行多級功名的舉措之下，明代科舉功名與社會地位掛鉤，科舉功名不僅是再次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擁有一定的功名更可以享受一定的特權，比如免賦稅；高級功名如舉人還能從事學官、幕僚等職業，使得他們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

同時明代士子參加科舉考試，明代政府採取公費送考制度，由官府出資負責送舉人赴京考試，而且社會上也有社會人士慷慨解囊資助應考者的記載。國家與社會上的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使士子沒有後顧之憂的參加科舉。

四、身份認同之下，科舉功名的社會影響

1.社會認同與階層流動

在明代，科舉可以說佔據了整個社會的中心，形成了一個以科舉為中心並影響生活方式、風俗、文學作品的科舉社會。

士子投身科舉，主要是對科舉功名及相關利益的期望。這種期望給與了人們生活希望和奮鬥方向。古代民間將讀書做官視為獲得名望、財富的手段，激勵著人們前赴後繼的投身於此。即使有時候士子會在某個階段的考試中落第，但是這仍然不會影響人們對於科舉制度的忠誠於期望。就像《儒林外史》中說的那樣:“人生世上，只是有本事進了學，重了舉人、進士，即刻就光宗耀祖了。”

在明代，社會的主要的、基本的成員是傳統意義上的士、農、工、商，商人在明代後期也是可以參與科舉考試的，這是明代之前不曾出現過的。也說明了，明代的科舉在一定意義上涵蓋了的絕大部分的社會成員的。這種“公平開放”的科舉制度，無疑加強了人們中第的期望與信念，而這種理想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社會能量。

同時，科舉功名作為一種全社會的普遍認同，到最後不僅是一種功名利祿，更是一種證明自身價值與人生意義的手段。有的士子即使成名已久，卻還一如既往的參加考試，因為對他來說，參加考試是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意義，也是家族的期待。在這種情況下，由於人們矢志不渝的投身考試，在另一種程度上就是在維護和支持著科舉制度，於是科舉制度便發揮了穩定社會作用。

促進社會階層的流動

科舉功名在形式是由後天自身努力的結果，因此對於那些天賦高的平民來說，科舉及第是可以實現的。這就造成了下層民眾向上層流動的局面，在社會階層的流通性方面，明代科舉是最接近人人平等的理想的。

古代統治者設立科舉制度的目的是在一定程度的吸收社會的精英的基礎上維護社會的穩定。因此，歷代統治者在實行科舉制度的時候，都最大限度的採取措施，保證從民到官渠道的通暢性和考試製度的公平性。據研究，明代每年鄉試應試人數在五萬左右，到明代中葉，全國生員的人數大約是三十一萬，明代晚期達到了五十萬。這一龐大數量具有功名的人，成為了官僚充足的後備隊伍。因此，明代科舉功名制度，一方面為平民開通了一個可以向上流動的途徑，另一方面為為官僚隊伍提供了充足的後備，最終保證了精英的循環。

2.科舉功名與國家穩定

科舉功名制度本質上是一種為統治階級服務、維護上層階級利益的政治制度。古代統治者為了保證社會穩定，就會運用各種手段，通過控制社會資源，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達到對下層民眾的控制。科舉功名制度就是屬於通過控制文化來達到對人民的統治。

在明代，科舉功名的獲得必須要參加科舉考試，參加科舉考試必須要進入學校學習。明代學校的教育內容和科舉考試內容是經過政治化的理學經典，明朝統治者掌握了理學的解釋權，朱元璋親自勘定《孟子》，刪去全書八十五處，編成《孟子節文》，頒發到各級學校，作為欽定教材，同時大力鎮壓“異端學說”。這些內容更加思辨化、哲理化而且都是在宣揚著忠君愛國思想。

明代的科舉功名制度，在天下人都可以參與的形式下，以賦予及第者科舉功名為手段，通過控制文化的傳播和解釋權，完全控制了天下的讀書人。但是，在種種規定下，平凡民眾能夠及第者相對而言極少，即使中第，也只是低級功名。同龐大的人口相比，真正獲得功名的人極少。

3.士紳階層的產生與作用

科舉制度瓦解了自漢時期產生的士族階層，加強了中央集權，最高統治者牢牢把握住了選拔官員的權力，而科舉功名制度在明代實行的一個結果，是在社會基層產生了一個新的階層——士紳階層。

在明代，朝廷給與士人的社會政治地位相當優越，舉人、生員是一種終身的功名，即使沒有在官僚機構工作的任何經歷也會有一定的經濟和社會特權。他們不僅具有政府賦予的種種特權，而且以他們自身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種種優勢，建立起對基層社會的有效控制，在國家政權對社會控制相對薄弱的情況下，士紳充當了政府與百姓之間聯繫的重要角色，為維繫社會穩定與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士紳的政治貢獻：教育民眾。在明代，士紳的出身來源於科舉，而科舉的考試內容則是儒家思想，因此士紳大多通曉儒家思想。儒家的教化思想、國家教化權力的賦予、社會對其教化的認同使士紳階層承擔起教化民眾的責任。明代士紳的民間教化體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如法律教化、倫理教化、勸善教化、職業選擇教化等，具體形式上表現在家族教化、學校講學等。

士紳的經濟貢獻:地方建設。不僅士紳承擔著教育教化的責任，由於他們有著深厚的經濟實力，大量的地方事務的實際管理也都操諸士紳手中，例如修路造橋、開河築堤和興修水利等公共工程，都有士紳們的身影。另外，有的士紳還負責修建和主管常平倉，以此維護和穩定農產品的價格，從而在災荒年代可以救濟貧民。作為地方領袖，士紳往往與官府結成聯盟，充當官員和百姓的中介，在地方事務上為官員出謀劃策，在官吏面前代表本地的利益，保證了社會的運轉和維持現狀。

士紳的文化貢獻:明代文化繁榮多樣。有明一代，科舉的興盛，帶動了科舉文化的發展，同時也使社會文化異彩紛呈。小說、戲曲、民歌等形式更是超越前代，形成了明代特有的風格，加上小說、戲曲的作者大部分都是參加過科舉考試的，具有科舉功名，他們在社會上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文化素養，因此，明代小說與戲曲的質量較以前有了明顯提高。

結語：

由科舉制度而衍生的功名制度，反映了科舉制度不斷髮展和完善的歷史過程。科舉制度是一項如何選拔人、選拔怎樣的人的制度，而功名制度則解決了如何安置選拔來的人的的問題，因此功名制度是科舉制度的延續。

明代功名制度的產生與實行，賦予士子社會身份，使得學而有則仕真正成為現實，讓廣大讀書人具有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機會，為讀書人在通往上層社會，改變社會身份，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同時明代士紳階層的產生，使國傢俱有了穩定的拱衛統治的階層，從而擴大了國家的統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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