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一針”“堂帥”“大老師”“四爺”……這一個個獨具特色的名稱，對應的是8位四川男護士。他們來自同一個團隊——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男護士工作小組。
疫情發生後，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四川省中醫醫院）迅速組建應急救援隊馳援武漢，其中就有這支男護士隊伍。小夥子們都是80後、90後，其中7人在重症醫學科工作，1位在呼吸科工作。
為了來武漢，他們都想了不少辦法
（圖從左到右，依次為蔣達偉、張冀偉、鍾永建、孫雪逵、董黃堂、董文棟）
1月23日，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開始招募醫務人員，加入四川援鄂醫療隊，醫院重症醫學科（ICU）的9名男護士都在第一時間報名參戰。
25歲的孫雪逵的做法則符合他“逵哥”的暱稱。第一批人員報名時，原本安排了科室的女同事，孫雪逵立馬給領導打電話請纓上戰場，要求把女同事換下來，但被告知名單已經敲定不能更改。“逵哥”不甘心，反覆給領導打電話做工作，終於如願以償，醫院為此重新出了一份名單。
24歲的董黃堂是“天團”裡年齡最小的，也是醫院呼吸科23位護士中唯一的男性。第一批招募時報名晚了，沒能報上。2月13日凌晨突然接到“出發武漢”的通知，當天是董黃堂結婚一週年紀念日，怕同為護士的妻子擔心，他撥通了在醫院值班的妻子的電話，卻沒想好說什麼又掛斷了。妻子下班回家後得知情況，流下了眼淚，這時醫院暖心地送來了一個蛋糕，小兩口總算是過了個特別的“紀念日”。
28歲的鐘永建在請戰獲批後，一直拖到臨出發才告知家人。“我跟父母談好了‘條件’，每天必須電話報平安。”
打針靠“摸”，找準地方“一針準”
來到武漢後，張愛民、張冀偉、鍾永建等6名ICU男護士在協和武漢紅十字會醫院7樓重症（ICU）病房工作，而董文棟和董黃堂則在協和醫院腫瘤中心10樓工作。
在協和武漢紅十字會醫院重症（ICU）病房，6名男護士要和其他醫護人員一起，負責管理18張病床。讓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平時最常見的打針輸液卻給大家出了不小的難題。
為了防止交叉感染，做有創操作的時候，每位護士都戴了3雙橡膠手套，護目鏡和麵屏。“血管不好找，只能靠摸”，28歲的蔣達偉說，做了7年ICU護士，他也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給病人打針時只能憑藉多年養成的“感覺”。
“人體一般有4個地方的脈搏最強烈，我們就一個個去摸。”蔣達偉說。最先摸手腕，沒有感覺就看腹股溝，然後再看脖子，找準了地方就儘量“一針準”，這是非常考驗功夫的活，“我們曾經遇上過休克的病人，脈搏非常微弱，找到血管後大家都是一頭汗。”
對於大家而言，最擔心的是早班。6點起床，7點趕到醫院，穿好防護服後馬上進病房，一干就是4個多小時，中間如果出來上廁所很麻煩，也會浪費防護服。為了避免尷尬，大家都選擇了少吃東西、少喝水。
最危險的地方，大家輪流頂上
“要說我們和女護士的區別，體力好是個很大的優勢。”鍾永建說。
在協和武漢紅十字會醫院ICU病房裡，很多患者做了插管手術，需要進行俯臥位通氣，這些患者每兩個小時就需要在護士的幫助下翻一次身。
每次給重症患者翻身，都需要5個人合作，患者頭部位置站一人，負責指揮調度，並控制主要管道；患者身體兩側各站兩人，大家共同協作。翻身前，要花10多分鐘整理好各種管道，翻完後，還要再整理一次防止有管道被壓住。
每次跟插管重症患者翻身，既耗費體力又有危險。在翻身過程中，插入氣管的管道與氣管發生摩擦，會引發患者咳嗽，進而產生大量攜帶病毒的飛沫，因此，站在患者頭部的指揮人員被感染的風險最大。
“處在這個位置，不僅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還要有應對緊急突發情況的能力。”蔣達偉說，一般情況下，他們會讓其他護理人員一起協助幫忙翻身，但這個最核心也最危險的位置，基本都是他們6人輪流“坐莊”。最多的一天，有人先後6次站在了那個位置。
幫助減輕恐懼，毫不猶豫握住病患的手
“在我最絕望、心理負擔最重、壓力最大、連續噩夢的時候，是您開導了我，讓我鎮定了下來，扛過了一天又一天。”這是鍾永建的“粉絲”鄭女士親筆寫的感謝信中一段。24日也是她治癒出院的日子。
30歲的鄭女士不幸感染，病情嚴重，此前還有輕度抑鬱症，意志消沉，不利於治療。
鍾永建當起了鄭女士的“心理醫生”，給她講自己當年在汶川的經歷，鼓勵她重新振作。多次交流，鄭女士的情緒慢慢好轉，積極配合治療，情況慢慢好了起來。
70多歲的董奶奶在ICU住了20多天，剛來時靠無創呼吸機和胃管維持生命。在蔣達偉等護士的照護下，老人的情況一天天好轉，因為恐懼，她經常找蔣達偉提要求，“小夥子，我心裡不舒服，想握握你的手。”蔣達偉從來沒有猶豫過，伸出自己的手讓老人握住，他知道，這個時候醫護人員的鼓勵是患者生存下去的重要力量。
不久前，董奶奶成功轉出ICU，這給了“天團”成員們極大的鼓勵和信心，“我們希望儘早幫助武漢人民戰勝疫情，恢復往日恬靜的生活”，蔣達偉道出了大家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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