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兩個事兒出現了。一個是我來之前已經發生了的，醫院成為一個新的傳播點。還有一個就是家裡成為了傳染地
”“最重要的決策不是去決定某一個人的生死，而是決定某一群人的生死。行政部門的角色才真的是最為重要，能夠決定一群人的生死。比如說居家隔離，比如說建方艙，這些影響的人不是一個兩個”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
文 | 本刊記者 楊楠 特約撰稿 湯禹成
編輯 |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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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斌 圖 / 受訪者提供
在武漢的新冠肺炎救治中，很多重症醫生都會提到北京協和醫院內科ICU(重症醫學)主任杜斌。我們問一位重症專家，杜斌是什麼樣的人？答說：一個純粹的醫生。
杜斌是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國家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成員，這是一個醫生能在此次疫情中擔任的一種最重要的角色。他自認已經盡了全力，但應對烈性傳染病的核心在於防控，不在於治療。“最重要的決策不是去決定某一個人的生死，而是決定某一群人的生死。”
3月11日中午，杜斌接受了我們的獨家專訪。
“從他的彙報來看，沒覺得這事已經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人物週刊：高級別專家組的工作是什麼？
杜斌：我是18號中午到武漢，下午醫管局就拿了45個病例給我看，但是到傍晚就告訴我，有別的事兒，第二天就出來了一個高級別專家組，有鍾南山院士的那個，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把我歸在那裡。我自己理解，所謂高級別專家組，就是去了解疫情是什麼樣的情況，做一個大致判斷，然後20號在北京向領導彙報。所以我們19號那天花一天的時間，聽了省裡和市裡的疫情彙報，然後去了武漢疾控中心和金銀潭醫院。20號上午先在國務院彙報，下午我又參加了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的電視電話會議，參會的人不都是衛生口的，還有公安、交通等等。湖北省有兩位主政官員也去了，坦率地講，從他的彙報來看，沒覺得這事已經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人物週刊：我看到另一位高級別專家組成員袁國勇接受採訪說，鍾南山一直在追問究竟有沒有更多病例。
杜斌：確實是。當時提供數字的兩級機構，確實存在說數字的時候，他們彼此之間不一樣，或者說有些數字不那麼確定。比如問醫護人員感染，這個重要的不是人數，而是存在還是不存在。如果存在，就意味著是人傳人。我的理解是，其實鍾南山和袁國勇他們來的時候，已經知道深圳有家庭聚集發病的病例，他們是要確認武漢這邊其實也有。
人物週刊：在北京彙報結束之後的行程是什麼？
杜斌：20號開完會又給了我一個任務，說是WHO要開一個視頻會，日內瓦要和北京連線討論疫情。這個會非常重要，會幫助WHO決定這是不是國際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21號早上又給我一個通知，說會議改到了22號晚上，再往後一天，我就急了。我說我不想在這兒待著，我想去武漢，我不喜歡開會。後來領導同意了，我就收拾東西回了武漢。
杜斌在病房內與患者交流
“對這個病仍然在慢慢認識”
人物週刊：1月22號你開始在金銀潭醫院查房，有什麼印象深刻的病人麼？
杜斌：坦率地講，我記不得了。我花了幾天時間去認識這個疾病的特點，儘管當時他們會給我介紹，但其實跟自己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當時第一感覺是所有人的病情都是一樣的，都差不多。這有點像2014年崑山爆炸，我們收燒傷的病人，186個住院的，三度燒傷面積大概平均在95%，每個病人都基本一樣。我們平時看病在監護室，這人心衰、那人腎衰，這人糖尿病、那人肺炎，是不一樣的，但在金銀潭的ICU，所有人是一個病，看完以後沒有印象深的人，因為都混在一起。
人物週刊：他們都是哪些症狀？
杜斌：都是呼吸衰竭，只是呼衰的嚴重程度不同。有些人無創，有些人有創；有些人有腎衰，有些人沒腎衰；有些人有休克，有些人沒休克。真正對這病逐漸有稍微清晰的想法，是後面的事。
人物週刊：你的認識是怎樣逐漸建立起來的？
杜斌：肯定天天看著病人，看病情變化。在金銀潭我看了十多天，然後就是去不同的醫院。到目前為止，我們對這個病仍然在慢慢認識。我覺得最初這段時間，坦率地說，有點無奈。單從病人和病情的角度而言，確實搞不懂。比如說我們會看到相當一部分病人即便上了呼吸機，低氧依然很難糾正；比如有些病人的二氧化碳瀦留頑固，很難用調整呼吸機的方式調節。
我記得特別清楚，最開始那幾天，我去看了一個病人，病人血氣檢測二氧化碳一欄寫的是XXX，這是到了測不出來的程度，沒有數字了。我在床邊調了一上午，等我中午出來的時候，二氧化碳顯示大於115了。終於有數了，但仍大大超過檢測上限，我就覺得非常崩潰，你根本不知道你在乾的是什麼，你乾的效果到底是什麼？
人物週刊：對疾病認識的變化，在這次疫情裡如何影響治療？你因此犯過錯嗎？
杜斌：進病房後，你就會逐漸認識這些病。除了呼吸衰竭之外，我們最開始意識到腎臟問題，肯定是在最初10天內發現的，但是我承認，心臟問題其實一直到很晚才發現。比如心肌損害，有人在我沒意識到的時候就跟我說，這種疾病是不是有心臟的問題，我就說你不對。我當時要是接受這樣的想法，有可能會更早地意識到這個問題，跟別的人有更多交流。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錯誤，這很正常，大家都會犯錯。
人物週刊：1月份時你崩潰，除了病複雜，還有別的原因嗎？
杜斌：其實那時候還有一個原因，有很多的病人在外面。那時候去武昌醫院，武昌醫院每天五六百個發熱門診。有段時間，同濟醫院是發門診限號，400個號，一個小時之內肯定沒了。
回過頭來，金銀潭ICU只要空一張床，永遠有病人來，而且可能不止一個病人。其實傳染病最重要的不是治療，是防控。你怎麼讓病人數減少，剩下的再去治。你不知道還有多少病人在外面，就意味著你也不知道有多少重症病人。有的病人真是一來了就哐當倒下，一來就心肺復甦，那哪有招？根本救不回來。這些病人在外面就意味著可能會延誤治療。
人物週刊：你當時在著急什麼？
杜斌：其實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兩個事兒出現了。一個是我來之前已經發生了的，醫院成為一個新的傳播點。還有一個就是家裡成為了傳染地。人們來醫院是為了得到治療，而不是得病；你希望他居家隔離也是希望他不傳染給別人，而結果都不是那麼回事。我來的時候，醫院已經癱瘓了，它已經沒有辦法完成自己的使命，變成了散播病毒的地方。
當然，我只管治療，我不負責防控，這不是我的專業範圍，我可能提不出更好的措施。但從這個病毒的傳播情況看，從華南海鮮市場暴發，到醫院，再到社區，我覺得這不對。
“你不插（管），我給你插”
人物週刊：作為專家組的成員，你當時給出的治療意見有哪些？
杜斌：最開始不是一個整體的治療意見，更多是針對每一個病人。但其實一開始這段時間，我自己還是有點崩潰，本來平時的病人調整治療後，其實就好了，就會有改善。但這些病人你怎麼弄，最後還是不行。
我們大家逐漸意識到最開始的治療方式肯定是有問題的，不然不會大多數病人都不好。所以後來大家形成共識，恐怕這些病人前面缺氧時間太長了，所以我們就會在金銀潭醫院和肺科醫院查房時，跟醫生商量說，這病人別等了，趕緊插管。甚至有些人在插管的時候心跳就停了，肯定是太晚了，這是毫無疑問的。
所以後來大家達成了一個相對一致的意見，說我們要積極一點，就開始嘗試早期氣管插管，到後面這些病人早插管之後，相對來說維持得比較容易。
人物週刊：你有自己動手插過管嗎？
杜斌：有啊。
人物週刊：為什麼你這麼大的專家還需要親自動手插管？
杜斌：為什麼不能我插？為什麼都必須人家插？我會插管啊！我插管並不是在金銀潭插的，第一次是北京協和醫院在同濟醫院中法院區接手了ICU，把我任命成病區主任。他們開始接收病人那天我在，我以前的經驗告訴我，其實最慌亂的就是你剛開始接收病人的時候，因為大家都不熟悉這個病。
我在那兒呢，有病人上來要插管，第一個氣管插管肯定是我插的。這時候我得告訴他們，咱們能做這件事，而且是應該做。你要自己都不做，憑什麼讓別人做？這是我的想法。這沒什麼特別的。即便這個團隊有很多人都能插管，而且可能很多人都比我熟練，但是第一根管肯定是我插的。
（注：氣管插管是高危操作，可噴濺分泌物、血液或產生飛沫或氣溶膠，增加新型冠狀病毒傳染的風險。）
人物週刊：我聽說你是全武漢防護最馬虎的一個醫生。
杜斌：我如果沒事，那說明我做的不一定是錯的。他們說我在病區的時候不戴護目鏡，只戴面屏，我是兩個只選一個。他們說杜斌，你怎麼把護目鏡或者面屏弄上來了？因為我根本不相信這病房裡有病毒能噌噌噌就到你眼睛這兒。
但我跟他們說，你見過我面對著病人的時候，把護目鏡摘了嗎？從來沒有。我面對著病人的時候，我不會這麼做，我不是傻子。這裡面最重要的，是口罩、是洗手，別的都不那麼重要，但是你做高危操作的時候是另外一回事。
人物週刊：後來醫院接到通知說要提高插管率，你怎麼理解呢？
杜斌：首先，插不插管這個東西並非是用插管率去評估的。那時候說提高插管率，不是說要求你必須達到一個比例，也不是說每個病區都要插管，而是發現有些病區裡的醫護人員認識不到延遲插管的危害，以及無創通氣會造成飛沫傳播的危害，都說不能插管，這不對。醫生哪能看著病人情況越來越差，有治療措施卻不使用呢？你不插，我給你插，我給你做出榜樣來。恐懼的心理大家都知道，這很正常。但是如果一直拿恐懼來說事，就不對。
人物週刊：疫情初期，很多人沒有得到足夠的醫療救治。但到了近期，我們注意到在國家財政支持的情況下，有一些治療是用了最極致的手段去維持病人的生命。如果換作平時，病人家屬和醫生可能會就是否停止治療作出一個選擇，而不是用極致的治療手段不斷拖延。
杜斌：其實你說的是對的。有的危重病人是這種情況，你挽救了他的生命，後面他可能變成植物人狀態，而且需要家屬或社會持續不斷投入。從地震到燒傷，到現在，這事兒都是無解的。在平時我們會把我們的判斷跟家裡人去談，然後家裡人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會作出一個選擇。這是一個倫理問題，醫學倫理的問題，我暫時沒辦法給你一個很好的答案。
人物週刊：我採訪的一位醫生手上有11個危重病人，他每天都在拼命維持他們的生命，但他判斷其中九成很難活下去。這怎麼辦呢？
杜斌：我也不知道，但這的確是我們要去考慮的一個事兒。比如日本發現燒傷的人一年後的自殺率特別高，很難迴歸社會。現在維持住了生命，但之後怎麼辦，這是更復雜的事情。
杜斌（右二）和同事在病房內研究病情
“這一切與英雄主義無關，唯一的法寶是正直”
人物週刊：前幾天國務院疫情防控首場英文發佈會上，分享中國抗疫經驗時，你為什麼引用《鼠疫》裡的句子——“這一切與英雄主義無關，唯一的法寶是正直”？
杜斌：正好那天上午我一個同學給我發過來這個話，我正愁沒什麼好說的，這挺應景，我就給說了。
人物週刊：你心裡真的是這樣覺得麼？唯一的法寶是正直。
杜斌：當然。你選擇一個職業，你有榮譽，你也有責任。如果你是戰地記者，哪裡打仗你就往哪裡鑽，因為這是你乾的活兒，如果你是飛機的機長，你年薪那麼高，但是飛機出事了，你應該是最後一個離開的，這是責任。醫生也一樣，這時候，醫生不上，你讓誰上？這是醫生的責任。
人物週刊：醫生的責任是什麼？
杜斌：完成你的工作，治病救人，哪能說什麼專家來了之後不進病房。這裡頭不是高尚，是我們應該做的事。
人物週刊：你盡全力了麼？
杜斌：我當然盡了全力。我不能說我所有的判斷都是對的，絕無可能。
人物週刊：你現在能知道你犯過什麼錯誤嗎？
杜斌：我到現在也不能說我認識到了所有的錯誤，但是我知道我一定犯過錯，這很正常。
人物週刊：
什麼時候壓力最大？杜斌：其實沒什麼壓力大的時候。坦率地講，因為最重要的決策不是我們做的。寫診療方案這事兒，我們以前也幹過，禽流感的診療方案什麼的。最重要的決策不是去決定某一個人的生死，而是決定某一群人的生死。行政部門的角色才真的是最為重要，能夠決定一群人的生死。比如說居家隔離，比如說建方艙，這些影響的人不是一個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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