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事业成功，要切合时代背景，顺应社会的正向需求。

尤其是在诱惑多、干扰大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得保持清醒，找准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这也就是“选择大于努力”的道理。

东汉时期的医学家张仲景便是这样的成功人物之一。

中国历史悠久，人才辈出，能被尊为“圣”者凤毛麟角，授予学识或技能有极高成就者。

故而有“十圣”之说，例如文圣孔子、兵圣孙武、酒圣杜康、书圣王羲之、茶圣陆羽等。

张仲景做为医学界的代表，被尊称为“医圣”，享誉世界。

然而，张仲景生逢乱世，仕途困顿，也并非出身于医学世家。他能成为医学大师堪称人生奇迹。

那么，他到底做对了什么呢？

战乱和瘟疫频发的社会环境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一个时代。

几代皇帝被架空。外戚、宦官、士大夫、军阀豪强集团之间斗争复杂、激烈，互相残杀，轮番上演政治闹剧和惨剧。

同时，“黄巾起义”等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战乱频繁。

而比这些人祸更可怕的是天灾—瘟疫，杀人于无形。

东汉末年，疫病流行。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更甚。

曹植的《说疫气》中描述当时的疫病惨状：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大兵之后必有大疫”，战争导致的大量人员伤亡而未能救治，也使疫情更加恶化。

兵祸与疫病交织、绵延，战乱和瘟疫肆虐，老百姓被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死于非命。

因而社会人口锐减，出现了“十室九空”的人间劫难。

就连生活优渥的名士“建安七子”中的多人也死于瘟疫。其中的王粲有诗句写道：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如何在频发的天灾人祸中生存自保，明天能够继续活着，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首要问题。

仕途困顿，厌恶战争，张仲景陷入了中年焦虑。

张仲景出生在南阳郡涅阳（今属河南省邓州市）一个没落官僚家庭。

当时朝廷选官制度中有个“察举”。就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等科目，把有才德者初审并推荐给朝廷，考核合格后任以官职。

“孝廉”，就是除博学多才之外，还须孝顺父母，行为廉正。

青年张仲景才德优秀，加之父亲曾在朝为官，因而被举为“孝廉”，进入仕途。

张仲景在官场摸爬滚打了约二十年，官职累迁，终于在建安年间被任命为长沙郡太守。

当时的行政区划为州郡县三级，郡太守类似今天的厅级干部。

张仲景正是资历匪浅、仕途光明之时。

但是，在这个不上不下的官职上，张仲景坐的一点儿也不开心。

因为他所供职的东汉王朝已是危机四伏，风雨飘摇。

这就如同把张仲景的仕途向上通道隔断，而且皇家铁饭碗变成了玻璃碗。

满怀治国安邦之志，却报国无门。美好的梦想碎了一地。

战争已是时代的背景，社会主旋律，参与战局貌似是个人生事业风口。

摆在张仲景面前的有两条路：

其一， 主动参与战争，获取名利。

乱世出英雄。张仲景的同龄人，如士大夫领袖袁绍、豪强董卓、军阀曹操等纷纷粉墨登场，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

一些掌握有一定的军政资源，或者有点想法的草根阶层，主动投身到战局中，以求功名。

张仲景虽然缺乏那些大咖具有的实力名望，但是可以以郡守之身份和自己的人生阅历，

参与战局，即使不做领头羊，也可以依附大咖获取荣华富贵。

其二，隔岸观火，相机而动。

这些兵乱主战场在中原，张仲景可以在长沙郡这个南方芙蓉国里偷安一隅。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战火在蔓延，战场在扩大，自己朝不保夕，迟早会被裹挟进去。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苟且只是权宜之计。

而且，最后被动入局、任人宰割，当然没有初期积极入局、掌握主动权好。

然而，战局混乱，战况瞬息变幻，哪位大咖将会是最后的赢家呢？枭雄们自身的命运沉浮不定，例如吕布、董卓等已命丧战祸，其部属也难有善终。

主动入局该投靠谁呢？如果跟错人、站错队，迟早会死于火拼。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天下大乱，社会喧嚣。战局既布满风险，也充满着诱惑、机遇。

其实，张仲景在诸多困惑之中，最纠结的是：舞刀弄枪、杀伐四方，违背自己的心性。

张仲景自小好学，喜欢读书，受儒学熏陶，而且信仰道教，不喜杀生。

面对连绵的兵祸与疫病，张仲景悲天悯人，仰望星空，却没法力挽狂澜。

仰望星空，低头救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张仲景厌恶战争，心忧瘟疫。

面对生灵涂炭，横尸遍野。张仲景不由得悲天悯人。

而且，这种生命危险离自己越来越近。

例如张仲景的家族有二百余人。建安初年以来的近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亡，其中死于伤寒病者占十分之七。

后来他在《伤寒卒病论》中对此记载：“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受战乱和瘟疫之害的人难计其数，惨不忍睹，急需有人施救。

然而，统治阶级和各地军阀只顾自己私利，争战、掳掠，驱百姓如牛马，对伤亡死活熟视无睹。

这让张仲景非常悲愤。而他能做的，只能是用自己业余段位的医术救治一些人。

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医师逐渐成为专门的职业。

医者往往出自世家，秘不外传；秉承仁心仁术，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因而，上至皇室，下至民间，对从医者很尊重。

张仲景曾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

后来他在《伤寒卒病论》中回忆道：“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这也是他从小对医学产生浓厚兴趣的动因。

10岁时，张仲景随同郡名医张伯祖学习医术。

天分加上好学，张仲景成长很快，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人们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

为官之后，张仲景也没忘记研修医学，业余实践行医。

身为官员不能四处行医。于是他想了个权宜之计，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坐在大堂上应诊。

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店里给人看病称为“

他的朋友何颙对他曾说：

“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

意思是说张仲景善思好学，没有做官的气质，成为医家是个不错的选择。

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个话催生了张仲景从医的信心。

生命是平等的，无论贫富贵贱。

“良医”的标准，不仅仅是医术精湛，治病救人；更重要的是医德，也即要有一颗心怀苍生的初心，悬壶济世的风骨。

面对乱世，一些医师虽师承名医，却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病痛为己任，而是竞相追逐名利，趋炎附势。

甚至一些庸医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随意开方抓药，赚昧心钱。

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也更坚定了要进入这个行业、激浊扬清的决心。

于是，张仲景把在仕途一展抱负的梦想与病尸一起埋葬，转而毅然全身心投身医学。

张仲景选择的这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与喧嚣的时代格格不入。

他是认真的。

《国语.晋语》中说“上医医国，其次医人。”

医国与医人，同理同宗。

既然成为高官良相、安邦定国的人生道路阻断，那么就退而求其次当医者，救死扶伤，造福黎民。

医国不成就医人，不成良相即成良医

张仲景一方面博览医书，“勤求古训”，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一方面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

医学的对象是人，而且诊病是一种实践技术，医学则是一门系统学说。

于是，坚守活人之道，坚持博识尚术，成为张仲景的治学精神。

他曾在文中说：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他撰写了《评病药方》、《疗妇人方》、《五藏论》、《口齿论》等一系列医著。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

对于瘟疫，古人认为是神鬼邪魔所致，因而往往用驱鬼的方式防治。

但凡有瘟疫发生，由专业的驱鬼人“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连跳带唱，结果耽误了病人的治疗。

而且，还因民众对这种仪式看热闹式的群聚，也加速了瘟疫的扩散。

一些医家则对瘟疫有相对科学的认知，认为这是伤寒杂病所致。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则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影响巨大的医学典籍。

它全面阐述了中医的理论和治病原则，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

他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同时，该书也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现代日本的汉方处方和成药制剂中，很多源于此。

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

“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

该书流传海外，也受到医学界推崇，成为重要典籍。

至今该书仍是从医者必读的重要典籍。

后人研究学习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尊称他为“医圣”。

张仲景能取得巨大的人生成就，除了好学、善于总结前人成果之外，还在于注重培养个人兴趣，在事业上扬长避短，注重理论联系实践。

当然，他成功的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也即初心：人之善心，医者之仁心，做事之恒心。

于是，“不成良相便成良医”成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

从而，也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儒医。

他们博识多才，心怀天下，同时悬壶济世，治病救人，集良医与良相的情操于一身。

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便是其一。

他认为“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

入仕后，他象啄木鸟一样，一生都在为朝廷看病，为民请命，成为宋代最具职业精神的官员之一。

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影响深远 。

良相治国平天下，救民于水火；良医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不同的方式，却是相同的目标，同样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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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中国通史•食货篇》、《国语·晋语》、《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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