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營”在中國至少可追溯到11世紀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在王安石的倡導下，由國家直接經營糧、茶、鹽、牛馬交易等商業活動，使政府成為直接的創業者和經營者。到民國時期，兩大因素把中國推上“國營”之路。就是說，只有“國退民進”才能讓中國企業培養出最強的國際競爭力。除了當事人外，誰都會支持追究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其主要起因有兩個：英美工業革命對世界各國的挑戰和前蘇聯計劃經濟初期短暫而令人炫目的成功。在那之前，中國也好，世界也好，基本都是民營。這也說明只要有“國有”股份，就不可能沒有“國營”。均勻分散的方式，股東數量最多，“委託-代理”關係當然也最極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先是針對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等沒收私人財產。到1952年底，全國已經有80%的重工業和40%的輕工業被收歸國有，國營經濟在商業領域也佔有了50%的營業額。1953年10月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大規模地把中小型以及個體工業、手工業、商業的私人資本和私人財產收歸國有。運輸業的總額中，國有企業已佔62%，公私合營佔36.4%，私營企業僅佔1.6%。
印度比中國強在哪裡？
今天中國的現實是，資源配置、收入增長機會既不受效率原則，又不受公平原則支配，而是由權力原則決定。現在如果停止市場化改革，中國過去的經驗表明，那隻會帶來更長期、更廣泛的不平等。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人均GDP在全國排列第九位，這至少說明了兩點：首先，與其他沿海省和直轄市相比，北京在自然稟賦上不一定有明顯優勢。事實上，不僅在中國，在其他國家，許多人也把他們國家日益惡化的收入不平等歸咎於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所以，這種看法不只是在中國有，而是相當普遍。中國的收入差距問題與其說是市場經濟的問題，倒不如說是對政府資源配置權力、對管制權力的監督制衡和問責的問題。我們對發達國家、印度和中國的地區間收入趨同速度所作的分析表明：最有利於地區間收入趨同的國家形態是憲政體制下的代議制政府加市場經濟。當然，對中國來說，建立這樣的國家形態並非一兩天之事。如果實在要保留國家對經濟的管制、保留部分國有企業，那麼中國必須建立依憲治國的民主政治。這就是國家對經濟人為控制的結果。正是出於這樣一種邏輯，才有前蘇聯、東歐、1978年以前的中國、1991年以前的印度以及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
產權與財富
如果土地產權明晰的話，即使你對他賄賂更多，也不會輕易得手。我們回顧國有經濟的過去，並不是要去追究選擇公有制的歷史責任，而是要承認並總結這些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和教訓。既然人的本性如此，那麼我們可以從中得出一個更一般的結論：每個社會應該讓財產、土地的個人所有程度達到最高，儘量讓每塊土地、每份財產都有明確的個人所有者，亦即有明確的愛惜它的人。相反，如果讓幾乎所有的財產與土地都不歸個人所有，那等於是讓所有財產都像那些公共過道一樣，任人踐踏但卻沒人心疼，環境再怎麼被破壞也不關任何個人的事。比如，現在很多農村土地被地方政府肆意徵收作為開發區，或是建房子，這些可能是城市化過程中必然經歷的過程，本身是件好事。但是，因為土地是國有的，如果投資方和開發商能買通一些關係的話，它們往往可以以較低的價格把土地的使用權買下來。原因很簡單，這些土地是國有的，不屬於簽字出售土地的官員，他們得到的好處僅僅是創造了政績。
國營，還是“還產於民”？
今天中國人的自信與揚眉吐氣是二十幾年前無法比的。如果沒有這些基本的私有產權基礎，很高的GDP或許能加強一個國家的“以官為本”，但不能實現一個社會的“以人為本”。讓個人擁有屬於他自己的產權，讓私人產權的空間達到最大，為每個人的人格尊嚴提供最起碼的產權保障，這些正是“以人為本”的核心內容。一個核心內容是對現金流的收益權，上過學以後，張三的工作所帶來的收入流是屬於張三的。另一個核心內容是張三的人力資本所代表的產權的控制權到底在哪裡？也就是，張三如果不高興或找到更好的工作後，他是否能自由地辭職、換工作。
國有制和政府管制真能促進平衡發展嗎？收入機會的政治經濟學？
最後，即使加稅是為了“公共利益”（因此，這種對私人財產的攝取或者。增加住房投資成本來抑制需求，央行也確實上調過貸款利率。2004年全國房價漲幅14.4%，比2003年高10.6%，創歷史新高。等2004年的各項行政措施實施之後，到2005年第一季度其效果更明顯：房價同比再上漲12.5%。從市場規律角度看，這些結果說明那些管制的確有效，只不過與希望看到的結果正好相反。很“便宜”地每隔兩三年就換一次新房時，就不會有太多人去珍惜、保養好現有住房。政府不應該通過壓制房價迎合這種潮流。但是，一方面調高利率過多會使國有企業負擔太重，拖垮已經虧損多年的企業；另一方面調高利率之後會進一步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吸引更多熱錢，那又會捅開另一個馬蜂窩。於是，在利率、銀行、外匯、國有企業、股市等經濟的方方面面都有問題的時候，哪一方都動不得，觸一發而動千鈞。一旦普通開發商少了，中低檔住房的供給也會減少，供給少了，自然促使房價上漲。
為什麼產權明晰可減少環境汙染？
可是，對中國來說，在投去這些資本之後，阿根廷對中國還會有什麼依賴呢？以前拉美國家基本與中國沒什麼關係，以後也不會是非中國不可，尤其是它們現在還儘量把國門對中國商品封閉著。中國手中實際上不掌握什麼可以制約拉美國家的“撒手鐧”或抵押品，未來在那裡的中國財產就只好靠它們的良心去保障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國際組織對主權國家沒有太多實質性約束的環境下，中國還必須增加這些國家對中國方方面面的依賴性，以此來增加中國在那裡的財產的安全。後來，1962年和1966年再次通過決議，把原來的“公正的”補償修改成“適當的”補償。1972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稱：“將外國人掌握的財產國有化是國家主權的一種表現方式……並且所在國政府有權根據其偏好確定剝奪產權的程序與補償金額。”該決議並沒有說明在什麼情況下沒收外國人產權合理、什麼情況下不合理，只是說如果因沒收引發爭議，那麼只有產權所在國的法院對其有管轄權。
農村土地所有權明晰後結果不會比現在糟
，西班牙佔領了墨西哥、委內瑞拉等幾乎所有今天拉美國家的所在地，這些新殖民地構成了後來人們所稱的“西班牙帝國”。16世紀、17世紀是西班牙帝國的世界，但西班牙帝國執行的是赤裸裸的掠奪性殖民主義，它對發展殖民地社會毫無興趣，更感興趣的是掠奪殖民地國家的自然資源，從墨西哥等拉美國家運走大量金銀礦藏與農作物，等到把這些殖民地資源消耗完之後，西班牙帝國時代到17世紀末也就跟著結束了。判的一些成員缺少合同或契約經驗。美國提出的條款囊括了未來20年或更久以後可能出現的貿易問題以及相應的解決方案，這體現了他們受過良好的律師職業訓練。中國提出的條款非常籠統，比如，美國應該為中國培養更多的管理人才。這類條款都是願望性的，無法從法律的角度加以確認，讓雙方將來難以執行。這反映了我們在商務談判上的經驗是非常有限的，方式應該改變。但這樣的思維運用到國際貿易中會很有害，一旦發生問題時常常權責不清、相互推諉，這會妨礙中國的發展。然而在那一天來臨之前，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美國主導的單極秩序優於冷戰期間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多極秩序，也優於大英帝國的單極秩序，更優於西班牙帝國時代的世界秩序。
不能以房產調控名義攝取私人產權
，中國應該進一步改變以意識形態定位的國際戰略。我並不是說與這些國家保持友好關係不重要，這也重要，但在明確中國的核心問題是發展經濟和國際貿易之後，政府就必須對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外交政策的原則進行調整。中國首先應儘可能地維持好同主要貿易伙伴的關係，這是核心，絕對不要憑一時情緒衝動，主動地惡化同貿易伙伴的關係，否則這將給中國帶來不可估量的社會衝擊。這些年中國在這方面的政策導向已經有所調整，這非常好，但是還不夠。那照樣會使中國的出口市場越來越小，因為不同秩序裡或處於不同極的國家之間是難以進行貿易往來的。因為中國不能再單純地享受現有國際秩序所帶來的好處，而不為它的維護與改善付出努力。中國是個大國，就應該承擔與其身份相符的責任，總寄希望於像原來一樣免費地享受國際秩序的好處而不願作出犧牲，已經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的事情了。世上沒有也不應該有免費的午餐，未來如果中國不為維護國際秩序進行相應付出的話，我們可能會招致更大的損失。中國經濟對國際貿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這直接影響就業機會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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