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門大街的形成，至少在北宋初年
高郵南門明清一條街，俗稱南門大街。位於古高郵城南門外，長約三四華里。高郵南門大街，在歷史上就是一個“古今繁華之地”(蒲松齡：《醒世姻緣傳》)，尤其在明清時期，隨著京杭大運河漕運功能的增強，明盂城驛的開設，南門大街就愈顯繁華。所以直到今天，南門大街一直被人們暱稱為高郵南門明清一條街。高郵南門大街起源於何時，這已無從考證，但是南門大街應該說是與高郵城垣、城門密切相關的，南門大街因高郵城的形成而生。
“高郵”之名，源於秦王疏邗溝，通驛路，“築高臺，置郵亭”。在高高的土臺上設置郵亭，高郵因此而得名。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高郵設縣。設了縣就應該有城垣，由城垣而形成南門大街，高郵城垣有據可查的是從北宋趙匡胤登基開始。《高郵州志》載：北宋開寶四年(971年)，知軍高凝佑主持建築高郵城牆。紹興(1131-1162年)初，抗金名將韓世忠命其部屬董旻營繕。淳熙乙巳(十二年，公元1185年)郡守範嗣蠡建樓於四門上：南門曰“望雲門”，樓曰“藩江”，又於南北開二水門道通市河。明洪武丙午復甓以磚，修南北水關。清乾隆甲子(九年，1744年)知州許松佶修理，更四城門樓之名：南曰“朝陽”。
既然高郵城垣、望雲門及藩江樓、朝陽樓確鑿有據，再加之“南門開二水門道通市河”，又“修南北水關”，這樣，在南城門外形成一條南門大街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而且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南門大街上距望雲門兩華里的地方便是赫赫有名的館驛巷，明代洪武八年(1 375年)盂城驛就開設於此。京杭大運河上一處水陸兼備的中上等水馬驛——盂城驛，以六百年的歷史帶給南門大街的昌盛，古今高郵人是有目共睹的。
元、明、清三代的糧食漕運，促成了高郵南門外的繁榮
元、明、清時的北京，糧食非常匱乏，物資極其緊張。龐大的國家機器，眾多的京師人口，再加之北方戰事頻仍，烽火連年不斷，急需大量的官需、軍需、民需物資(糧食)。《元史·食貨志》說：“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元政府一度推行海上運糧，後因沉船過多而仍改為運河運糧。而明清時期，漕河(即大運河)成了當時的一條經濟命脈。所謂“天下大命，實繫於此矣”(《讀史方輿紀要》卷129)。永樂時，從北京至南京設水驛四十一所，並派十萬大軍沿途保護，以確保南糧北運順利進行。
大運河糧運、鹽運繁忙，高郵作為沿途一個重要縣邑，自然是熱鬧無比。而且，盂城驛還是運河之東里下河平原糧食和食鹽的中轉站。從《明代高郵州境圖》上可以看到南門大街東側、盂城驛東南有一片水面浩蕩的水域一一馬飲塘和鹽塘，它們的東邊有一條南澄子河向東南連接泰州、南通，另一條北澄子河向東北連接興化、鹽城，也就是說在當時交通運輸很不發達的下河地區，大量的糧食、食鹽都是彙集到這裡，再轉裝至上河(運河)的紅船北上運抵京城的。一些至今仍在沿用的地名、巷名就是最好的證明：北澄子河又名運鹽河，它東連沿海各鹽場；馬飲塘、鹽塘它們是糧鹽船舶停泊之地；運糧巷、鹽塘巷，這正是挑夫挑運糧鹽上大運河的通道。
由於南門大街和馬飲塘、鹽塘一帶是明清至民國時期糧食和食鹽的中轉站和集散地，這裡的糧鹽貿易非常發達。北自西門灣，南至五里壩，船接船、船幫船。裡外四、五檔，不下上千條。人頭攢動，號聲連天。《三續高郵州志》卷一“物產”說：“歷年輸出稻穀，就南門外一處調查，歲約五十餘萬石，麥豆及芝麻等半其數。”這裡指的是民間貿易，還不包括通過盂城驛調運的官家糧鹽。沈同富、吳增福、曹竟成老人曾介紹，民國以後，雖然驛站已經廢止，但上下河的糧鹽貿易關係得以傳承，運輸仍然十分興旺。外地在南門開棧設莊的有二、三十家：上海阜豐，南京有恆、福新，無錫茂新、鎮江怡成、南通復新盧、泰州泰來等；本地也有五六十家，大的員工三、四十人，小的也有四、五人。較大的糧行有趙恆南行、萬和行、盂太米行、乾泰豐行等。糧鹽貿易還帶來這一帶各業的興旺：裕源、廣成南貨店；慎昌廣貨店；元章、天福祥棉布店；還有大福、王茂盛米廠；華恆昌、王培生油店；正大、道盛、天章布店； 丁耀記雜貨店；福來、盛興園、小林園茶館等在民國時都很興隆。
盂城驛接待功能的增強，更加速了南門大街的繁盛
南門大街、盂城驛一帶，在明清時不僅漕運發達，而且，由於郵驛功能空前加強，驛站的接待功能發揮到了極致，南門大街更突顯繁盛。
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南京為陪都，六部照設。大運河上公文書信不斷，官宦來往頻繁。高郵作為兩京線上重要一站，其接待任務相當沉重。明代大散曲家王磐，高郵人氏，長期居住於高郵城西，熟知這一帶運河風情，在其著名的散曲《朝天子·詠喇叭》中發出“官船來往亂如麻”的感嘆，這當是明時盂城驛口運河上繁忙景象的真實寫照。據史志記載，盂城驛有“送禮房五間”，可想見其時迎來送往任務之繁重；另有“禮賓軒”三間，是留宿官員酒足飯飽之後的“餘興”廳堂；“小紅樓”數間，實質上是歌伎獻藝的場所。南門大街的繁榮還能從薩都剌的詩中得到佐證。元代士大夫詩人薩都刺在其《秦郵驛》(秦郵驛，即盂城驛的前身)詩中寫到：“官船到岸人多識，楚館題詩客又採。”楚館，即秦樓楚館，是紅男綠女尋歡作樂的茶樓酒肆……這些有閒階層，他們下驛站、駐公館；要享受、要消遣、要行樂，南門大街自然成了他們的好去處。 明清時這裡的三層樓酒店及明暗煙花院都很出名。三層樓者，極言其高也，如今三層樓巷仍在，成為南門大街的歷史見證。總之，這裡官宦大員來往如梭，文人雅士雲集潮湧，差役走卒趨之若騖，商賈雜匠聚之若蟻，在盂城驛的刺激下，南門大街格外興盛。
南門大街還與諸多名人結 緣
南門大街除有元代薩都刺的光顧，還與南宋末年的愛國詩人文天祥結善緣。南宋恭宗德佑二年(1276)，元軍南犯逼近臨安，文天祥受命與元軍談判被扣，並被押送北方，在京口(鎮江)逃脫，一行八人於三月六日到達高郵。他記道：“予至高沙……不敢入城，急買舟去。”《高郵州志》850頁解釋這段話時道：“高沙，今高郵西南，宋有高沙館”。從高郵地形圖上看，高沙館以西是浩渺的高郵湖，與文天祥的活動無關，而文天祥的行進路線是，買舟從高郵城之南的澄子河口過高郵東南的嵇莊休息四日，繼續東發至泰州南塘灣鎮，然後經通州入海南下。那買舟並登舟東去的地點就必定是南門大街、馬飲塘一帶了。
馬可·波羅盛讚南門大街湖產品豐饒
另一個名人便是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他在1282~1284年問路過高郵城南，有下面幾段生動的描述：“城市很大，很繁華”、“民以經商和手藝為生。養生必需品俱極豐富，產魚尤多。走獸飛禽各種野味皆甚多”、“我們用威尼斯銀幣一格魯梭就能買到好的野雉三隻。”南門大街商業特別是糧食貿易非常發達，上文已詳述了；同時南門大街又緊挨大運河和高郵湖，湖中盛產的魚類和野禽充斥南門市場，這樣的描寫也很符合南門大街的實況。荷蘭使者尼霍夫清順治十三年(1656)5月26日駛抵高郵，對高郵城南一帶也有類似的讚歎。
蒲松齡著文盂城驛、落筆南門大街
與南門大街、盂城驛結緣最為深厚的便是清初大小說家蒲松齡了。康熙十年(1671)蒲松齡的同鄉老友孫惠調署高郵州，蒲松齡作為幕僚同往。其間，蒲松齡曾受孫惠委派，過問或管理過盂城驛驛務，時間三個月左右。蒲松齡還代孫惠寫過一篇關於盂城驛現狀的呈文，上報揚州府。此呈文作為蒲松齡的著文被保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蒲松齡集》再次將該文收入該集第一冊，併名之曰《高郵驛站》。該文開始就盛讚“高郵當水陸之道， 南北差使，勢若雲集……”這十五個字概括了驛館、南門大街一帶的旺盛的人氣和繁忙的交通，所述與南門外狀況十分貼切。另外，蒲松齡還在其一百萬字的長篇小說《醒世姻緣傳》第八十八回，寫發生在高郵盂城驛及南門大街的故事，題目就直書高郵 《……呂廚子配死高郵》，小說中寫道：“江都縣將呂祥取出監來畫供，問了三年刺配，……允了詳，定發高郵州盂城驛擺站(服勞役)。”接著就寫盂城驛內對充當驛夫的囚犯六種不同的待遇。小說中還正面誇讚高郵：“那高郵州的人物，生在一個今古繁華所在，又是河路馬(碼)頭，不知見過多少……”
這對高郵的讚語很符合當時盂城驛、南門大街的真實情景。後來，“呂祥將養好了，仍舊帶
了鎖鐐，街上討飯……”資深老人趙庭彥曾回憶，南門大街盂城驛之南，原本有一條“花子巷”。裡面住的全是老邁失去勞動能力的驛夫，老弱的驛夫到最後只能被驛官踢出門外，蒲松齡當然對這段生活很熟悉，將在南門大街和盂城驛的所見所聞“揉”進他．的小說裡當然毫不奇怪。
解放後，隨著公路、鐵路的崛起和城市重心的東移，南門大街逐漸失去它昔日的繁華。但是正是由於這一帶經濟發展滯後，南門大街、盂城驛得以原汁原味地保存下來。如今的南門外，古建依舊，古風純樸。古盂城驛於1995年依照原貌修葺如初，古南門大街也歷時半年於1997年恢復明清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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