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建立者是拓跋鲜卑，拓跋鲜卑的汉化从真正意义上说，是从道武帝拓跋珪进入中原以后开始的。作为一个较晚进入黄河流域的异族政权，北魏前期的汉化历程并不平顺，甚至还出现过逆流，但汉化作为当时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大势所趋，所以在北魏中期出现了孝文帝全面推行汉化的改革，将北魏时期的民族融合推向高潮，也使北魏的国家性质成功地由少数民族贵族专权转变为了胡汉大族士人共同掌政。与北魏逐步实现汉化的历程相伴随，北魏对北投南人的态度也有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从一开始的不信任到后来的半信半疑再到孝文帝时期的委以重任，无疑体现了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面对先进文化时彷徨迟疑、欲拒还迎的心态。
一、道武帝、明元帝时期
北魏统治者在孚进入中原之时就已经注意吸纳汉族士人了。史载：“（皇始元年九月）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①。这表明，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拓跋珪已经认识到要稳固拓跋鲜卑在中原刚建立起来的政权就要借助汉族士人的力量，所以他才会主动向汉族士人咨询治国理政的方略。在拓跋珪的积极网罗下，原仕于后燕的一批汉族士人，被纳入到北魏政权中，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崔玄伯和王宪。崔玄伯，系出清河高门，拓跋珪久闻其名，皇始元年（396年）北魏攻打慕容宝，“次于常山，玄伯弃郡，东走海滨”，拓跋珪“遣骑追求，执送于军门”，颇废了一番周折才得到崔玄伯。王宪，是苻坚名相王猛的孙子，于皇 始中投魏，拓跋珪一见到王宪，脱口道：“此王猛之孙也。”
在当时，拓跋鲜卑的汉化程度远不及南燕和前秦，但这并不影响北魏统治者对汉族士人作用和当时形势的判断：其一，汉族士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特别是他们中某些人还有仕于其他政权的政治经验，这足以使他们成为立国建国不可缺少的人才；其二，时势所迫。当时北魏尚未统一北方，与之并立的还有后燕、南燕、后秦等政权，为了防止汉族士人为政敌所用，也必须要把他们网罗到自己手下。而事实也证明拓跋珪的策略是正确的，这些汉族士人在进入北魏后确实促进了北魏政治的发展。如崔玄伯入魏后，“（拓跋珪）以为黄门侍郎，与张衮对总机要，草创制度。时司马德宗遣使来朝，太祖将报之，诏有司博议国号。玄伯议曰：‘三皇五帝之立号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国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诸侯，及圣德既隆，万国宗戴，称号随本，不复更立。唯商人屡徙，改号曰殷，然犹兼行，不废始基之称。故《诗》云‘殷商之旅’，又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义也。昔汉高祖以汉王定三秦，灭强楚，故遂以汉为号。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逮于陛下，应运龙飞，虽曰旧邦，受命惟新，是以登国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进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徵验，利见之玄符也。臣愚以为宜号为魏。’太祖从之。于是四方宾王之贡，咸称大魏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足见其求才之切。
透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拓跋珪对崔玄伯非常赏识，否则他不会让崔玄伯“与张衮对总机要，草创制度”，更不会让崔玄伯参加议定国号这样的高级会议。而崔玄伯也显示出了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成为拓跋鲜卑政权改定国号为“魏”的最大功臣。再如邓渊，“太祖定中原，擢为著作郎。出为蒲丘令，诛剪奸猾，盗贼肃清。入为尚书吏部郎。渊明解制度，多识旧事，与尚书崔玄伯参定朝仪、律令、音乐，及军国文记诏策，多渊所为”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拓跋珪任用汉族士人参与政治，实行了一些汉化措施，就高估了拓跋珪的汉化意识。拓跋鲜卑毕竟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挺进中原，所以在内心深处他们仍保有胜利者的优越感，当这种优越感被危机感所取代时，狭隘的民族保护意识就会冒出来，成为汉化进程中的逆流。贺狄干因仰慕汉族文化被拓跋珪处死的事情就是一个证明。鲜卑人贺狄干在出使后秦时被扣留在长安10年，因此他“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初，太祖普封功臣，狄干虽为姚兴所留，遥赐爵襄武侯，加秦兵将军。及狄干至，太祖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民族统治者意识到他们可以在战场上征服汉人，但在文化上却可能被汉族所同化 时，就会采用暴力的手段拒绝汉化。对汉族士人，拓跋珪虽然加以任用，但依然心存戒备，动辄诛杀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如清河崔逞，曾一度受到拓跋珪的重用，总领尚书三十六曹事，但最终还是因为受到猜忌而被杀。前文提及的邓渊，虽曾为拓跋珪朝政的建设做出过很大贡献，但后来也被赐死。原因是邓渊从弟晖素与定陵侯和跋友善。当和跋以“好修虚誉，眩曜于时，性尤奢淫”之罪被诛后，“其子弟奔长安，或告晖将送出之。由是太祖疑渊知情，遂赐渊死”
正是由于拓跋珪在依靠还是打击汉族士人时这种举棋不定的态度，使得当时几乎没有南士在入北时选择北魏作为避难所，据《魏书·崔逞传》载：“后司马德宗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等数十人为桓玄所逐，皆将来奔，至陈留南，分为二辈，一奔长安，一归广固。太祖初闻休之等降，大悦，后怪其不至，诏兗州寻访，获其从者，问故，皆曰：‘国家威声远被，是以休之等咸欲归阙，及闻崔逞被杀，故奔二处。’”
拓跋珪的继承者拓跋嗣曾一度离家出走，在与汉人的交往过程中，拓跋嗣深切感受到汉族文化的诱惑力，如《魏书·太宗纪》就记载：“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来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
可见，在当时北投士人对北方的政局动态相当敏感，他们不会投奔到汉化程度不深，对待汉族士人打拉态度不明的政权中去。 。刘向是西汉时期的大学者，拓跋嗣能书写文章指正他的著作，其汉文水平之高可想而知。较之其父，拓跋嗣吸纳汉族士人的力度更大，史载他在永兴五年（413年）二月“诏分遣使者巡求俊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干、临疑能决，或有先贤世胄、德行清美、学优义博、可为人师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⑥。这次搜访人才是在“豪门强族”和“先贤世胄”的范围内进行的，所以很明显的具有拉拢汉族高门的意图，可是由于当时拓跋鲜卑与汉族间隔阂尚深，这次访求人次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这毕竟向汉族士人传递了一个讯号：北魏统治者是愿意与他们合作的。加之在地里位置上离东晋较近的南燕后秦先后被刘裕所灭，所以在泰常年间（416－423年）北魏迎来了南人北投的第一个高潮期，就笔者初步统计在这一时期投奔到北魏政权中的南方宗室人物12位，大族士人18位，共计30位⑦拓跋嗣对这些南士虽然礼遇有加，但并没有对他们委以师旅重任，甚至还拒绝了一些士人南讨的请求。据《魏书·王慧龙传》载：“泰常二年，姚泓灭，慧龙归国。太宗引见与言，慧龙请效力南讨，言终，俯而流涕，天子为之动容……然亦未之用。后拜洛城镇将，配兵三千人镇金墉”。拓跋嗣虽然被王慧龙诚恳的态度所打动，但最终却只派给了他3千兵力，令其镇守金墉，也就是间接的拒绝了他想要领兵南讨的请求。另《魏书·刁雍传》云：“泰常二年，姚泓灭，与司马休之等归国。上表陈诚，于南境自效。太宗许之，假雍建义将军。雍遂于河济之间招集流散，得五千余人，南阻大阙，扰动徐兗，建牙誓众，传檄边境。刘裕遣将李嵩等讨雍，雍斩之于蒙山。于是众至二万，进屯固山”
北魏在拓跋焘统治时期，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随着疆土的拓展，拓跋鲜卑与汉人的接触更加深入频繁，作为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拓跋焘认识到了汉化的重要性，开始有意识地调整与汉人世家大族的关系，刻意笼络那些文化高门。这集中体现为拓跋焘在神 四年（431年）九月下诏举拔人才。诏曰：“顷逆命纵逸，方夏未宁，戎车屡驾，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马无为，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拔起幽穷，延登俊乂，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虽殷宗之梦板筑，罔以加也。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诗》不云乎：‘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邕熙之美。《易》曰：‘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拓跋嗣虽然答应让刁雍“于南境自效”，但却没有给他兵力上的支持，刁雍只能通过召集流民来抗击南朝。这表明，在拓跋嗣时期，北魏政权对南人还怀有戒心，没有完全信任。
二、太武帝时期
随着北魏汉化进程的加快，主动前来投奔的南人数量也逐渐增多。对于北投南人，拓跋焘大多能量才任用。对于一些有军事才能的南人，拓跋焘授兵权给他们，让他们带兵打仗。如在始光元年（424年）任命刁雍为镇东将军、青州刺史、东光侯，给5万骑，协助叔孙建攻宋东阳。诏书中明确指出要征辟一批所谓“冠冕周邦”的“贤俊之胄”，可见在这次的征士中家世是确定人选的一个重要条件。高允所作的《征士颂》，详细记载了被征服者的官、爵、郡望、姓名，此次北魏共征召了以范阳卢玄为首的汉人文士42人，实际应召者35人。可以想象，这么多的汉族高门参与到北魏政权中，必然会加速北魏汉化的进程。而且当时在崔浩的主持下，北魏开始了第一次效法南朝的改革，许多南人都得到了崔浩的提拔。据《魏书·王慧龙传》，崔浩初次见到慧龙便称他“真贵种矣”，并“数向诸公称其美”。慧龙一直想带兵南讨，可开始的时候遭到了拓跋嗣的拒绝，但在此时，却在崔浩的力荐下成功了，拓跋焘任命王慧龙为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左长史。“及刘义隆荆州刺史谢晦起兵江陵，引慧龙为援。慧龙督司马卢寿等一万人拔其思陵戍，进围项城。晦败，乃班师。后刘义隆将王玄谟寇滑台，诏假慧龙楚兵将军，与安颉等同讨之。相持五十余日，诸将以贼盛莫敢先，慧龙设奇兵大破之。世祖赐以剑马钱帛，授龙骧将军，赐爵长社侯，拜荥阳太守，仍领长史”。而且王慧龙熟悉南方典章制度，曾“撰帝王制度十八篇，号曰《国典》”。另《魏书·袁式传》载，崔浩见袁式一面，“便尽国士之交”，还就典章制度常常询问袁式的意见，史称“是时，朝议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所草创，恒顾访之”。还有毛修之，浩“以其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忧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可见，在崔浩汉化改革的过程中，入北南士出力甚多，故南方的典章制度在北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南齐书·魏虏传》评价道：“佛狸（拓跋焘字佛狸）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但崔浩却因在改革中倡导“齐整人伦，分明姓族”。
崔浩“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政治理想在太和十九年（495 年）由孝文帝实现了。孝文帝下诏在鲜卑和汉姓中同时定族姓，鲜卑姓族的高低全部以祖先北魏初皇始以来的官爵尊卑为准，汉族门阀中甲乙丙丁四姓等第是按照先世官爵评定。但实际上，由于北魏统治区域内的魏晋旧门非常少，这次汉人姓族的评定同样是以北魏本朝官爵为标准进行的，所以在西晋时还是寒门的陇西李氏，魏晋时并无人物的赵郡大姓李氏，非正支的博陵崔氏，得以和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并列为全国性的“盛门”，触动了鲜卑贵族利益被杀，并且所有与他有关系的河北世家大族无一幸免，这无疑是拓跋鲜卑反汉化的又一次逆流。但作为大势所趋，汉化的潮流是挡不住的，所以在孝文帝时，北魏进入了全面汉化的时期。
三、孝文帝时期
孝文帝定姓族，使北魏政权成为了一个在门阀体制下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相结合的统治集团，有效地消除了胡汉统治上层的矛盾和隔阂。
孝文帝定姓族列定的汉族高门：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有两个就是由南入北的汉族大姓。太原王氏于两晋之间南迁，在东晋政权中也曾显赫一时，但到了东晋统治的后期，在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的君相之争中，同为太原王氏的王恭和王国宝分别支持君方和相方，互相争斗，两败俱伤，太原王氏最终于东晋末覆灭，幸存者王慧龙孤身北逃。王慧龙入北后，凭借屡立战功和与高门大姓联姻，很快崛起。在其孙王琼时，太原王氏已成为北朝“四姓”之一，此后，王琼四子，并掌机要，时人语曰：“英英济济，王家兄弟”。清河崔氏的代表人物当数崔光、崔亮，他们作为青齐士人曾一度遭到打压，但作为文化士人的特质他们在逆境当中仍能坚持习儒，最终在孝文帝改革中受到重用。孝文帝曾向群臣称誉崔光说：“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无意外咎谴，二十年后当作司空。”又说：“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
孝文帝将太原王氏和清河崔氏两个曾在南方政权中有名望和号召力的大姓抬高，为的就是要吸引更多的南士入北。一方面，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推行的一系列汉化改革并非元魏宗室所愿，亦非他们所能胜任，必须依靠汉族人士来完成。而北投南士熟知南朝文化和典章制度，可以为北魏改革提供许多可以借鉴和学习的东西。如王肃对北魏的官制改革和礼仪改革贡献很大；刘芳在律令改革上功绩卓著；蒋少游在服饰改革和都城建制上功不可没。足见，孝文帝对崔光的宠信和重视。
另一方面，孝文帝时期，南北双方对特殊区域的争夺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而削弱南朝实力，最简单有效的做法就是诱降南朝边境将领。孝文帝就曾言：“凡立忠抱节，皆应有所至。若奉逆君，守迷节，古人所不为”。可见，根据政治需要，叛降者被美化为了弃暗投明的有识之士。即使南人犯罪，北魏政府也会从轻处理。据《魏书·薛安都传附薛真度传》，真度征赭阳败后，有司上奏要求免其官职，高祖却下诏曰：“真度之罪，诚如所奏。但顷与安都送款彭方，开辟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师，内宁边境乌合之众，淮海来服，功颇在兹。言念厥绩，每用嘉美，赭阳百败，何足计也？宜异群将，更申后效。可还其元勋之爵，复除荆州刺史，自余徽号削夺，进足彰忠，退可明失”。另《魏书·沈文秀传》载：“（沈文秀）子保冲，（太和）二十一年，坐援涟口退败，有司处之死刑。高祖诏曰：‘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阳作部终身。’既而获免”孝文帝时期所实行的这些提高汉族士人地位、优待南士的政策表明，较之前期不自觉的、被动的汉化，此时北魏统治者已能正确的看待汉族文化对拓跋鲜卑。
政权发展的积极影响，所以已能主动的、自觉的接受汉化。而且还认识到了入北南士在传递南朝先进文化制度，促进北魏政治文化发展上的积极作用，所以采取了许多措施吸引南人北投。史籍所载北魏迁洛后招俫大批“吴人”，还专门为他们建造集中居住的里闾东魏在建立之初，无论是经济、军事势力，还是地域范围都超过了西魏，但民族政策上的失误使其无法保有原来的优势。东魏统治集团主要是由六镇鲜卑和河北汉族地主组成，边镇鲜卑歧视汉人，民族矛盾尖锐。作为统治者，高欢也曾试图调和这个矛盾，“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而凌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这充分证明北魏对南方士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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