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江西人口446萬，佔全國總人口的l0%.而到了元代初期就達到1400萬，佔總人口的20.2%。因人稠而地窄，贛人不得不背井離鄉，尋找生存空間。
“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天下當老闆”。從唐代開始，江西人便開始了外出經商的傳統。他們的形象經常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鹽商婦》，馮夢龍的短篇小說《醒世恆言》和張應俞的《杜騙新書》。古代江西商人之多，活動範圍之廣，有如時下的溫州人，經商成了他們的文化。
北宋時期，江右商幫漸成規模。江西有江南糧倉之美稱，物產豐富。明清時期，江右商幫正式得名並稱雄於世，其時，貿易依靠水上通道。在豐富的物資保證下，江右商幫利用運河一長江一贛江一北江這一通道，將生意做得風生水起。3000多公里水上通道，有三分之一在江西境內。
很明顯，江右商幫在國內，甚至國際貿易中都處於極為有利的地位。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贛地，緊抓歷史機遇，盡情展示贛人的才智。宋代江西布商陳泰將資金預先送到種麻、織布的農民手中，再收購他們的布匹產品.這種既扶農又壟斷貨源的經營方式放之現代也不過時。
“無論秦蜀齊楚閩粵，視若比鄰”“牽車者遍都大邑，遠逾黔滇不憚”，這是江右商幫勇闖天下，艱苦創業的真實寫照。經商，在贛地蔚然成風。由是，湖廣“無江西商人不成市”；江蘇“三日不見贛糧船，市上就要鬧糧荒”；雲貴川“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瓷都”景德鎮，名副其實而名揚萬里；樟樹無藥，競成“藥都”，有“藥不過樟樹不靈”一說。
江右商幫的足跡也跨出了國門.發展成當時的“跨國公司”。歐陽修後裔歐陽雲臺在日本經商，成為富豪；印尼的三寶壟大覺寺內供奉許遜真君的銅像，這是當地的江右商幫集資所為；饒州人程復幾代人為琉球國重臣，推廣儒學，開發航運，使之成為海上貿易中心；豐城人楊永清帶領大批贛籍商人來到東南亞，把萬壽宮建在了新加坡、菲律賓。
江右商人在外無不奉行忠、信、孝、悌，這是江右商幫賴以生存發展的不二法門。利馬竇在他的《雜記》中多次提到江西商人講信用，他們不賣假貨、劣貨，不抬高物價、欺行霸市。他們具有儒商風範，賈德是江右商幫家規、族規、幫規的重要內容。
臨川張氏兄弟往漢口販賣紙業，一次，從漢口賣紙歸來，發現貨主多給了100兩銀子。他們認為：此乃非分之財，應還之。遂將貨主多給的100兩銀子全部買了紙，攜往漢口，貨主深感欽佩，他們之間的貿易往來從此更加誠信。
與晉商、徽商不同的是，江右商幫龐大到大規模移民的程度。他們富則為商，負販行天下：巧則為工，挾技藝以售四方。整個明代有近千萬江西人移居“趾相錯，踵相接”的湖廣地區，即是古時所謂的“江西填湖廣”。據說“江西老表”的稱號就是這麼來的。
“江西填湖廣”後面還有一句“湖廣填四川”。更多的江右商人又從湖廣向大西南地區進發。來到川東地區及成都平原。有意思的是，他們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經商致富後，定居下來，入鄉隨俗，融進了當地民族。有的居然成了土司、酋長。在清代“改土歸流”時被清政府“打假”，大批江右商人出身的土司被強行遷回原籍。
江右商幫開創的業績，說明江西人思想開化，並不守舊。他們不僅會讀書，也知道“富貴不必詩書”的道理，知道讀書不是唯一的生存途徑。
江右商幫的文化偶像許遜，成就了江右商幫，卻在某種意義上又使江右商幫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生意場上，貴在誠信。誠信是許遜信仰的核心之一，江右商人無疑是恪守的，生意由此越做越大。這是儒家的人世。而道家的出世，又使得江右商幫得不到極致的發展。他們滿足於現狀，正所謂“良田萬頃，一日止食米一升，大廈千間，一夜止眠地八尺”。這也是許遜的信仰核心之一。在此信仰下，江右商人小富即安，沒有野心。他們不像徽商那樣坐擁巨資，也不像晉商那樣經營壟斷行業，更不像後來出現的浙商那樣是中國近代資本的源頭。
它的輝煌在500年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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