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這一生最難抵達的,是天真

人這一生最難抵達的,是天真


總要愛著點什麼


100 年前的今天,汪曾祺出生在江蘇高郵。再讀他的文字,天真依然。


晚明文學家張岱說,“人無癖不可交,以其無深情也。”而汪曾祺的第一“癖”,便是美食,他不僅喜歡吃,還專門著書談吃,那文字中的吃,不僅有生活,還有深刻的人生體驗:


長沙火宮殿的臭豆腐因為一個大人物年輕時常愛吃而出名。這位大人物後來還去吃過,說了一句話:“火宮殿的臭豆腐還是好吃。”後來火宮殿的影壁上就出現了兩行大字:“最高指示:火宮殿的臭豆腐還是好吃。”


人這一生最難抵達的,是天真

汪曾祺的畫


在他眼中,什麼事情都抵不過平常的一菜一蔬來得真實。世間最是煩心事,唯有美食治癒人心。他走到哪裡,就會吃到哪裡,同時還會留下文字品評,在他的美食地圖中,有內蒙古的手抓肉:


“手把肉”即白水煮切成大塊的羊肉。一手“把”著一大塊肉,用一柄蒙古刀自己割了吃。蒙古人用刀子割肉真有功夫。一塊肉吃完了,骨頭上連一根肉絲都不剩。有小孩子割剔得不淨,媽媽就會說:“吃乾淨了,別像那幹部似的!”幹部吃肉,不像牧民細心,也可能不大會使刀子。牧民對奶、對肉都有一種近似宗教情緒似的敬重,正如漢族的農民對糧食一樣,糟踏了,是罪過。


也有昆明的炒雞蛋:


炒雞蛋天下皆有。昆明的炒雞蛋特泡。一掂翻面,兩掂出鍋,動鍋不動鏟。趁熱上桌,鮮亮噴香,逗人食慾。番茄炒雞蛋,番茄炒至斷生,仍有清香,不疲軟,雞蛋成大塊,不發死。番茄與雞蛋相雜,顏色仍分明,不像北方的西紅柿炒雞蛋,炒得“一塌糊塗”。


最讓人驚歎的是,晚年的汪曾祺每每買到新鮮食材,都會先揮毫一番,然後再將它們烹煮,天真之氣盡現。


人這一生最難抵達的,是天真

汪曾祺的畫


他的另一個癖好當然是文字,在《人間草木》裡,他既可以與草木對話:


“如果你來訪我,我不在,請和我門外的花坐一會兒,它們很溫暖,我注視它們很多很多日子了。它們開得不茂盛,想起來什麼說什麼,沒有話說時,儘管長著碧葉。你說我在做夢嗎?人生如夢,我投入的卻是真情。世界先愛了我,我不能不愛它。”


也會痛快的飆一下髒話:


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於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得著嗎!”


這就是真實的汪曾祺,被稱為“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


人這一生最難抵達的,是天真

汪曾祺的父親汪菊生


在他的出生地江蘇高郵,汪家大院很是有名氣。


曾做過運動員的父親喜歡喝酒,每次飲酒常會給汪曾祺也倒上一杯,抽菸一次點兩根,兒子一根老子一根,所以不滿 20 歲的汪曾祺已具備一副“浪蕩公子”的氣質。


父親汪菊生是個全才,受家庭影響做了眼科醫生,同時笙簫管笛等樂器無一不會,甚至畫畫、篆刻也是信手拈來。汪曾祺從小耳濡目染,學習古典詩文,能詩能畫,兼諳樂器戲劇,這些廣泛的興趣愛好,都來自父親。


對爺倆來說,這都是玩兒,後來的汪曾祺也曾總結道:“生活,是很好玩兒的。”


人這一生最難抵達的,是天真

年輕時的汪曾祺


1937 年,日軍佔領江南,江北告急。


這一年的汪曾祺 17 歲,在勉強讀完中學後,他隨父親到一個村莊的小庵裡(他後來將此庵寫入小說《受戒》)避難半年。此時,除準備高考的書籍外,汪曾祺只帶了兩本書——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和《沈從文小說選》。現在看來,這兩本書對他的文學之路影響極大。


兩年後,考入西南聯大中文系,因為體育和英語不及格,本是 4 年的學制,他讀了 5 年。實際上,這並不是一個學渣逆襲的故事,大學期間的汪曾祺不愛上課,喜歡到處逛泡茶館,但難得的是,他喜歡閱讀,常常是用晚上的時間在圖書館讀書,有時一直讀到天亮,然後回宿舍睡覺,第二天接著逃課、讀書...


最初的一年,他幾乎讀遍了圖書館裡的各種著作。


人這一生最難抵達的,是天真

汪曾祺與沈從文


二年級,汪曾祺遇到了恩師沈從文,老師開課 3 門,他一次課都沒逃過。


年輕時,汪曾祺很喜歡抖機靈的寫作方式,他曾寫過一篇小說拿給老師看,文中主人公的對話十分精彩,精心設計過,但沈從文卻批評說:“你這不是人在講話,是兩個聰明腦袋在打架。”


就是這次批評點撥,使汪曾祺豁然開朗,悟到了寫作的真諦,他後來對自己的文學語言總結到:“語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聽就記住。語言的唯一標準,是準確。”


這也正是汪曾祺的文字樸實卻不乏鋒利,天真卻不矯情的原因。


人這一生最難抵達的,是天真

汪曾祺與夫人施松卿 1948 年


從 1958 年開始,汪曾祺吃了不少“成份”的苦頭,但他卻看得開,在隨筆中風趣地寫道:“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風雨飄搖的十年,文人們大都沒逃得過此劫,汪曾祺因為有“前科”就更是重點照顧對象。幾年後,恰逢江青主抓樣板戲《沙家浜》,想到了曾經排過戲的汪曾祺,才使他倖免於難。


相比同時代的很多文人,汪曾祺是幸運的,自始至終家庭和順,家人之間也並未隔閡反目,這都得益於他樂觀的人生態度和積極的家庭教養。


人這一生最難抵達的,是天真

晚年汪曾祺與施松卿


有人曾問他:“這麼些年你是怎麼過來的?”


“隨遇而安。”


他的文字,始終透露出一種不爭,他對生活始終都保有一種熱忱、灑脫和天真,即使經歷了戰爭和運動,仍是如此,這便是人生最難抵達的境界。


1980 年,他重新拾起筆,發表了《受戒》,字裡行間沒有半點苦悶,依然一副溫情從容的閒適。他寫過不少具有反思性質的小說,都是淡淡的,不露痕跡,有一種溫和含諷的笑意。汪曾祺說,“我的性格就不是一個爭的人。不控訴、不置惡語,哀而不傷,怨而不怒。”


王安憶說他“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不管世間多麼複雜,他始終活得像個孩子般純粹。同時代人中,在楊絳寫的《幹校六記》裡,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修為,這是一個作家天性中的良善,用情深切,卻飽含天真。


汪曾祺的動人之處,大致就在此處。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