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即便你既不是肖戰粉，也從不看什麼同人作品，仍然無可避免地會被這一事件刷屏：肖戰粉絲因為一篇“女化”肖戰的同人文而推動舉報了文章平臺AO3，並最終致使其遭到屏蔽，進而同人創作粉和肖戰粉之間爆發了曠日持久的“鬥爭”，肖戰代言的諸多產品遭到抵制，未播出的影視劇出現一星預訂，至今肖戰工作室已發出道歉，卻被認為敷衍了事且於事無補。
作為吃瓜群眾，許多人不僅不瞭解同人寫作，甚至於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偏見，簡單片面地將其歸為侵權盜版、低俗趣味等等。其實同人一詞來自於“どうじん”，最初指向志趣相同的人，引申為對漫畫、動畫、小說等作品中已有人物的二次創作，原作者未能做到的、未能滿足的，許多時候由同人作者來完成，由此常常能給讀者帶來意料之外的閱讀體驗。
麻省理工學院的亨利·詹金斯作為學者以及粉絲，指出了許多人對同人文化的誤解。他認為同人文本，不管是同人文、畫、歌曲或者視頻，都是受整個粉絲圈的社會習俗、審美慣例、解讀策略、可用技術資源和技術水準制約的。而粉絲們擁有的不止是從大眾文化中攫取來的針頭線腳，相反，
他們擁有的是從媒體提供的符號原材料上建築起來的整個文化體系。同人寫作意味著品位低下？
所謂的“好品味”、恰當的言行或者美學價值都既非天然也非普適，相反，他們都深深植根於社會經驗中，並體現了特定的階級利益。就像皮埃爾·布迪厄所說，特定人群將特定品味視作理所當然，正是因為這些品味是他們作為特定文化群體中的一員，被最早接觸的事實塑造、被社會交往加強，並從高等教育等社會機構的經驗中合理化的（這些機構往往會獎勵恰當的言行和品味）。
品味成為維持社會分層和固化階級身份的一種重要形式。“天生”就有好品味的人在體制內的社會等級中就“應得”更高的地位，並從教育體系中得到最多優惠，而其他人的品味則被視為“無教養的”或低下的。品味區別不僅決定了文化形式是否理想，更決定了人與文化產品產生聯繫的方式、解讀文本的策略以及消費方式是否理想。
雖然對特定品味的教化成功到了我們時常覺得自己的文化選擇不僅自然而且普適、永久，但是品味依然總是處於危機狀態。它永遠不可能保持穩定，因為它一直受到他人眼中“自然”品味的挑戰。“好品味”的界限必須一直處於人為監控狀態下，合適的品味必須和不合適的嚴格區分開，而壞品味的人群必須和那些符合我們心目中好品味的人群區分開來。
由於品味和我們其他的社會文化經驗緊密相關，美學上的厭惡往往導致全盤道德交流障礙和社交阻隔。“壞品味”不但不理想，而且不可接受。因而美學上的選擇和對作品的解讀方式包含極為重要的社會層面意義，並且時常需要社會和心理範疇的因素來支持其合法化驗證。特定美學框架下被視為非理想的物品，往往會受到批判，被指責為對消費者有害或有負面社會影響。美學偏好是通過立法和公眾壓力施加到個人身上的，例如以保護兒童免受某些文化產品的“腐蝕”為名而採取的各種方式。熱愛這些文化產品的人往往被認為是智力低下、心理不正常或者情感上不成熟的人。
這些刻板印象雖說並非全無事實依據，但對粉絲的刻板印象更多地等同於，主導文化等級秩序受到侵犯時的恐懼心理的投射。粉絲對資產階級品味的侵犯和對主導文化等級秩序的擾亂，註定了此等級秩序的維護者（也包括具有同樣文化品味但表達方式完全不同的人）會將粉絲所愛定性為不正常且具威脅性。正如布迪厄（1980）所指出的：“那些自認為合法文化衛道者的人最不可忍受的，是那些明令嚴格區分的優劣品味，卻褻瀆地合流到了一起。”
法國當代著名的社會學家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
粉絲文化模糊了這些界限，將流行文本視作值得和經典文本同等關注和欣賞的文化產品。那些通常適用於“嚴肅高尚”作品的閱讀方式，如文本細讀、詳細分析、多次及長時間重複閱讀等，被毫無區分度地“濫用”於大眾文化“快餐式一次性消費”的文本當中。粉絲們眼中的“藝術家”在別人看來只是商業性的老調重彈，粉絲們眼中的超越性意義在別人看來只是陳詞濫調，而粉絲們眼中的“高質量和創新性”在別人眼中也只是陳規俗套。
粉絲解讀文化產品時不僅選擇了不同的解讀對象和不同的解讀密度，而且更進一步選擇了別樣的閱讀及接觸文本的方式。站在主導品味的角度看來，粉絲明顯駭人地失控，是無紀律且無廉恥的盜賊讀者。
粉絲們不為體制上的權威與專家所動搖，而是強調自我解讀、評價和創造經典的權利。粉絲們不為傳統意義上的文字與知識產權所恫嚇，他們洗劫大眾文化，從中攫取可運用的資源，並在此基礎上二次創作，作為自己的文化創作與社會交流的一部分。粉絲似乎模糊了事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他們在談論虛構人物時，好像這些人物除了文字上的表現外，還另有實體化的存在，他們進入虛構世界時的態度，就像是進入一個真實可觸的世界進行探索。粉絲文化體現了對主導文化等級秩序的公開挑戰，對作者權威的拒絕和對知識產權的侵犯。
粉絲對所喜愛的媒體文化產品的典型反應不僅僅是喜愛和沉迷，還包括不滿和反感，這正負兩方面的反應促使了他們與媒體的積極互動。由於流行敘事往往不能滿足觀眾的要求，粉絲們必須與它們鬥爭，努力向自己和他人表達原作中未能實現的可能性。由於文本仍然是引人入勝的，所以粉絲們不會輕易地忽視原文本，而是盡力尋找一種使其為自己興趣服務的方式。粉絲遠非無自我意識地沉迷，而是強調他們對於大眾文化文本所能行使的權力；這些原文本成為他們自己文化產品的原材料，也是他們社會互動的基礎。在此過程中，粉絲不再僅僅是流行文本的觀眾，而是參與建構並流傳文本意義的積極參與者。
耽美同人帶來了什麼？
有部分人認為，耽美同人具有很多進步因素：它發展了更平等的愛情關係和情色關係，它超越了社會性別和性角色的死板分類，它批判了傳統男性氣質中壓迫人性的一面。
但是，同人作者們也可能毫無批判地接受商業寫作中的社會性別觀念，尤其是同性戀恐懼，以及更常見的幾乎赤裸裸的對女性性相以及女性身體的不齒。
耽美同人就像大部分的粉絲文化一樣，代表了粉絲與大眾文化意識形態建構的妥協，而非徹底激進的斷裂。
粉絲們自己也越來越對耽美同人的某些常規套路呈批判態度。耽美同人粉絲常常直接質疑隱藏於同性情色言情構建中的同性戀恐懼。耽美同人粉絲擔心男同性愛人的性身份會完全遭到拒絕，尤其是考慮到大量的同人故事都極力否認人物從前的同性戀經歷或者是同性戀性取向：比如一句常見的話叫做“我不是同性戀；我只是愛（填空）”，或者就像一個粉絲在一次同人展會中精準的重新概括：“我不是同性戀，我只是喜歡吸斯波克的那話兒。”
她們呼籲更多故事超越初次故事，描述穩定的關係。她們提出疑問，認為這些人物不應從現實同性戀的生活狀態中孤立開來，而普通同性戀的故事又往往會以極為刻板的方式呈現出來。耽美同人粉絲指責說大量的耽美同人忽略了性取向的政治意義，也沒有討論艾滋病的話題。
同人小說和原電視劇一樣是完全對各種閱讀方式開放的，同人作者對她們作品意義的掌控權並不會比原電視劇製作方對他們作品的掌控權更大。）有些粉絲擔憂百合同人的稀少數量，以及一些耽美同人粉絲近乎強迫症似的反覆重申自己的異性戀身份，還否認了耽美同人圈中女同性戀的存在。有些粉絲擔心很多耽美同人對於女性角色的對待方式就是厭女症，這些同人故事一般以男性角色之前和女性的失敗浪漫關係來反襯男性同性關係的理想。
耽美同人為同性戀、雙性戀和異性戀的女性之間的溝通創造了渠道，為性政治相關對話提供了基礎詞彙，並提供了更多機會以更大的公開度和自覺性討論社會性別的構建過程。這種明顯構建男性同性社交慾望連續區間的文學也可以補足女性同性社交連續區間內的缺口，認識到所有不同的群組不過同樣是男權規範強令分開的而已。
儘管提供了更加細緻地觀看原劇中角色關係的方式，耽美同人仍然代表了對原劇內容的一種尤其戲劇化的意識形態斷裂。它使我們看到了文本盜獵的政治意義中尤為生動鮮明的一面，讀者以自己的方式在重製“借來的東西”時將它們徹底轉變，試圖將其變為自己的所有物。耽美同人對女性性慾的天性、情色幻想以及其與媒體敘事的關係提出了複雜而迷人的問題；耽美同人是書寫和閱讀它的女人們清楚的個人表達。耽美同人作為一種文學類別使女性自由地研究她們對另類男性氣質的慾望，以及她們對當代社會性別關係侷限性的恐懼。
然而，所有這些常規套路的存在也表現了粉絲寫作的群體智慧，反映了同人讀者的品味。一種基本敘事套路的存在、一些固定的身體描寫的套話、敘述模式、對於角色和人物關係的基本認識，同樣反映了個體讀者的個人慾望是如何在同人作者大社群已經固定下的語彙基礎上成形的。而且，耽美同人的意義除了呈現在書頁上，同樣也建立在交換故事、八卦共享以及身份遊戲所結成的社會紐帶之上。
本文觀點資料來自
《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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