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这几天进群聊天，长了知识：知道了世界名著《十日谈》原来是在瘟疫流行时期创作的：公元一三四八年，意大利十名年轻男女进一所郊外庄园避瘟疫，他们终日欢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天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其中许多故事取材于历史事件和中世纪传说。
作者在《十日谈》中歌颂现实生活，赞美爱情是才智和美好情操的源泉，谴责禁欲主义，对封建贵族的堕落和天主教会的荒淫无耻作了有力的讽刺。这部名著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工业革命。
——有通知今年春节假期延长，大家蜗居斗室躲避瘟疫的日子将超过十日。急也没用，趁诸君有闲，且听野渡闲聊重庆话，在掌阅快餐时代，我们花点时间阅读野渡的文章，至少，对了解巴渝文化有益：
闲聊重庆话
野渡
一
外来的人提到重庆话，本地人常会莞尔一笑：“嘻嘻，你说的就是展言子儿个嘛！”那表述、那表情透露出了两个信息：其一、重庆言子儿幽默、滑稽，好耍；其二、重庆言子儿就等于重庆方言，“展”言子儿就是“说”重庆话。
——这种理解其实并不准确。“言子儿”的确是一个专属重庆人的词汇，但它却并不能囊括重庆方言体系的全部，而是仅指这个体系中的俗语、谚语、隐语。当然，有时也指重庆方言段子。
这里重点谈谈言子儿中涉及的“隐语”。所谓隐语，就是借用别的词句来表述本来词义的一种隐晦的用语。《文心雕龙》之谐隐篇曾如此释其义：“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民间自古及今广泛流传的“黄绢幼妇”典故，就生动地体现了隐语的意思。此典最早见录于南朝《世说新语》：书法家蔡邕在《曹娥碑》的背面题写了八个大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魏武曹操即此向主簿杨修询问，杨修便从构字角度作了一番解析：“黄绢”者，丝带色也，暗指“绝”字；“幼妇”者，少女也，暗指“妙”字；“外孙”者，女之子也，暗指“好”字；“齑臼”者，捣舂器具承受姜、蒜、韭菜之类辛辣调味品也，暗指“辤”字（“辤”乃“辭”的古代简体字，即今简体字“辞”）；合起来，就是“绝妙好辞”四个字。
依照上述释义，歇后语、谜语、民歌中的“比兴”手法乃至江湖黑话(切口)之类，就都应该纳入到“隐语”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之内，而歇后语是其中最大的载体。说重庆人喜欢“展言子儿”，其实就是指他们喜欢大量使用隐语（特别是歇后语）。只不过，重庆人在歇后语的实际运用中还有一个特别的习惯，经常只说前半句，后半句隐去不表，称之为说“半截话”。比如：嘲讽人家做无用功，只说前半句“瞎子戴眼镜”，后半句“多余的圈圈”则省去了不说；讥笑人家爱出风头，只说“脑壳上安电扇”，省去了后半句“出风头”；鄙夷人家装模作样，只说“半天云上张口袋”，省去了后半句“装风（装疯）”；讨厌女人狐媚弄姿，只说“肚脐眼儿打屁”，省去了后半句“腰气（妖气）”。歇后语的表述方式本来是前半句打个比方，后半句解注其真实含义，重庆人却偏偏要把后半句省掉，就是要让你去慢慢揣想话的余味儿，流露出一种重庆式的狡黠与幽默。
概而言之，重庆言子儿和重庆话实属有着统属关系的两个概念；但重庆人说话总爱夹杂大量的言子儿，则是重庆方言表述的一大特殊现象。故此，你要解析重庆话，就不能不聊到言子儿；而要说清楚言子儿，又不能不解析重庆话。
当然，欲探究重庆话，还有必要对它在汉语方言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作一个界定。按照目前较多人士的共识，汉语方言大致可以划分为八大类，即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吴方言，以长沙话为代表的湘方言，以南昌话为代表的赣方言，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的客家方言，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方言。北方方言又称“北方语系”，其他七种方言则统统归入到了“南方语系”之中。
但是，拥有一个大类的北方语系的覆盖面却比拥有七个大类的南方语系大多了，占到了汉族总人口的75%以上。当然，北方方言下面也还是有分类的，它还有个俗称叫作“官话”，下含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其中的西南官话亦称上江官话，分布于川黔、湖广、川西、云南、桂柳六个片区，川黔片区再覆盖了成渝、陕南、黔中三个小片区。成渝小片区是川黔片区中最大的一片，使用人口达约一个亿。
重庆方言总体归入北方方言范畴，隶属于西南官话川黔片区成渝小片区。在成渝小片区中，川东一带占比较重的是重庆方言，川西一带占比较重的是成都方言。若是更深入一点，重庆方言内部还须作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重庆话囊括了大重庆范围内的使用语言，即除了重庆中心地区的方言以外，也包括江津话、丰都话、秀山话、开县话等各具特色的区县方言；狭义的重庆话则仅指重庆主城区通行的口音及语汇。
由上可见，重庆方言实在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故诚不敢轻率地指东道西。且莫说那些早已消失了的远古巴语、蜀语，就是中古以前重庆人是怎样说话的，我也无从知晓，无以解说。不过，对于明清以降逐步形成的近代重庆话，我还是打算尝试着说道个一二；虽说是些浮光掠影式的漫谈，却也能从形态到实质都留下点有用且有趣的东西。
二
关于近代重庆方言形成的原因，若往深了探究同样够复杂，但若只论其主要成因，我以为其实也就这么两点：一是独特地理环境与独特历史造就的地域民俗及族群性情的影响，二是大移民导致的异乡文化的渗透。
从理论上说，某一种方言的形成绝对不是纯粹的语言现象，总会受到一定的地理、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因素的影响，其中最核心的又是上述诸因素综合着力造就的地域民俗的影响。在人类文明史上，民俗与语言具有一种相与共生的关系，民俗是一种原生文化形态，语言则是其最主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温端政先生认为：“民俗是第一性的，先有了某种民俗，然后才产生和这种民俗相联系的方言词语。”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判断。
重庆人世代生活于大山大川之间，道路坎坷，劳作艰难，加之气候湿热难耐，生存条件分外险恶，由此养成了一种刚强、好斗、直爽、急躁的性格，动不动就要跟人“雄起”，外地人视之为“泼辣”，重庆人自称为“干燥”。而长期处在闭塞环境之中，且生活贫穷而乏味，则不免好看闹热、喜弄纠纷，百无聊赖时还会自制一点滑稽、幽默乃至自嘲、自黑，以达自娱自乐之目的，此类言行自谓曰“屌”，曰“水流沙坝”。——这是重庆方言形成的地域民俗条件之一。
自古以来重庆便号称长江流域有数的大水码头，其自汉晋以降勃兴，至明清两代更盛，年复一年接纳着南来北往的客人，又致使原本封闭的山地环境有了某种意义的打破，令重庆人的性格里也不乏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因子。重庆人对此也作了个自我鉴定，叫作性情“耿直”，叫作“三伏天烫火锅——热心热肠”。—— 这是重庆方言形成的又一个地域民俗条件。
另一方面，大移民对于重庆方言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元代为点划一个界，之前北方移民的影响多一些，之后南方移民的影响多一些。
自公元前316年张仪灭巴国、筑江州（重庆古称）城始，由秦至宋，历代都有因政策驱使抑或避战乱躲天灾而迁入重庆（及四川）的移民，其迁徙主体主要是翻越秦岭而入的中原汉人（以陕西、甘肃等地的人为主），故元代以前古巴语接受的外来影响主要是北方话。在今日的现代汉语体系中，重庆方言也依旧划归于北方语系。
元以后，重庆方言则主要受到了南方移民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的影响。据民国《巴县志》记载：“自晚明献乱，而土著为之一空，外来者十九皆湖广人。”民国《涪州志》亦载曰：“自楚迁来者十之六七。”湖广、两广、两江等地移民沿途北上，使重庆、四川乃至西南地区形成一种“五方杂处，言语各异”的局面。就重庆地区的方言交汇而言，大体上南部地区融汇的主要是湘方言，中西部地区融汇的主要是吴粤方言。
但是，这种局面并未一直持续下去，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南方移民进入，早期方言混杂的局面又反而被打破了，外乡语言与土著汉族、土家族、苗族的语言相互渗透、融合，逐步形成、定型为一种“西南官话”（其中当然也涵盖了近代重庆方言）。具有独特个性的西南地域方音也开始形成。其时为推动方音趋同，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专为西南地域方音“正音”的韵书，例如明正统年间兰茂的《韵略易通》、万历年间葛中选的《泰律篇》等。方言与方言的差异主要就体现在语音上，这些表示地域方音特点的系统出现，是西南官话（及近代重庆方言）开始形成的一个显著标志。
抗战时期的移民对于重庆方言的影响也不小。作为战时陪都，国民政府、工业企业、商业店铺、高等院校、文化团体、各国驻华使馆以及难民大众纷纷涌入重庆，移民人数最多时达80多万人（1946年），竟然占到了其时重庆人口的三分之二。五花八门的“下江人”带来了五花八门的异乡语言，且与本土语言历经了长达八年之久的碰撞、整合、交融，由此促使重庆方言再次发生了奇特的转型、变异。
从语言源的角度简括之，近代重庆方言是独特的时空条件造就的，是源起于古巴语继而融汇南北方言而生成的一种奇妙的语言混合物。
三
混杂“南腔北调”而成的重庆方言，又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我们不妨来作一点简单有趣的比较。
前文说了，西南地区的方言是在明朝官话的基础上传承下来的，称作“西南官话”，它跟以西安话为代表的“西北官话”、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华北官话”、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一起，同属北方大方言区。而北方语系的内部一致性是很强的，别说云贵川三省的话颇为相似，外地人很难区分，就是西南地区的人同东北地区的人直接交谈，相互间也大致能够听懂对方的意思，所以北方民间自古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从北京到南京，人生话不生。”
就语法特征而言，重庆话（及部分四川话）和普通话的差别并不大，不会给交流带来太多的障碍。就音系特征而言，二者间虽有不少形同音异或者音同四声异的词语，并且重庆话有鼻音边音（n和l）不分、前鼻音后鼻音（n和ng）不分、平舌音卷舌音（z、s和ch、sh）不分以及f和h颠倒发声等诸多毛病，但是只要重庆人把语速放得慢一点，外地人也还是能够听懂的。
而说到词汇特征，重庆话跟普通话的差异就大了，重庆人与外地人交流的障碍主要就出在这里。就拿疑问词来说吧，不光是“啥子、啷个”这两个另类常常会把初来重庆的人头脑弄晕，还有“哈、噻、嘛、吔、哟、嗦、哦、呀、唛”这些语气助词，你在普通话里甚至都找不到确切的对应词汇。
仅供重庆人独享的方言实词那就更称海量了，诸如方脑壳（呆板之人）、偷油婆（蟑螂）、丁丁猫儿（蜻蜓）、倒拐子（手肘）、克心头儿（膝盖）、经蹦（精力充沛）、精试（耐用）、挖抓（肮脏）、假打（虚伪）、紧倒（连续）、灯晃（游手好闲）、千翻儿（调皮）、狡（jiǎo，倔强）、噘(juě，骂）、麻(骗)、嗲（diā，提）、尻（kāo，敲）、眺（tiǎo，跑）、踏屑（贬斥、讥讽）、拉爆（决裂）、达扑爬（摔跟斗）、捡趴合（捡便宜）、夹毛拘(给人穿小鞋）、冒皮皮（吹牛）、不存在（不在乎，没关系）、你啷个恁个嘞个吔（你怎么能这样不近情理呢）……还特别喜欢使用叠音词，如嘎嘎（肉）、浃浃(身上的污垢）、摊摊儿（小摊位）、把把儿（小个子）、哈戳戳（傻乎乎）、神戳戳（神经状）、瓜兮兮（尴尬状）、鬼胆胆儿（胆大顽皮的小孩）等等。这一大堆的方言词语若碰巧在一起集中使用，外地人也就只能落得个“诓眉诓眼”（一脸迷糊的模样）了。
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异古稀奇的方言词再加上拗口的地方口音，当重庆人（及部分四川人）摆弄他们僵直的舌头学起普通话来，那叫一个费劲、滑稽。连他们自己听着都觉难受，于是便命个名叫作“椒盐普通话”或者“川普”。
重庆方言词汇的个性色彩很大程度是来自于南方移民的影响。许多随“湖广填四川”传入重庆的南方语系词汇至今都还在使用，比如源自江西话的老表（表兄弟）、上海话的格式(时尚)、苏州话的行势(能力强)、广东话的人客（客人）等。受湘方言和粤方言的影响尤为明显，如堂屋(正房)、灶屋(厨房)、折边(旁边)、蚌壳(蚌)、好久（多久)、裸连（啰嗦)、酽(浓稠)、跍(蹲)等词汇，都是从湖南传入的；而像yǒ（药）、gào（窖）、hǎn（咸）、hǎi（鞋）、gāi（街）、gài（解）、嘞（这）个这些读音，原本都是广东方音，有人因此也将这一类方言称为“四川客家话”。
但是，重庆方言（及西南官话）是否就此便融入了南方语系呢？也没有。从总体上看，重庆方言跟北方方言还是要更为靠近一些。
就拿构词法来举一个例。跟普通话一样，重庆话也经常使用词缀“头”，而且应用更加广泛，如骨头、念头、甜头、赚头、屋头、锅头、手头、上头等。特别抢眼的是，几乎所有动词都可以加上个“头”来构成名词，诸如“看头、说头、想头、吃头、耍头”等。这个“头”甚至还可以插在词的中间，构成“心头肉、墙头草、地头蛇、窝头凶”等特殊词语。
跟普通话相通的还有儿化音现象。儿化音本是北方话的普遍特点，南方话少有用，特别是在吴语、粤语、闽语里根本就没有儿化音。但是，重庆话里的儿化音却似乎比北方话用得还多，比如幺儿、妹儿、哈儿、龟儿、老汉儿、姑娘儿、胖娃儿、闷灯儿、茶杯儿、鼎罐儿、邹军儿、杨家坪儿……不一而足。
由于北方大方言区内部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所以重庆人听北方人说话并不会有太大的障碍；但是听许多南方地区的人说话则不同了，因为南方七大方言品种间差异性极大，听者往往会不知所云。特别是中国东南地区常有所谓“方言岛”现象，十里不同音，不要说北方人听不懂广东福建人说话，就连广东省内部的广州人、梅州人、汕头人之间，福建省内部的福州人、莆田人、厦门人之间，也相互听不懂对方的话。福建省大田县的方言最为复杂，小小一地就拥有五种小方言，即便大田本地人也难以相互交流。
重庆方言的特征确实有些独特。按照历史习惯，一般都用秦岭至淮河的连线来区分中国南北方，那么重庆的位置显然属于南方范围，但它的方言却又恰恰归入了北方大方言区，这就有意思了。都说北方人粗犷，南方人细腻，若借它来给重庆方言的特征打个比方，可否说有些南人北像呢？
四
诚如前面所云，一定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及民风习俗，决定着一定方言的产生与其蕴含的特质；而反之亦可以说，一定的方言是一定地域文化、地域人群性格的构成材料。重庆方言那一整套融汇了“南腔北调”而形成的独行其是、自成一格的语言体系、风格色彩和表达习惯，也体现着重庆人鲜明的性格特征。我以为，不管重庆方言还是重庆人，与其说其特征鲜明、风格独异，倒不如干脆说其十分另类、奇葩。
俗语云：“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方之言自然会染上一方独特的民俗色彩。有时候，即便一词一语也能生动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民俗。比方说“自杀”这个词儿，南昌人的传统说法叫作“跳井”，厦门人的传统说法叫作“跳海”，而到重庆则说成“跳岩（加前鼻音的ǎi）”、“跳河”了，因为重庆这地方最不缺的就是大山大河。重庆大妈们若生起气来，还习惯用一个形象的隐语去诅咒别人：“大河没抗（kàng，罩）盖盖！”
从历史沿袭看，重庆话也属于四川话的一部分。但四川方言内部也是各具个性的。比如：成都话绵软，男人也有点女腔；自贡话的卷舌音颇带喜感，你听着就会联想到方言喜剧《抓壮丁》中的王保长；而重庆话则硬直平、简洁而干脆。并且，重庆的男女老少都不乏大嗓门，说起话来就像是在吼，跟这个地方的天气和火锅一样的火辣、劲爆，难怪抗战时期流行这样一句俗语：宁听下江人吵架，不听重庆人说话。
将绵软的成都话和劲爆的重庆话拿来作个对比，特别有意思。甚至连成渝两地小青年演唱当下最潮的“嘻哈”，都同样使用土俗的四川方言，呈现出来的也是迥然不同的两种画风：
成都小青年像这样唱：“要堵车就随便的堵嘛，反正不慌哈，慌莫得用噻。不爽了就骂两句脏话，反正你莫得事现在有空噻。我带起个手表就装，莫得事等时间它慢慢溜嘛……”你听听这腔调，你堵你的车嘛，我消磨我的时间嘛，要真烦了，大不了骂两句娘，满满的都是成都人的那种闲散味儿。
而从重庆小青年嘴里吐出来的嘻哈就大不一样了：“小龙坎是我的Hood（地盘），沙坪坝最屌的红灯区，从小走到大的路，全部是老屁眼虫和鸡！……我滚你妈的啥子东西，门对门都装逼，走到哪里那P样儿都要绷起，日你妈哪个都欠你钱，你爱你干爹一万年！……”话里话外透出一股子江湖粗野气息。
上世纪末至新千年之初，有人曾经用重庆言子儿这样描述重庆人的性情、习俗：爽直中带几分鲁莽，热情中带几分狡黠，幽默中带几分土俗，认真中带几分滑稽，闲逸中带几分急躁，宽容中带几分排外。——所言颇为贴切。另有一段民谣则更加富于形象性：说话着急像比赛，言子儿又多又古怪，男人染发装老外，女人肚脐眼儿在裤子外，七十岁叫“女娃儿”不为怪，八十岁喊“崽儿”很自在，爬坡上坎当小菜，坐车没得走路快(堵车)，麻辣烫越热越要卖，不吃小面不自在，棒棒(力夫)满街找买卖，路边打望(东张西望)好愉快。——我行我素中又透出一种自嘲以及包容的秉性。
五
客观地说，上面闲聊种种都只是重庆话阶段性的历史表现形态，中古以前的巴语肯定与之大不相同，现在及将来的重庆话也在持续不断地演变。
目前依旧还在说着“纯正”老派重庆话的，大多是平均年龄50岁以上的老重庆人，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学生的用语，无论音素、声调还是词汇，都已经与传统重庆话产生了诸多的差异，更加接近于普通话了，这就是所谓“方言普化”现象。例如：雷电的“雷”字已由方音luǐ改为了普通话音léi，压力的“压”字已由yá改为了yā，岳阳楼的“岳”字已由yǒ改为了yuè，解放碑的“解”字已由gài改为了jiě，应该的“应”字已由yín改为了yīng，正确的“确”字已由qiǒ改为了què，经验的“验”字已由lián改为了yàn，中国的“国”字已由guě 改为了guó，步行街的“街”字已由gāi改为了jiē。再如传统重庆(四川)话中的“我、爱、安、咬、澳”等字，其字首原本都有一个鼻辅音ŋ，而在如今的年轻人口中却都已悄然无存。此外，一些重庆传统的日常用语也日渐被书面语所替代。
例如这样一些方言词汇：经忧(服侍)、代席(协助)、称唤(呻唤)、估趁(孤僻)、枉住(亏得)、洪害(横竖)、左还(反正)等。又如一些方言短语：肩头上扛蒸笼——恼火、细娃儿穿西装——大套、叫化子挑醋担儿——穷酸、进茅司(厕所)不带草纸——想不揩(开)、十五个驼子睡一床——七拱八翘等。你若是再将这些隔宗隔代的词语翻捡出来使用，别说外地人听不懂，就连许多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也已经不解其义了。
重庆方言的动态演进予人启迪。《易》曰：“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天地万物，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语言、文字也无脱其轨。懂得这个道理，对于个人、民族、人类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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