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这是一个近代史上被贴满标签的奇人。他被称为宪政专家，也被称为保皇派。他是当世大儒，又是新学才子。他是大清忠臣，又是敢于挑战摄政王的刺头。他是袁世凯的追随者，又是孙文的好友。他是洪宪复辟的吹鼓手，又是张勋复辟的反对派。

杨度的一生仿佛总在矛盾中，也因此有人说他投机，可他却没得到利益。如果我们撕掉贴在杨度身上的标签再看这个人，那将会有有别于传统的答案，对今天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

杨度自己本身就是一部活的近代史，经历了自洋务运动以来的所有近代大事。他出生于1875年的湘潭，十岁前，杨度生活在地道的农民家庭，学的是朴素的传统价值观。十岁后，丧父的杨度跟随其大伯成长。杨度的大伯杨瑞生是湘军将领，所以杨度也深受湘军气质影响，既有强悍的一面，也有手不释卷而读书的情怀。

杨度的学习成绩算得上不错，17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19岁没考上进士，不过他20岁再考进士的时候，就赶上了“公车上书”。杨度虽然赞成变革，却没有深度参与维新。不过也正是这时候，杨度结识了袁世凯和梁启超，又受到了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影响。

杨度这个没考上进士的人，独立思考的模式已经形成，所以他看问题的角度跟旁人就不太一样了。

甲午战争后，基本上大清国的人都认为到了必须变革的时候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人人都要讲变革。不过大家讲变革的动机可不一样，虽然口号上都是要通过变革而强国，但“强国”对于大多数变革者来说，不过是自己借变革捞取政治资本后的副产品罢了。

比如康有为，他在没有深度研究明治维新的前提下，就大讲维新变法。其实呢，康有为除了讲维新变法之外，还有其他出路吗？完全没有。他科举的成绩也是一塌糊涂，撑死混了个工部主事，再无上升的希望。他不讲维新行吗？

比如慈禧，她的变法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比如她在甲午战争后重视电报，发展武卫军，把这些当成她统治的工具。她肯定不是守旧派，她也绝不相信八旗骑兵能够维护她的统治，因此她只能变革军队，引入全面西化的武卫前军和右军。

再比如说光绪，有了维新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就能放开手脚的与慈禧争权。他如果不讲变法，怎么动手夺权呢？

满朝文武都是如此，大多数大臣不知道什么是变法，不知道该怎么变法，只知道讲变法是政治正确。领导让交报告的时候，就请康有为捉刀。洋务派也讲变法，但作为既得利益者，张之洞坚决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的顽固派也讲变法，翁同龢这样的理学大师也要跟随皇帝表示支持康有为。

大环境就是这样，像谭嗣同这样当了官还真信了康有为鬼话的人，还是极少的。

但杨度则不同，杨度也知道中国需要变革，但他自己不确定要怎么变，也知道康有为那套根本不行。同样是不知道怎么变，杨度绝不像他人那样打着变革的旗号去捞取政治资本。杨度选择了放弃科举，因为科举不能给他答案。他要去学点真东西，他想要知道真相，想要独立的思考能力。

二

杨度迷茫的时候，有人找到了杨度，非要“拜”杨度为弟子。你看这事很少见吧，还有上赶着要收徒弟的人。此人不是一般人，而是国学大师王闿运。王闿运的国学水平比什么翁同龢、徐桐强的多得多，也完全不输于张之洞。他一见杨度就惊为天人，非要招致门下不可。

王闿运可不缺徒弟，他是晚清教育大家，前前后后教了数千名弟子，其中很多都是近代的风云人物，绝对桃李满天下。而他最看重的就是杨度，并与杨度结成了超越一般师生关系的深厚情谊。

这里面有点奇怪，想要探寻变法救国的杨度，为什么跟个国学大师学起来了？为什么不像梁启超那样，直接摆个西学大师当师傅呢？一方面呢，杨度未必相信康有为那样的伪西学大师，另一方面他知道真正的国学是能给他答案的。

要改革一个旧的体制，就要充分了解这个体制到底是怎么运作，了解它的弊端到底在哪。这点就是张之洞糊弄人的地方，他避重就轻的忽悠人们相信大清体制完美，只不过是器物有所不及。

而王闿运能带给杨度的学问就是这个体制的深层密码，也就是所谓的帝王术。那么什么是帝王之术？说白了就是法家思想。在王闿运门下学习的这三年的日子，是对杨度一生影响最大的时光。

在这里，杨度深度了解了帝王术。在这里，他结识了同学齐白石，为他将来卖画为生起到了一定影响。他结识了同学杨锐和刘光第，也进一步让他了解了维新派是个什么路数。他结识了同学夏寿田，为将来开辟了一条出路。他结识了同学八指头陀，为他晚年遁入空门奠定了思想基础。他结识了同学刘揆一，让他未来与黄兴、孙文有了不解之缘。

总之，在王闿运门下三年，让杨度学识大涨，还建立一张重要的人脉网。在此期间，除了他的同学之外，杨度还结束了近代风云人物熊希龄、蔡锷、唐才常、谭嗣同等人。

随后，杨度决定远赴日本，看看日本到底是怎么崛起的。他不顾老师王闿运的反对，毅然决然的自费去日本留学，而他留学期间的好同学，就是黄兴。

杨度的关系网，就是这么强大。

三

这是杨度第一次留学日本，他在日本接触到的气氛就是日本人极力宣扬的革命论。别管日本人自己的明治维新是怎么完成的，在那个时代日本人总是不遗余力的告诉中国、朝鲜的留学生，只要造反，国家必兴。

这也就是为什么晚清留日学生多有革命倾向，其实不光中国，朝鲜的金玉均之流也是在日本人的洗脑下，助长了坚定的革命思维。

但是，跟王闿运学过法家学说的杨度，敏锐的抛开现象看本质，注意到了日本崛起的真谛。日本的维新派革命吗？当然革命，但是他们的革命可不是造反那么简单。日本维新派反幕府、大名而不反天皇，反传统而不反武士道。总结下来，日本人反对小共同体，不反大共同体，这是军国主义思想的雏形。

而杨度第一次留日之后，就深刻的种下了军国主义思想的种子。所以，杨度绝不同意革命党的暴力革命，因为革命党的革命对象包含了皇帝，在杨度看来这就出圈了。

他也绝不同意维新派的胡改乱改。杨度追求君主立宪，他认为中国唯一有益的变更模式就是宪政改革，而不是维新派那样胡改乱改。但要注意一点，杨度追求的君主立宪，是实君立宪，而不是虚君立宪。总的来说，他的思路基本延续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他要求树立皇帝权威，然后立宪。这就相当于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喊出的“尊王攘夷口号，杨度坚信一切变革都要建立在君主绝对权威下，才能保证变革的有效进行。

而这一点，恰恰与法家思想多有相似之处，所以杨度对实君君主立宪推崇备至。这种法家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都是激进的，所以杨度的思想也很激进。在杨度第一次留日期间，谁敢说中国人不好，杨度必须与之严肃争论。哪怕对手是空手道创始人嘉纳治五郎，杨度也必须一争长短。

杨度第一次留学持续了不到一年，就因为经费问题在1903年回国。

杨度这次回国身份就不一样了，虽然他是进士落榜生，但有了留学生这个金字招牌，让杨度不仅得到了张之洞的赏识，还被推荐到北京参加科举改革后的经济特科考试。

别看杨度考八股进士没考上，但是经济特科考试他却非常的擅长，一考就考了个榜眼。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当时的状元是梁士诒，慈禧一看梁士诒籍贯是广东，就面露不悦。她问大臣们，梁士诒是不是跟梁启超是亲戚关系？

满朝文武都没想到这一层，那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说错话，这可是杀头的大罪。群臣纷纷为慈禧的“智慧”点赞，奉承太后圣明。新上位的军机大臣瞿鸿机为了表现自己见识不凡，斩钉截铁的说梁士诒有一定是康梁乱党！

有证据吗？瞿鸿机当然有啦。你看，梁士诒和梁启超都姓梁，而康有为号诒之，梁士诒岂不是梁头康尾？

瞿鸿机的信口胡诌基本上成了满分的标准答案，于是状元郎梁士诒被零分淘汰出局。讲道理杨度这个榜眼该顺位变成状元吧，别忙。由于除了梁士诒事件，所以对于杨度，大臣们别等着太后问的时候再一问三不知了。万一太后文杨度是不是和杨深秀是本家，那怎么办？于是杨度很快被查了个底掉，大臣们发现杨度虽然不是康梁逆党，但他留日期间多有批评朝廷的言论。而且他的同学唐才常是个谋反的革命党，那么杨度的政审一定是不过关的。而且，杨度可以定罪为谋逆。

结果杨度的榜眼梦碎，还成为了通缉犯。

四

杨度逃回了湖南老家，潜伏了一段时间后，再度逃往日本。后进入日本法政大学，正经学习法律和宪政。在此期间，杨度又结识了一个鼎鼎大名的同学：汪精卫。

不过此时的杨度在日本最好的朋友只有两个，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蔡锷。很快，杨度在日本认识了孙文。孙文马上向杨度兜售他的革命理论，结果杨度一听就急了。杨度认为中国强敌环伺，内部决不可乱。因此应该倡导民族团结，而不是民族革命。再者，中国处于险地，一旦暴力革命，就相当于让一个虚弱的病人吃一剂猛药，根本承受不了。

孙文大惊，他出马亲自演讲，还从无败绩。杨度这个人为什么不跟着他的思路走？于是乎不甘心的孙文曾多次找杨度辩论，但双方始终旗鼓相当，谁也说不服谁。

但是杨度有这样一个好处，他对事不对人。所以杨度对孙文总结性陈词，无论是君宪还是革命，都比维持现状好。所以将来如果君宪成功，希望孙文来相助。如果革命成功，他就去帮孙文。

双方约定好了之后，杨度向孙文介绍了黄兴，说黄兴的思路与孙文有相似之处，于是杨度一手策划了孙黄组合。

但是，这次杨度在日本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定位。当时留学生普遍激进，要么支持革命，要么支持保皇。这就形成了两派，谁也不肯客观看待问题。杨度不支持革命，就被称为保皇派。杨度不支持君主专制，就被称为革命党。这就像某个大家熟悉的时期一样，总有一些脑子发育不良的人把国民分为五毛和美分两个阵营，不存在其他。

所以杨度就很尴尬，你别管他的思路对不对，但他确实是个就事论事的人。所以他没有阵营，受两边挤兑。

五

1905年，当革命派与保皇派还在选边站的时候，被朝廷通缉的杨度，出面要为中国赎回粤汉铁路的主权。杨度、宋教仁在这一点比较一致，能清楚的把国和政府分清楚。虽然杨度跟清政府有仇，但涉及到国事，杨度当仁不让，要争取国家的权益。

其实这也是智力残缺人士分级的标准，一级低能把国与朝廷混为一谈，二级低能会把国家、朝廷、皇族混为一谈，三级低能会把国家、朝廷、皇族、民族混为一谈，终极低能会把国家、朝廷、皇族、民族、国企混为一谈。

当然这里边有的是真糊涂，有的是装糊涂。杨度不管谁糊涂，就要与美国合兴公司聊聊粤汉铁路这点事。

事情的起因是洋务运动期间，湖广总督张之洞要修一条粤汉铁路。朝廷资金不足，打算借钱修路。盛宣怀和张之洞商议，说目前大部分铁路借债都来自英、法，为了制衡英、法，这次找美国合兴公司借钱。

当时的驻美公使伍廷芳与合兴公司谈妥了条件，合兴公司出钱修成粤汉铁路，工期三年，中国要在五十年内还清借款方可收回铁路主权。在此之前，合兴公司不仅掌握路权，还要开采沿途的矿产。

合同签订后，合兴公司经过实际勘测，负责人的冷汗都下来了。实际情况和他们预想的不一样，施工难度大，资金消耗也要更多。于是在1900年，合兴公司又和清廷签了补充协议，除了追加资金外，把修路期限也延长到了五年。

搞定之后，当年开始动工，修着修着，合兴公司的负责人又要哭了。预算做的又不对，五年是绝对不可能完工，资金也绝对不够。再找清廷补充协议？实在张不开这嘴，太丢人了。而且大清又不傻，万一翻脸，追究合兴公司违约怎么办？于是，合兴公司暗度陈仓，私下把粤汉铁路路权的三分之二卖给了比利时万国东方公司，约定万国东方公司修北段，合兴公司修南段。

这个事很快暴露了，不仅湖广士绅群情激愤，张之洞也觉得比利时手伸的太长了。于是张之洞奏请朝廷，打算废除合同，改为自主建设。合兴公司肯定不干啊，于是请美国政府做主。美国政府听说美企在华受气，一面说大清毁约属于强盗行为，一面派人来跟大清理论。

杨度回国之后直接投奔了张之洞，并协助张之洞搜集证据，指责合兴公司违约在先。最终，大清取得了谈判胜利，废除了与合兴公司的合约，然后又巨资收购了合兴公司，保住了铁路和沿线矿产的主权。

杨度的事办完了，他马上再回日本，继续无怨无悔的当他的通缉犯。

杨度这个事办完之后，也是出力不讨好。他是朝廷的通缉犯，所以朝廷会抹掉他的功绩，得说办成这事是朝廷领导的好。革命党会说杨度居然当了清廷的走狗，为清廷出力。

但是杨度始终认为当狗就当狗吧，懒得跟你们解释。

六

1906年，清廷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考察没问题，但不可能出去一趟就成了宪政专家，这也需要知识的积累和沉淀。也就是说，五大臣出去看看简单，怎么给慈禧写这份报告可就难了。端方考察团里有个参赞就是熊希龄，熊希龄向端方建议，去找他的好友杨度帮忙来写这个报告。端方一听，有点犹豫。叫个通缉犯写报告真的好吗？熊希龄说没事，还有更狠的，也得请谋大逆的通缉犯梁启超帮忙写一份。

就这样，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启超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

杨度和梁启超的著作，就成了清末宪政改革的纲领。由此，杨度也因为蹭了梁启超的热度，成了鼎鼎大名的宪政专家。

要搁过去，杨度和梁启超可以亲密无间的精诚合作，为清廷的立宪再出一份力。但是，此时的梁启超跟以前那个保皇派梁启超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梁启超心中的偶像坍塌了，这是可以让人进步的。

以前，梁启超认为康有为是圣人，是宪政专家，是救国救民的希望。混了这么多年，梁启超一直在进步，而康有为一直在原地踏步。渐渐地，梁启超成了宪政专家，而康有为成了个商人。康有为还不是一般的商人，他是个南派的传销大师。

再加上康有为作为老师，逐渐的成为了梁启超的老板，甚至俩人还有了经济纠纷，于是梁启超脱离了康有为，放弃了保皇，成为了革命党，大讲共和。

但是梁启超去了一趟美国做过深度考察后，又反对共和，他认为美式共和难以在大清开展，最合适的方式还是英式君宪。

等会儿，这不等于梁启超和杨度都讲君宪，俩人又是知己好友，不就可以精诚合作了吗？

那绝对不可以，因为梁启超主张的君宪是虚君宪政，而杨度受军国主义影响，主张实君宪政。

梁启超认为，君主就当个精神领袖，国家大事还是要决策在议会，而议员要从人民中选出来，这样才能让国家意志代表民意。

杨度认为应该是让集权的君主推动立宪，然后自我限制权力，再一步步放权给人民。

梁启超认为杨度的思路不对，君主集权绝对不会推动立宪，就算立宪也是幌子，会册封一些一辈子不投反对票的假议员。

杨度认为梁启超思路天真，就眼下大清的局面，自下而上推动清廷放权立宪简直痴人说梦。

再说直白点，梁启超认为宪法是来保障人民权力，而杨度认为宪法只是限制君主权力。

殊途不同归，这对昔日挚友，就此闹翻。

七

杨度和梁启超闹翻之后，决定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于是杨度隆重推出了他的思想精华：金铁主义。什么意思呢？杨度说他深度研究过西方的改革，也深度研究过德国俾斯麦的“铁血主义”，得到的结论是西方世界的成功，跟民权关系不大，甚至跟宪法关系不大，核心问题在于西方有钱，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那么，中国的发展目标也应该是有钱有枪。但是要实现有钱有枪，就得通过宪政、开国会、讲民主等手段。

此议一出，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批评。

杨度的金铁主义，可以说水平不高。谁都知道一个国家成功的标志是有钱有枪，炎帝都知道的事，现在拿出来说，没什么意义。洋务运动不也说“自强”、“求富”吗？

再说了，20世纪了，基本上思想开化的都知道，一个国家成功的标志是让人民有钱，有权。国家是虚妄的的感念，国家的人才是这个国家实实在在的实体。

再一个，杨度的金铁主义其实并不是脱胎于俾斯麦的铁血主义，而是源自尚未成型的日本军国主义，再延伸一下就是纳粹主义了。

在不强调民权的前提下，讲有钱有枪，那不就是皇帝有钱有枪么？皇帝有钱有枪了，他还宪政吗？

也因此，金铁主义遭到了各种批评，无人认同。但是金铁主义的遗产也是丰富的，未来民国讲的“五族共和”，就是源自杨度的金铁主义中的广义民族主义。

八

杨度很孤独，他也纳闷，怎么就没有知己呢？后来，杨度发现他其实还是有知己的。这个知己，就是袁世凯。

清末新政以来，袁世凯是坚定的君宪推动者。而且，袁世凯并不反对实君立宪。

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名保举杨度洗白，并让他当宪政编查馆提调，带四品顶戴。你看，袁世凯对杨度有知遇之恩吧。

随着慈禧去世，醇亲王载沣成了摄政王，局势发生了变化。这位摄政王最恨袁世凯，他要求杨度草诏办袁世凯的旨意，杨度拒不合作，公然与摄政王对抗。

摄政王大怒，非要杀袁世凯。在张之洞的劝阻下，最终摄政王罢免了袁世凯的职务。没了袁世凯，杨度也就失去了靠山。鉴于杨度的不合作态度，摄政王决定洗白梁启超，让梁启超回国主持立宪活动。

梁启超很开心，正在赞颂摄政王知遇之恩的时候，庆亲王奕劻出面，坚决反对摄政王重用前朝谋反的罪人。摄政王只好作罢，梁启超开始对清廷彻底失望。

也因此杨度还得继续担任各种推动宪政的工作，庆亲王内阁成立后，杨度担任了统计局的局长。

不过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杨度的事业受到了巨大打击，他辞官不做，去河南投奔下野的袁世凯，愿当其幕僚。但是，杨度发现袁世凯居然在防着他。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杨度的人脉网太复杂，他跟孙文、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是同学，这怎么能让袁世凯不防着一手？

但是杨度死心塌地追随袁世凯，希望袁世凯能挽救岌岌可危的君主立宪。因此他为袁世凯积极促进南北和谈，又屡屡拒绝黄兴招他加入国民党的请求。

但是，皇帝还是没了。大清改民国，袁总理改袁总统。杨度的君宪梦碎，金铁主义也就没了着落。

九

民国初年的杨度很低调，君宪专家在共和国显然失去了最佳土壤。

袁世凯与孙文在蜜月期的时候，袁世凯都接受了《临时约法》，默认了内阁制。但杨度依然明确反对内阁制。宋教仁组建国民党后，党内议员胡瑛曾去劝杨度参加国民党。但是杨度表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政治，放弃内阁制，否则他不考虑加入国民党。

这就是杨度的态度。

然而，接下来的历史扑朔迷离。宋教仁离奇死亡，胡瑛参加了二次革命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胡瑛流亡日本，认真研究了欧洲的宪政。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居然毅然决然的回国，成为了袁世凯的幕僚。

同时，胡瑛也与杨度再续前缘。这次他们不聊政党政治了，而是继续聊君宪问题。

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大开历史倒车，搞了一部近代最落后的宪法《中华民国约法》。

当有识之士都在骂袁世凯倒行逆施的时候，杨度和胡瑛观察的点就跟别人不一样了，他们不说袁世凯倒行逆施，而是说共和制根本不适合中国。与其让袁世凯打着共和的旗号搞独裁，就不如让袁世凯干脆独裁到底。

为什么呢？因为大总统法理上是不能独裁的，只要大总统想要独裁，就必须亵渎宪法的权威。如此一来，等于宪政根本没有实行。那如果让袁世凯再进一步，都当皇上了，可以高姿态放权搞宪政了吧。

于是，杨度、胡瑛开始鼓励袁世凯称帝。杨度专门写了《君宪救国论》，讲了如果不废共和立君主，终究是要亡国的。杨度串联胡瑛、孙毓筠、李燮和、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此六人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当时鼓吹帝制最起劲的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十三太保。这十三太保中，梁士诒等人被称为“七凶”，那为什么杨度等六位被称为“君子”呢？

那是因为这六位真心想推动宪政而曲线救国，那七位确确实实是在搞政治投机。六君子强调的重点是立宪，而七凶强调的重点是君主。

而在这里，杨度也面临了当年孔夫子的尴尬。江湖上都说孔夫子是为统治者代言，那他周游列国为何没有一个君主用他？难道说那时候的统治阶级想搞宪政了？很明显，孔夫子是背锅侠。

杨度也是一样，很多人都说他是袁世凯的走狗，甚至其家乡人都以他为耻。但这么好的走狗，袁世凯怎么不用呢？为什么袁世凯重用的是梁士诒呢？

问题就在这，杨度支持的是君宪，而不单纯是袁世凯。梁士诒支持的是袁世凯，搞不搞君宪他无所谓。

但洪宪帝制失败后，梁士诒这个交通系首领还能东山再起。但杨度这个为洪宪帝制写过纲领的人，只能背了黑锅。

黎元洪当了大总统之后，杨度被列为复辟帝制的祸首。

十

袁世凯临终说，他误我。很多人解读这个“他”，说指的就是杨度。杨度也很郁闷，袁世凯不听他的话呀，要提前搞好宪法，至于洪宪帝制流产吗？杨度曾为袁世凯写下挽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这其实是杨度的自我辩护。杨度不是反对共和，而是认为中国不适合共和。所以他说“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杨度希望通过袁世凯复辟实现宪政，而不是保着袁世凯由着性子胡来。所以杨度说“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是袁世凯对不起洪宪帝制，而非洪宪帝制害了袁世凯。

再说白一点，袁世凯自己误了自己，不存在谁误了他。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袁世凯死了，君宪无望了。杨度对政治彻底灰心，可能他想起了老同学八指头陀，于是他遁入空门，在租界潜心研究佛法，不再过问政治。

然而杨度的清净日子还是被打破了，有一天，他接到了张勋和康有为的来信，说杨度梦寐以求的君主立宪就要成功了，他们要拥立宣统皇帝再登大宝。

杨度眼睛湿润了，这个消息太值得他流泪了。那倒不是因为杨度听完这个消息而感到高兴，而是他感到了深深的绝望。杨度给张勋回了一封电报，说：“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这大概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最大的悲哀，张勋一介武夫不懂事也就算了，康有为居然也跟着胡来。

这场宣统复辟的闹剧，彻底摧毁了中国君宪的根基。

从此，杨度彻底放弃了君宪。君都没了，哪还有君宪？

1917年，大总统冯国璋特赦了杨度，让他可以走出租界，自由活动。杨度想起了自己曾经的一个誓言，只要君宪失败，他就支持孙文暴力革命促成的共和。孙文乐疯了，杨度的关系网是孙文特别看重的资源，有了杨度，很多事都好办多了。比如，下面要发生的大事。

十一

自从二次革命后，孙文的身份就是通缉犯。但他有个顽强的同志，经过自己的努力和人缘，混成了广东都督，他就是陈炯明了。几乎是众望所归的情况下，广东人民请来了陈炯明主政广东。陈炯明坐稳广东之后，就把孙文请回了广东。孙文当了特别大总统，几乎洗白了身份。孙文这个大总统存在的法理是：北洋政府不遵守《临时约法》。

这时候，陈炯明和孙文聊了理想。孙文的从甲午战争以来几乎没变过，就是要暴力革命。陈炯明主张现在广东搞出一个真的民主共和做样板，中国宪政不成是因为中央集权太过严重，应该联省自治。孙文对陈炯明的主张不以为然，尤其是对陈炯明在广东搞民选县长非常的不满。孙文不仅主张中央高度集权，更主张党内领袖崇拜。

陈炯明在广东搞得有声有色，而且即将帮助马君武在广西搞民主自治，这让孙文非常的不爽，不断地下令让陈炯明北伐。陈炯明不愿意再起刀兵，他希望把广东建设成民主样本，不仅可以更有说服力的影响国内，也能得到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

还有一点，苏俄领导人列宁谢了亲笔信，拉拢陈炯明加入他的阵营，结果陈炯明拒绝与列宁合作，理由有二。其一，列宁模式在苏俄剥夺了人权，这与陈炯明的理念背道而驰。其二，中国人自辛亥革命后懂得什么叫共和，也有了民主意识，不可就此打断。

这是不是又不符合孙文的三大政策？

所以孙文罢免了陈炯明的职务，并且准备攻打陈炯明。

当时北京的大总统徐世昌下台，黎元洪复位。黎元洪主张和平统一，维护《临时约法》。当初反袁的时候，孙文组织创立了《临时约法》。现在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这些北洋系都倒台了，革命元勋黎元洪上台维护《临时约法》，又惹恼了孙文。

总统都走正道了，革命又从何谈起？于是，广东出现了将军邓铿被刺案。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宋教仁案”，孙文查都不查，直接说是陈炯明干的，于是大战开始。

接着就有了孙文登上永丰舰炮轰广州城，百姓死伤无数，人们开始称孙文为“孙大炮”。

广东火拼后，北洋军吴佩孚部决定南下支援陈炯明。倘若吴佩孚带兵来，孙文就歇菜了。这时候，杨度的作用显现出来了。孙文紧急求助杨度，杨度紧急去找他的老同学夏寿田。夏寿田是曹锟的秘书，曹锟是吴佩孚的上司。经过杨度的一番运作，孙文躲过危机，陈炯明逃亡香港。

于是孙文亲自邀请杨度加入国民党，而杨度的工作就是帮助孙文暴力北伐。比如他忽悠山东军阀张宗昌，张宗昌对杨度言听计从，让北伐得以顺利进行。等到张宗昌想要支援吴佩孚、孙传芳的时候，为时已晚。

十二

当杨度在为孙文卖命的时候，孙文为杨度介绍了一个新朋友，此人就是李大钊。往后就不用写了，你们都知道。

还是总结一下杨度的思想吧。杨度法号虎禅师，在他精研佛学的时候，提出过“无我主义”。其实呢，这是佛教中“我空法有”的一种发展。

杨度的政治主张，其实与其佛学主张是契合的。从戊戌变法到北伐战争，杨度无论说什么做什么，亦不用管其对错，他都是“无我”的，而是凭着一颗“公心”做事。诚然，他受军国主义思想的污染，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有局限性。

但是，他始终有底线，有原则。戊戌年他支持变法，但绝不参与以“变法”为名而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行为。被清廷通缉时他也反清，但他不会像某些革命党那样不择手段。他没勾结外国势力，而是凭着公心做事，结果两头不落好。辛亥革命时，他呼吁南北淡定，和平解决。洪宪帝制时，他希望以此真正推动君宪。宣统复辟时，他对这种军阀和传销大师操纵的闹剧痛心疾首，绝不参与。

杨度的身份多样性，也跟他的公心有关系。那个时代，浑水摸鱼的太多了。比如有的革命者自己写的约法自己按需反对，什么共和、宪政都是口号，只要不让他当老大，谁搞共和、宪政都是他的敌人。也有的革命者成事前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动不动就提人家美国民主怎样好。真让他主事的时候，美帝就不是个玩意儿了。

但杨度不一样，什么组织、什么理念他不管，只要能实现中国的宪政，留着大清皇帝又能怎样？让袁世凯复辟又能怎样？当他发现这条路被野心家们彻底糟蹋了之后，他也不反对跟随孙文暴力革命，渐渐地杨度看不到国民党能带来希望的时候，转投下个组织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杨度想要的是真宪政，而不是打着宪政的旗号为自己谋权力。

晚年的杨度打算用自己的学识来修史，可惜天不假寿，这个伟业没有完成。病中的杨度自挽一联，上写：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前尘往事成云烟，杨度这样纯粹的爱国者，于1931年9月17日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讽刺的是十几年后，杨度一直被骂作帝制余孽。后来因为一个大人物说了一句话，杨度又成了政治正确。

到头来杨度也没躲过一个宿命，人们对他的评价居然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是他加入了哪个组织。

九原可作，不知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