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內外文武百官及草澤，並許上封事，極言得失。”

草澤看起來並不起眼，但是在宋代政史的發展中卻有著非同一般的地位和作用。草澤最初的意思是荒郊野外的草澤之地，多是埋放屍骨的地方。而這樣隱晦的詞語，卻被宋人隱喻自身久居朝堂之外，但是仍然心繫天下的入世情結。宋代的草澤也就成為了在朝堂之外，社會各個文化領域小有成就的民間人士，積極參加國家政事的特定職稱，“草澤”參政更是對鞏固宋代的統治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宋代士大夫與皇權的矛盾愈演愈烈，導致“天下共而無人治”局面，“草澤”的出現及參政成為必然

眾所周知，一提到宋代的朝堂政治就會想到士大夫與皇權之間的矛盾。宋代程朱理學的發展，造成宋代文人十分渴求在國家治理上面一展才華。可是通過科舉入官後，才發現在其官卻難謀其政。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皇權的過於集中造成士大夫並沒有什麼實權，因而造成士大夫開始向皇權施壓，以奪得治天下的權力。

但是，作為獨立個體的士大夫個人想要挑戰皇權，無異於以卵擊石、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的悲慘結局。所以各個士大夫之間，開始形成一個利益集團，以集體之力強迫皇權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這也是形成了宋代共治天下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然傳統的士大夫明白皇權是不可能完全被自己控制的，因此他們提出了“正君也”和“格君也”是皇帝的主要職責。

“古先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在於人君一也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也，君也一正，則萬事無不正。”

——範祖禹

這一倡議無疑是將程朱理學的格物致知加以變化，使得皇帝相信格君心以放皇權的觀念是有利於共治天下的。

這樣的做法最初的確能夠滿足皇權和士大夫各自的需求，但是也充斥著一些不確定的因素，比如：士大夫中何人去“正君心”成為了首當其衝的問題所在。元祐年間進行科舉的時候，蘇軾上表：

本意向朝廷舉薦人才的蘇軾，成為了以權謀私的典型，在士大夫之間流傳開來。於是士大夫這個原本利益集體開始逐漸分化，後來朝堂諸多事宜積攢到一人以蔽之：“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人主亦不得而私有之。”

——《歷代名臣奏議》

因此，面對“共天下而無人治”的局面，民間開始出現了一大批有志之士自發地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而在這些群體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草澤”階層。雖共用草澤之名，但是他們之間又相互獨立，自成一體。

其一是部分民間草澤雖然在朝堂上並無實權，但是卻有著遍及朝野之名望。宋真宗曾召見一名草澤魏野，原本魏野只是“不求聞達”，可受到真宗召見後的他也開始“辭疾不至”，竟然用生病的藉口回絕皇帝。試問一般的民間草澤能有這樣的膽量？除此之外還有少時多讀書的李瀆也拒絕了真宗的會面邀請，死後竟還被史書記載為隱士。

“草澤閒士，以隱逸得志，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名聲，不修求友，不營聞達。”

——《雲笈七籤》

其二，就是積極參與國家政事的草澤群體，他們在國家出臺各項政策之後，會根據在實踐中形成的經驗結果上報朝廷，使宋廷能夠及時地對自己制定的地方策略進行修繕。慶曆五年，潤州草澤邵餗號就因為他“素有節行故”被宋仁宗賜予“衝素處士”的稱號。草澤宋堂因為對制定政策及時針砭時弊，破格錄取為“國子四門助教”。

其三則以在藥理、天文及水利勘探等方面具有傑出表現的科技草澤為代表。紹興三十二年，宋孝宗專門“詔草澤能療治者，白身除節度使，賜錢十萬貫，田百頃”。用這樣的條件尋求民間草澤的良方以治宋高宗“不豫”的症狀。

“草澤”參政主要依託三大方向：朝廷分配、自我舉薦、社會基礎

天下由天下人共治，的確是一個很好緩解階級矛盾的方式。但是在封建皇權集中的古代社會，尤其是宋代程朱理學鼎盛的時期。草澤依舊要受制於朝廷的分配管理，換句話說宋廷官方的認可，是成為草澤的硬性條件之一。

其實宋廷是十分重視人才的，從宋代開始的科舉制就可以發現，其目的就是為了“待天下之才傑”。宋太祖趙匡胤也設立了對人才選拔的條件“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悉許應詔。”由此可見，草澤是要積極地參與國家建言獻策。

除了科舉之外，因為很多宋代文人並不滿足使用程朱理學作為應試的範本，所以就有一批沒有參與科舉考試或者是參與科舉但落敗的草澤人士。懷才不遇的他們為了體現自身的價值，向朝廷自薦，其中也有不少受到重用的人。宋太祖時期，一位名叫王德的草澤及時處理河堤，防止了發生洪水的危險。太祖直接賜其“同學究出身”的地位。

如果得到朝廷的重視和官方的認可，是成為草澤的敲門磚的話，那麼社會基礎則是奠定草澤的試金石。因為成為草澤必須要經過教育後擁有了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才能為人所重視繼而重用。

但是獲取教育的必要基礎就是自身的經濟基礎，經濟水平越高則會給自己帶來更高的教育機會。而宋代私學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崛起，使得很多才俊來自於中下層的地主和部分農民階級。

宋代的人才素質普遍提高，這一點和宋代社會科舉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範圍的普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樣就在培養人才之初就奠定了民眾積極參與國家政事的基礎。

“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質彬彬矣。”

——《宋史》

因為宋代諸多理學派的興盛，致使宋代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學校，來宣傳屬於各種派別的文化和思想，這也在一定意義上大大增強了民眾的社會參與感。而伴隨著宋代印刷術和造紙術的蓬勃發展，在滿足宋人文化需求的同時也能夠促成宋人形成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因此，在草澤自身能力的支撐下，宋廷官方的認可加之社會基礎的推動，都促使草澤作為主要力量參與到共天下的國家治理中。

“草澤”參政現象的出現，實為宋人社會意識覺醒的集中體現，維繫了宋代統治

不論是從個人的能力出發，還是從官方的態度來看，在宋代這樣一個“共天下而無人治”的局面之下，草澤的出現及時地承擔了他的社會責任。面對士大夫和皇權之間的矛盾，草澤不僅完成了士大夫不敢做的“正君心”的事情，而且還運用自身的能力，解決了危害百姓生活的隱患。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禮記·大學》

儘管原本只有平民之意的“草澤”由來已久，可是宋代的草澤則是將這條儒家的經典語錄結合到了實際行動之中。通過行動的外展，將原本言簡意賅的語言發揮到實質。這一過程也正體現出宋人勇於承擔社會責任的擔當，在封建時期的宋代社會產生了啟迪心智的力量。

宋廷對草澤的重用也體現出，宋代的朝廷對於人才的態度是極為開放包容的。雖然宋代形成了積貧積弱的局面，但是正因為有著民間草澤們的努力，原本岌岌可危的宋代社會才有了一絲喘息的機會。來源於各個領域的草澤也成為了宋代民間社會的基礎和紐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觀念似乎是草澤存在的意義。

但草澤作為民間的力量來源，在面臨朝廷內部勢力的擠壓時，仍然毫無招架之力。雖然朝廷在統治民間思想的時候，的確需要藉助到草澤的作用，草澤取得的成績也有目共睹。可是作為朝廷利用的工具之一，草澤也只不過是整個宋廷用來標榜自身的“政治手段”。

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作為維繫宋廷統治工具的草澤，雖然沒有挽救整個宋朝的命運，但是憑藉自身的努力，向世人詮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社會責任感，是宋人社會意識覺醒的集中體現，對後世影響深遠。

參考文獻：

《宋史》

《資治通鑑》

《宋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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