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30年代上海
護士為小女孩注射疫苗
（上海市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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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霍亂、天花、傷寒、鼠疫……每次病毒和細菌的肆虐，上海這座城市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尤其當人們還不可避免地要同時面對薄弱的公共衛生體系、陳舊的習俗和理念、傲慢的殖民者和動盪的時局時，人類與疾病之間的這場戰爭便愈益顯得艱難，甚至慘烈。
從某種角度來說，正是在這樣一片艱難和慘烈之中，一種近代意義上的公共防疫體系也隨之逐漸構建起來……
最早關於疫病的記載
上海作為一座歷史並不久遠的城市，其疫病流行的最早文字記載，迄今為止見於1454年（明景泰五年）。史書上僅寥寥數語：夏，上海縣，華亭縣大疫，死者無數。
明代上海景象
此後的疫病記錄，相隔了整整一百年。自1554年起，上海縣連年大疫，據《上海縣誌》記載，當時上海城裝運棺材的車馬進出，每天好幾百，以致棺材供不應求，許多死者只得以葦蓆裹屍，有的人家因死者相疊而一時無法收拾，其慘像一直延續到第二年。
1588年（明萬曆十六年），上海又是禍不單行，大旱又大疫，嘉定一地更是死亡甚多，路邊積屍的數量之多，竟然造成交通癱瘓。
地圖上的明代上海縣城及縣域範圍
直到1821年（清道光元年），上海有一種“大疫”終於為人們所認識。這就是被稱為“曾摧毀地球的最可怕瘟疫之一——霍亂”。相對而言，這次流行對上海的影響比較輕微。
造成危害最大的，當數霍亂
開埠後的1850年夏天，上海又不幸遭遇傷寒侵襲。由英國傳教士雒魏林創辦的上海灘第一家西醫醫院——山東路醫院（今仁濟醫院），在一份醫學報告中有著令人震驚的記錄：5、6、7月間，上海傷寒廣泛流行，許多人死亡，由於家屬和其他人的死亡，看上去幾乎所有居民都在戴孝。這一年，上海剛剛開闢了通往倫敦的航線 ，開始了與外面世界的對接，但這場瘟疫使得這座城市幾乎走到世界的盡頭。
開埠之初的上海
（上海市檔案館藏）
12年後，也就是1862年 6月，一艘名為“千歲丸”的日本帆船，載著51名一心想打通對華貿易之路的幕府官員和商人，從長崎啟航來到上海。然而，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還未見識他們心目中的“西洋”——上海的繁華，就上吐下瀉起來，這次不是他們所知的菌痢，而是霍亂！一位藥材商的僕人當即一命嗚呼。翌日，船上的廚師也隨之而去。第三天，翻譯官的弟弟，年僅26歲的碩太郎也因此死亡。
經荷蘭領事的斡旋，三名倒黴的日本人在太平軍隆隆的炮聲中葬在上海爛泥渡的佛塔之下。所幸的是，“千歲丸”上的其他人沒有再遭遇霍亂病菌，考察因而得以繼續。然而上海的厄運並未就此停止。
“千歲丸“抵達上海港口的情景
第二年，即1863年，霍亂肆虐之勢不僅未見減弱，相反勢頭愈加兇猛。不僅華界，租界也籠罩在瘟疫之中，外僑中不少人死亡，其中包括外僑中的一位顯赫人物——署總稅務司德都德(H.Tudor Davies) 。
給人們生命帶來威脅的疫病，還不僅僅是霍亂。從19世紀60年代始，史書上陸續出現了一些新型傳染病“入侵上海”的最早記錄：
1862年，法租界流行鼠疫，不少人因感染而死亡；1881年，盛行天花，剛10歲的小孩也難以倖免；1884年，惡性瘧疾流行上海；1889年，猩紅熱 暴發，導致公共租界內約有1500名華人因此失去生命。1902年更有1527人死於此病；1918年，世界範圍的流行性感冒閃電般襲擊上海，當年死亡418人……
然而造成危害最大的，還是當數霍亂。近代上海霍亂的又一次大流行是在1907年，有655人因此失去了生命。此後霍亂的流行史應驗了這樣一種常識：即每隔6至7年爆發一次。1912年、1919年、1926年……最為慘烈的是1938年，因為戰亂，引發“難民潮”湧入上海，霍亂迅速蔓延，一年之內死亡人數高達2246人！
早年上海城牆
（上海市檔案館藏）
衛生理念背後的人命代價
1898年上海時疫流行。7月16日這一天，有17人死亡，但他們不是死於病毒或細菌，而是倒在了法國水兵的槍口之下。法國水兵的出現與當時上海流行的疫病不無關係。
19世紀末的上海
（上海市檔案館藏）
話從四明公所說起。四明公所建於19世紀末，是那些雄心勃勃的寧波商人同鄉兼同業的組織。這些組織的一項主要事業，就是“建殯舍，置義冢”，以守護客死異鄉的靈魂，在西方人看來，中國人似乎更重身後之事。殖民者來了以後，寧波人發現他們的公所卻被劃在法租界範圍裡，而麻煩也很快找上門來了。
四明公所
法租界當局有意徵購四明公所地產，理由是修造學校、醫院需要地皮，這或許是事實，但他們無法容忍寄放在公所裡的棺材同樣也是事實。四明公所雜處民居之間，所寄放的棺材棺木松裂，導致血水外溢之事時有發生，極易汙染得病，顯然，這給圖謀不軌的法國人抓到了把柄。
在一封以法租界公董局董事的名義給法總領事的函中，法國人如此解釋他們的憤怒：
現在，在這公所裡又有許多的屍棺堆寄著；當此時疫流行的過程中，租界邊沿有了這類穢物的存在，的確是公共衛生上的一種長期威嚇……特請你將這抗議的意旨，轉達中國當局，要求他們嚴令所屬，立將四明公所的棺柩大行掃除，並應在該公所的房屋和空地上，實施絕對的消毒辦法，不得延誤！
殖民者的霸道溢於言表，但對大多數淳樸的華人來說，“公共衛生”“消毒”這樣的字樣也確實有點陌生。法總領事於是向上海道發出最後通諜，限令四明公所交出產權。7月16日晨，法國水兵衝入公所，強拆圍牆，引發事端，直接導致市民被殺17人，傷十多人，被捕十餘人。歷史上稱之為“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
《法人殘忍》，刊載於《點石齋畫報》
事件的結尾對寧波人來說是極其傷感的：四明公所的地產保住了，但從此不得掩埋新屍，不得停柩，所有舊墳陸續遷回原籍！法國人的勢力範圍又擴大了，對他們而言，法租界的公共衛生事業似乎又翻過了一頁。
數千人阻擋檢疫
轉眼十二年過去了，有些被遺忘的微生物又出現，似乎在提醒人們不能無視它的存在。1910年10月底，上海閘北甘肅路一帶，突因染鼠疫連死兩人!
歐洲人對於鼠疫的恐懼是根深蒂固的。14世紀那場幾乎毀滅歐洲的“黑死病”——鼠疫還歷歷在目。租界當局的驚恐可想而知，尤其是派員查驗後，意外發現阿拉白斯脫路（今曲阜路）、北山西路等處也有疫情，租界當局更是忙不迭地啟動一整套應急措施，但恰恰是這些舉動激怒了華界的人們。
為防疫而焚衣
（上海市檔案館藏）
疫區要消毒，緊急出動的外籍巡捕很粗暴地強令那些連生計都成問題的鄰近居民、店鋪搬遷。那些挨家挨戶檢疫的外籍稽查員也未給人留下好印象，闖民宅如入無人之境，且不分男女，一一檢查，婦女大為恐慌；安放捕鼠器時，稽查員又對華人居住環境的雜亂汙穢橫加指責，卻忘了自己已越界侵入華界虹口一帶。
貧民所居住的地方
（上海市檔案館藏）
由此，租界當局推出的這場衛生檢疫，逐漸發展成為華界民眾對列強侵佔主權的指控，一時間引發數千人阻擋檢疫，工部局消毒藥水車也被砸毀，造成一時混亂，工部局見勢出動了大批巡捕彈壓，逮捕了12名鬧事者，這就是“清末檢疫風潮”。
對此，工部局不以為然，並堅持推出充滿懲處性的“檢疫章程”，為此召開公共租界納稅外人特別會議，“章程”的有關條款對發現傳染病不報、患者家屬拒遷出、阻礙種痘等實行嚴厲懲處。更嚴厲的規定是：住房40方尺（約4.5平方米）只許住一人，多住的罰25元。這一超乎當時人們的認識程度和一般生活水準的規定，更激起民眾對檢疫的牴觸。
這時候，有一個人站了出來。他叫沈敦和，是代表華人團體與租界當局接觸的上海商務總會核心人物。沈敦和召集上海灘各業各幫的頭面人物商議，並四處活動，其目的只有一個：創建一所中國人自己的傳染病醫院，並由精通中西醫的華醫按華人習俗檢疫。為消除婦女顧慮，還隨派一名女醫生同行。
沈敦和
他毫不隱諱自己辦醫院的目的，不僅僅在於公共衛生，還在於杜絕租界勢力對華界的侵入。沈敦和早年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也是中國紅十字會的締造者，他的提議可謂是切中問題的要害。租界當局同意他的提議，但只給了四天的時間。
《申報》關於鼠疫的報道
沈敦和當即召集大會，並在會上慷慨陳詞，繼以揮涕，情之所至，感動了人群中的一位名叫張子標的粵商。張當即表示：願廉價作讓寶山境內的補蘿居花園給沈作醫院院所。於是，4天的大限未到，上海第一所中國人的傳染病醫院——中國公立醫院（今上海市傳染病醫院）很幸運地掛牌了。在事實面前，工部局只得低下高昂的頭顱：表示工部局不再到華界查疫，而改由華人自行檢驗，所有患疫華人的隔離診治概歸華人醫院自行承擔。
新成立的中國公立醫院，並沒有人們想象中的抱殘守缺，也沒有一味的顢頇排外，而是聘請西醫主政，由醫院自派華籍醫生，對虹口地區海寧路一帶2400戶華人居民分道查疫，這一回各路商家、市民均未受驚擾，所查區域內先後發現鼠疫，但因防範甚嚴，療治得手，做到了隨起隨滅，終使檢疫一事在10天內收兵。
為推廣疫苗使出殺手鐧
對抗病毒和細菌是一場戰爭，這場戰爭叫作防疫。防疫，是伴隨著歐風美雨而來的一種新概念，一種隸屬近代公共衛生範疇的理念。在此之前，所有的防疫措施都是這座城市的人們聞所未聞的，譬如報告制度，譬如隔離 、消毒，但防疫注射稍稍是一個例外。
為預防天花而接種的人們
（上海市檔案館藏）
中國曆來盛行預防天花注射，但不甚安全，一些人反而因此染上天花。1870年，即將上任的公共租界衛生官愛德華·亨德森博士就呼籲在租界內禁止傳統的預防天花注射，而代之以19世紀初已在歐洲流行的種痘——雖然英國傳教士雒魏林早在1846年便曾在他創辦的山東路醫院裡施種過。翌年，這位租界衛生官走馬上任後，便在租界內發起了一場接種牛痘運動。他甚至得到保守的上海道的支持。
出乎意料的是，儘管寧波路上的工部局疫苗接種門診每星期開放兩個下午，但希望種痘的人還是寥寥無幾。無奈之下，公共租界工部局祭出了“殺手鐧”，願意接種的小孩給錢！1872年，所有接種的小孩，每人在種痘後，手心裡都被塞進300文的賞錢！
不僅如此，原來固定的疫苗接種門診也逐漸“流動”起來，由租界當局組織了一支流動疫苗接種的“大篷車隊"，開往學校開往工廠，開往棚戶，開往鬧市中心……
為市民提供疫苗接種的大篷車
（上海市檔案館藏）
此後，願意接種的人們、尤其是租界的華人才逐漸增多。因為他們被反覆灌輸這樣一種觀念：注射抗霍亂疫苗或抗天花疫苗是最為有效的防疫方法。
1932年租界流行霍亂時，防疫專門小組的醫生，手持針筒，每天佇立在街頭為每個過往行人免費注射疫苗。
上海市民在接種站接種疫苗
（上海市檔案館藏）
上海街頭接種疫苗的“帳篷”
（上海市檔案館藏）
“報告1例霍亂，酬白銀1兩”
至於傳染病消息的來源，向來是一件令有關部門頭疼的事。很長一段時間裡，租界當局掌握傳染病信息，全仗有限的死亡報告，以及部分登記在案的醫院或註冊醫師的主動報告，消息來源十分有限。或許受預防接種的啟發，公共租界也採取獎賞報告的措施。1931年，公共租界流行霍亂時，工部局衛生處規定，每報告1例霍亂，酬1兩白銀。
工部局衛生處大樓
（上海市檔案館藏）
比較規範的疫情報告制度來自法租界。1930年，法租界公董局要求所有登記在冊的開業醫師、助產士和機構在遇到列病範圍的17種疫病時，有義務在第一時間、以專用郵筒向公董局衛生處處長通報。而同年國民政府頒佈的《傳染病預防實施條例》，只是要求醫生在12小時內將病情報告病者或死者所在地的行政長官。
但是很快，在1932年法租界抵禦霍亂的緊急措施中，原來所謂“第一時間報告”的做法，已從對醫生的要求轉為對患者的警告 ：即要求患者如有不適，應在第一時間通知醫生，使醫生採取迅速有效的措施，確認病症、隔離病人，並通知租界衛生處，以專用車輛送病人至醫院……不久，這一做法成為疫情通報制度，成為法租界“預防傳染病章程”中的一部分。
“傷寒隔離15天，白喉隔離3天”
及時的報告，對患者而言，意味著能得到及時的救助，對其他大多數人而言，則可以得到及時的隔離。早在1871年亨德遜博士擔任公共租界衛生官時，已有隔離醫院的設置了。相比較預防注射和疫情報告，隔離對國人而言，更是新名詞一個，難以接受也是在所難免。1910年10月，虹口一帶發生鼠疫，工部局衛生處人員趕往現場，二話不說，強行豎起一層“鉛皮隔離圍牆”，以防疾病的蔓延，致使隔離區人們大為惱火，雙方几乎又釀成一場華洋衝突。
當年上海街頭張貼的“預防霍亂”宣傳畫
（上海市檔案館藏）
嚴格意義上的隔離制度，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形成的。1928年 南京國民政府提出與9種傳染病同住或有被傳染可能的嫌疑人的隔離消毒日期，其中時間最長的是傷寒，為15天；最短的是白喉，僅3天。
上世紀30年代
上海頒佈的《傳染病預防條例及實施細則》
將9種傳染病症列入預防範圍
（上海市檔案館藏）
更為強硬的隔離措施體現在1930年國民政府頒佈的《傳染病預防實施條例》。該條例賦予地方行政長官較大的實施隔離的權力，如派檢疫人員將病人或疑似病人扣留，或統一就近送隔離醫院或病室治療，且可根據實際情況，隔絕市街村落的全部或一部分交通；更具公共意義的是，人口超過20萬的華界稠密地區，自此將設立傳染病醫院或隔離病室。
上世紀30年代
上海頒佈的《傳染病預防條例及實施細則》
（上海市檔案館藏）
法租界則進一步將負責診療傳染病患者的醫生也列入隔離範圍。在隔離設施上不僅有專門的隔離醫院，連著名的聖瑪麗醫院（後改名為廣慈醫院，今為瑞金醫院）也闢出隔離區，此外還有收治恢復期病號的隔離中心。
上世紀20年代
隔離病房大樓下水管道地圖
（上海市檔案館藏）
除了隔離舉措，消毒也是另一重要方面。上海最早的消毒機構是1904年建立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消毒所。凡向衛生官提出申請，消毒一律免費提供服務，但消毒對象僅限於房屋和衣物臥具。時至1930年代，法租界才將傳染病患者的住所、收治疫病患者的醫療機構、周圍的人和易感人群列入消毒範圍，但消毒不再是免費的，費用須由僑民自己承擔，而且有一點是明確無誤的：即任何人不得阻撓醫生執行消毒措施。
消毒人員在居民家中消毒
（上海市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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