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朝八旗军早期战斗力非常强，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从统一女真各部并征服蒙古、朝鲜，到推翻明王朝政权的历次战争中，可以说是所向披靡。然而入关后不久，八旗军便开始出现战斗力衰退的迹象。随着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日趋巩固，战事日渐稀少，这支军队也逐渐蜕变衰败，乃至晚清急需用兵之际，它已完全变成一支不堪重用的糜烂之师。本篇文章就来着重讲一讲八旗军是如何从天下无敌变成不堪一击的腐朽之师的。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初期的八旗军，八旗军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军事组织。
他起兵后不久，便对女真族氏族社会时期就存在的兼具生产和军事职能的社会组织──牛录进行改造，先后建立了黄、白、红、蓝、镶黄、镶蓝、镶白、镶红8旗。皇太极时，又按民族分为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八旗。各旗设立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等官职，逐级统辖。从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到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这一阶段，八旗实行兵民合一,兼具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的职能。兵丁平时狩猎务农，战时自备武器粮食，随军作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堪称一支能征善战的精兵劲旅，作战时军纪颇严，有进无退，甚至在死伤惨重、尸横遍野的情况下仍很少有人退缩逃阵。它曾以精兵6万，采取集中兵力、连续作战、逐路击破的战法，击败明朝10余万大军，取得了萨尔浒大捷；用两年的时间攻克明军防守关外的宁锦防线，歼灭明军5.4万人；后来又在山海关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击败李自成大顺军，逐一消灭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统一全中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军入关建立全国政权后，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度，将整个八旗组织原封不动地移入新的社会体系之中，成为完全由国家供养的职业军队和职业预备役军人集团。八旗官兵携家带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军营之中，驻于京畿地区的部队称"京营八旗"，驻于全国各战略要冲的部队称"驻防八旗"。军营内生活设施齐备，旗兵及家属不得私自外出。官兵都是从旗人内部严格选拔，生便入档，壮则当兵。都统、参领、佐领等各级军事长官同时又是行政长官，平时督促士兵从事生产、操练武艺，作战时率领部队出征。 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支柱，酬谢有军功的八旗贵族，清廷开国之初即给予八旗将士相当优厚的待遇，期望免除官兵后顾之忧，从而可以专心练武，保持原有的军事素质。同时也严格规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经商或从事其它谋生之业。然而，事与愿违。从顺治、康熙年间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现追求享受、战斗意志衰退的倾向。在前线指挥战斗的亲王、郡王和贝勒们"逗留观望。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2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机"。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八旗军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绿营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间的一些重要战争，如柴达木之战、平定大小和卓之战、大小金川之战中，尽管参战的八旗官兵数量有限，其中一些号称精锐的八旗部队的表现却不如绿营兵，昔日敢打敢冲的作风已不复存在。嘉庆至清末，八旗军逐渐演变成专靠国家供养的社会救济组织，失去了起码的战斗能力。1799年清军在镇压白莲教起义时，曾一度把京营八旗中最精锐的健锐营和火器营派往前线，结果因军纪败坏，不听约束，未及投入战斗就被迫撤军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议从八旗军中挑选壮丁加以操练，使之恢复入关时骁勇善战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此时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说:选练八旗丁壮是多年前的老办法了，你们却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无可练习。
八旗军的衰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官兵素质低下，八旗军入关以后，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恶劳的现象到处蔓延，直接导致了八旗官兵体能和军事素质的全面下降。人人耽于安逸，优游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练功习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马骑射技艺的官兵越来越少。1815年，嘉庆帝阅看左右两翼前锋营官兵射靶，200人内竟无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大都是雇人顶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阅兵大典上，也是由仆人携带着兵器，骑马乘车赶赴演武场，俨然一副老爷兵的模样。当时京城中盛传的谣谚"糙米要掉，见贼要跑，雇替要早，营营要少"，说的便是这帮八旗大爷每次领岁米月粮时都要刁难发放者，临阵交锋时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检阅时都要预雇替身，平日尽量少到营中当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现象的长期存在，必然使八旗军中充斥人残技疏、羸弱不堪任战之人。清末甲午战争中，京营八旗中最精锐的部队神机营赴山海关布防。有人在芦沟桥遇见他们，但见"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则一十一二龄童子也，余多衣不周体，蹲踞道旁，不愿前进"。这样的老弱残兵当然不会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有什么作为。
《2》:训练形同虚设，清朝建立以后，逐渐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军事训练制度。但因承平日久，这些制度实际上并无人认真执行。平日规定的每月练习步射、骑射，每年合操、考试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将领还肆意篡改条例，减少训练次数，减轻训练强度。如乾隆年间广州驻防八旗的火炮训练时间就由每年4周减为2周，射击训练的次数由10次减为5次。有的驻防八旗部队，甚至因操场被出租赚钱，干脆取消了火枪和火炮的射击练习。《3》:军事功能与社会功能混为一体，军队臃肿不堪。为了维持八旗成员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清廷将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全都包办下来，给予他们授官袭爵，占有土地、人丁等许多方面的好处。而长期供养"数十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于王家"，必然给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带来十分沉重的负担，不得不竭尽全力搜括民财予以支撑。清军军费支出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兵饷马乾银，主要来自于中央财政支出，其数额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约1900万两左右，雍正末年以后每年约为2600万两左右。二是岁米月粮，由国家征收的粮食中统一拨给实物，也有一部分粮米采取折成银两的办法发放。三是武职养廉银、兵器火药制造费、军事工程修造费等，主要由地方财政支出，大约每年500万两左右。在上述巨额军费支出中，仅兵饷马乾银一项每年即占康熙朝中央财政支出的70%，占道光朝中央财政支出的72%。而其军费的一半以上都耗费在人数最多时仅有27万人的八旗军身上。如嘉庆朝60万绿营官兵每年兵饷马乾银约1200万两，仅占当年总数的46%，其余1400余万两为八旗官兵兵饷马乾，约占总数的54%。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八旗人口的不断增加，八旗军费日益增长，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财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灾害、战争，收入剧减，军费将无法保证按足额发放。清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清朝财政濒于崩溃，清廷不得不在咸丰年间将旗饷降低发放，京营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饷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区，旗兵俸饷拖欠扣减现象更为严重。如光绪末年奉天旗人在两年间总共发了9个月的俸饷，加上扣减摊派，每兵所得不及饷额的十之一二。而这种"既要吃皇粮，又吃不饱皇粮"的现象的出现，对本来就难以维持生计的旗人家庭无异于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纷纷逃亡，另觅生路。有的旗人还违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补贴家用，而无心上操应差。更多的人则因为长期享受优待政策，产生强烈的依赖心理，把当兵看成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把游手好闲、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经地义的权力，清廷补贴赏赐稍不如意，就四处闹事。清代京营八旗兵丁曾几次为增发津贴等事项，在皇宫门前或亲王府中聚众喧哗，几乎酿成大规模暴动，令清朝君臣都头痛不已。
《4》:实行封闭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机日益严重。军队是担负专政职能的特殊武装集团，只有广泛吸纳社会上的优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这一职责。但八旗军始终是关起门来，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搞军队建设。八旗制度规定军职世袭。兵员都从旗人子弟中选募，旗人不得与汉人通婚，以保持血统的纯洁；初级军官主要靠世袭或由官办的学校里学习满汉语言、骑射功夫的八旗军官子弟中间选拔。属于中级军官的佐领，有勋旧、世管、互管、公中诸种，除公中佐领外，都是由某一个或几个世家子弟承袭。高级将领如都统、副都统全都由满洲贵族世代垄断。由于世袭范围十分广泛，八旗军职的升迁失去了竞争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军官队伍中充斥昏庸无能、不思进取之辈。特别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经历及战争阅历的皇亲国戚担任大军统帅。这些人从小生长在深宫官府之中，过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担任军队统帅的素质，却硬被置于关系到战争胜败、国家安危的重要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败的种子。清军在征讨噶尔丹、平定准噶尔等作战中屡次受挫，都是由于任用了昏庸无能的八旗贵族做主帅所致。比如清军对准噶尔用兵时，雍正皇帝先后派出怯懦无能、寡谋鲁莽的满族贵族傅尔丹、马尔赛为将，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当的教训，反而极力庇护败军之将，迁怒于汉人将领。赐给傅尔丹御带，却将汉人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关进监狱，将汉人署宁远大将军纪成斌处死。有的八旗将领不仅无能，而且怕死，在战场上闹出不少笑话来。康熙年间的乌兰布通之战，担任前敌将领的正白旗副都统色格，临阵怯战，推托中暑而下马。他的家人说:二品大员如此临阵退怯，将来回去有什么脸面见人呢？又把他扶上马。色格却再次从马鞍上滚下来，躲进草丛。等到打完仗回营时，还是浑身战栗不已，身穿甲胄、蒙着大被抖到天亮，一时传为军中笑谈。封闭的用人制度所带来种种不利影响，从上述例子中可见一斑。清中后期，八旗军将无敢战之胆、兵无缚鸡之能的实情已为举国上下所熟知，连清廷也不敢轻易把他们派上战场了。
《5》:八旗军的兴衰与清王朝的兴衰是一致的。作为与广大人民利益根本对立的封建贵族政权，清王朝的统治最终走向腐朽是历史的必然。作为这一政权的统治工具，八旗军由盛而衰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且是清王朝走向没落的一个缩影。早在"康、乾盛世"时代，清王朝就开始显露出种种败兆。最明显的表现是封建贵族们出于其追逐财富、剥削压榨广大民众的阶级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级官吏、豪绅，皆一改清初较为简朴的风气，肆意侵吞和挥霍人民的劳动果实，追求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康熙6次南巡，费用浩大，银子花得跟潮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则远远超过他的祖父和父亲。为游山玩水、寻欢作乐，他仿效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宫30处，运河上的随行船只达上千艘。每到一处，地方官百般讨好，搭彩棚、办筵席、进贡山珍海错和土产方物，酒无虚日，城开不夜。乾隆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苑囿，如扩建康熙时修建的避暑山庄，建外八庙；扩建雍正时期建的圆明园，增建长春园、绮春园等，不知耗尽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无不沾染上奢华没落的风气，贪污成风，贿赂上司。而历朝皇帝大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权的索额图、徐乾学和高士奇等人无不是声名狼籍的贪赃枉法之徒。乾隆的内侄福康安也仗着自己的宠贵地位和特殊功勋，搜刮民财，生活异常奢汰，动辄拿出上万金币犒赏军中将士，家中每日里姬妾仅买花就花费数万钱。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执掌朝政的和坤。他任军机大臣达24年之久，专权和贪婪之名，连外国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后，嘉庆将他治罪抄家，仅其家产的一部分就值2.2亿多两，相当于当时国库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两个仆人被抄没的家产也值700多万两白银。可见他们贪赃枉法已达到何种严重的程度。 《6》:清廷和八旗将领为了优待旗人，保存"国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们与汉人接触，免受汉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体恤生命为由，不愿意在一些小规模战争中适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大军囤兵昆明坚城之下，不思进取。汉人将领赵良栋欲发动进攻，即遭到定远平寇大将军彰泰的反对，理由竟是"皇上豢养之满州，岂可轻进，委之于敌？"其实不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历次南北战争中都有不愿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缅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绿营兵22000名，八旗兵仅仅3000名，绿营兵数多于八旗8倍有余。1787年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用绿营兵10000名，八旗赴前线者仅100名。1853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军调集绿营兵53436名，八旗兵仅4999名，绿营出兵人数较八旗多出10倍有余。即使是派八旗军上战场，打仗时也往往是由绿营兵甚至临时招募的勇营兵打头阵，八旗兵在后跟随。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八旗官兵的体恤优待，从长远来看却是坑害了他们。在相对和平时期，每一场战事都是检验军人素质和军事训练水平的难得机遇，也是将帅们积累作战指挥经验的极好机会。然而从清朝统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计逃避上战场，只满足于在平日的操演教阅中走过场、摆花架子，以领取粮饷度日。清后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龙江马队还稍能打仗以外，京营八旗和各驻防八旗大都是兵无缚鸡之能，将无才智之士。当时荆州旗营官兵甚至连自己军营中的财产都保护不了，还需要花一大笔钱雇人替他们站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窃财物，由此不难看出其军事素质之低劣。
综上所述，八旗军由盛转衰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现象，它的衰败与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趋势是相一致的。但同时也要看到，任何军队从战争年代进入和平时期，都要面临严峻的考验。古今中外的军队都要经过这一关。八旗军由盛转衰的事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过程中某些普遍倾向。清朝统治者对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影响认识不足，固步自封，拒绝改革，直接导致了八旗军的迅速衰败。这一历史教训对后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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