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文治武功都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帝王中的典範，但是，近些年來網上翻案風盛行，標新立異的觀點層出不窮，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對歷史人物進行顛覆性評價，而李世民作為標杆式的人物，自然未能倖免。不過，李世民的文治武功，早已彪炳青史，想要推翻實在是太困難了。於是乎，有些人就開始另闢蹊徑，從其他方面入手批判李世民。修宮殿，也就成了他們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李世民
說實話，李世民當皇帝確實厲害，但要說修宮殿，實在是太不突出，終其一生，也就修了幾個宮殿，要麼規模很小，要麼非常樸素。不但完全不能和他之前的隋朝楊氏父子相比，而且也大幅落後於他身後的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兩口子。
此外，必須指出的是，修宮殿本身，並不能認為就是暴政，宮殿的基本功能是居住和處理政務，就類似於現在建造住宅樓和辦公樓，你能說它不對嗎？之所以有的皇帝大興土木被後人批判，是因為他們建造的宮殿過於奢華，完全超過了正常居住和處理政務的需要；同時，他們在建造時濫用民力，破壞了正常的經濟生活，搞得百姓流離失所、家破人亡。
而李世民修建宮殿，並沒有出現上面的問題。
李世民反覆強調修建宮殿一定要樸素，因為宮殿奢華問題還專門處罰過將作大匠竇璡。至於李世民修建的部分宮殿（例如玉華宮）耗費比較大，主要是因為建築規模比較大，李世民把百官的辦公場所都建起來了，攤子鋪的大，耗費自然也就相對較大。但玉華宮本身非常樸素，仍然只是滿足基本的居住和處理政務的需要。
李世民修宮殿也並未破壞正常的經濟生活，當然，既然是修宮殿，百姓就要服力役，一旦服力役，其經濟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來苛責古人，在唐朝前期，百姓服力役是法令明確規定的，課口每年要服役20天（如有需要，最多加到50天），作為皇帝，要做的不是不讓百姓服力役，而是要把握好度，將其控制在百姓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在貞觀年間，百姓並未因為修建宮殿而出現大規模騷動，說明李世民在這方面做的是不錯的。
因此，僅就修宮殿而言，李世民也沒有什麼黑點。
但是，誰讓李世民留給後人的黑點太少呢。沒有黑點，創造黑點也要批判，終於，經過仔細搜索後，有人貌似找到了李世民在修宮殿方面的一個大黑點，那就是貞觀十四年（640）修建襄城宮，據說李世民為此使用了多達190萬人，耗時1年才修成。
具體情況究竟是什麼樣的呢？本文對此詳細分析一下。
一、修建襄城宮的相關記載
據《唐會要》卷30記載：
（貞觀）十四年（640）八月五日，營襄城宮。初，太宗將幸洛陽，遣將作大匠閻立德，訪可清暑之地，以建離宮。遂於汝州西山，前臨汝水，傍通廣城澤，以置宮焉。役工一百九十萬，雜費稱是。
至（貞觀）十五年（641）三月七日，幸襄城宮。及至，暑熱甚，又多毒虺。太宗大怒，九日，免立德官，而罷其宮，分賜百姓。
（《冊府元龜》卷14、卷625記載略同，《新唐書》閻立德傳記載較為簡略，“役凡百餘萬”）
據此看，貞觀十四年（640）八月，李世民計劃巡視洛陽，命令將作大匠閻立德找一個清涼避暑之地修建離宮。閻立德就在河南汝州建了一座宮殿，是為襄城宮。等到貞觀十五年（641）三月，李世民到達襄城宮後，發現宮殿裡面很熱，又有很多毒蟲，於是大怒，免去了閻立德官職，廢棄襄城宮，將襄城宮的磚瓦木石等材料分賜給百姓。
閻立德
襄城宮事件本身是比較簡單的，但是，問題出現在修建襄城宮的耗費方面，史書說“役工一百九十萬，雜費稱是”，這裡的“役工一百九十萬”是什麼意思呢？有人說，意思是動用了役工190萬人，由此可以看出李世民在嚴重的濫用民力。
那麼，實際情況確實如此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我認為，這裡的“役工一百九十萬”，指的是役使工匠的耗費是190萬，而不是人數是190萬。下面我就具體分析一下。
二、貞觀年間唐朝不可能因修建宮殿而役使190萬人
襄城宮修建於貞觀十四年（640），當時唐朝全國有多少人呢？根據《舊唐書》地理志的統計數據，貞觀十三年（639），唐朝全國在籍人口是300餘萬戶、1200餘萬口。
這裡面，能夠承擔賦役的人口（課口）有多少呢？史書沒有直接記載，但我們可以進行推算。
查《舊唐書》玄宗本紀記載，天寶十三年（754），全國人口為52,880,488人，其中，課口為7,662,800人，課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4.5%。
查《通典》食貨典記載，天寶十四年（755），全國人口為52919309人，其中，課口為8208321人，課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5.5%。乾元三年（760），全國人口為16,990,386人其中，其中，課口為2,370,799人，課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4.0%。
通過上述三個數據，可以大致看出唐朝前期課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情況。
我們就拿最高比例15.5%來推算，貞觀十三年（639），全國人口1200餘萬人，據此推算課口為186萬。
也就是說當時全國能夠承擔賦稅和力役的只有大約186萬人。
如果修建襄城宮居然要動用190萬人，那就說明，李世民把全國的課口都調去河南汝州了。朝廷不收租庸調了？朝廷沒有其他需要服力役的事情了？百姓不繼續生活了？全國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停擺了？
而且，汝州巴掌大的地方，這190萬人的吃住問題如何解決？
汝州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明確的說，所謂“役工一百九十萬”，指的斷然不可能是190萬人。
三、“役工一百九十萬”含義分析
其實，只要通讀史書原文，我們就可以大致判斷出含義：
役工一百九十萬，雜費稱是。
請注意後面這句“雜費稱是”，“稱是”，意思是相稱、相當。舉個《資治通鑑》的例子：
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
胡三省在此明確註釋為：言他物與布金銀錢絹相稱也。
也就是說，只有在說到同一類事物的時候，才能用到“稱是”，上面的例子，說的就都是財物。
回到襄城宮這件事情上，後面既然說了“雜費稱是”，說的是耗費、費用，依此反推，前面說的“役工一百九十萬”，也必然指的是耗費、費用，具體說是役使工匠要產生的耗費、費用。
關於這一點，我在史料記載中也找到了佐證，這裡舉出《續通志》為證。
據《續通志》卷212記載：
乃起襄城宮於汝州西山，費百餘萬。
很顯然，《續通志》認為，所謂“役工一百九十萬”，指的就是役使工匠產生的耗費、費用。
至於說這裡的耗費、費用究竟是指什麼，我提出兩種解讀：
（一）金錢意義上的費用
在唐朝前期，實行租庸調製，凡是課口，每年要服力役20天（如果沒服，則需要繳納一定費用，這就是租庸調中的“庸”），如國家有需要，可以在20天之外加役，加15天（合計35天）可以免除“調”，加30天（合計50天）則可以“租調”全免。但是，通常情況下，每年力役最多也就加到50天，超過50天，如果朝廷還要讓人出力役，那就得花錢僱。（這裡說的是通常情況，隋煬帝那種把人往死裡用的不算）
因此，役使工匠是會產生費用的，至少會減少朝廷的“庸”的收入，如果時間長了，還會額外產生僱傭的費用。
比如，唐玄宗時期，曾修建大明宮，後又因故緩修，為此，唐玄宗發佈《緩修大明宮詔》，特意指出：
所有先役工匠，即優還價值，勿令懸欠，仍即放散。
唐玄宗
可見，當時對於修建大明宮的工匠，朝廷是需要付錢的。
大明宮
除僱傭工匠的費用之外，為了保證工程項目正常建設，朝廷還有其他一些必需的支出，都要計算在內。
至於這一費用的計量單位，是計量布帛的尺、丈、匹，還是計量開元通寶的文、貫，我並不確定，留待以後再詳細研究。
（二）工作量意義上的耗費
當時，對於營造事務，也經常會用工作量來衡量其耗費。我舉三個例子：
1、張玄素勸諫
貞觀初年，李世民想修洛陽宮，給事中張玄素上書勸諫，提到他看過隋朝建造宮殿時，從南方豫章郡運送大型木材時的場景：
臣又嘗見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從豫章採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若用木輪，便即火出。鐵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壞，仍數百人別齎鐵轂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三二十里。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於此。（《舊唐書》張玄素傳）
張玄素劇照
根據張玄素的描述，當時拖拽一根大木頭，就需要2000人用生鐵做的軲轆（鐵轂）運送，另有數百人單獨攜帶其他的鐵軲轆跟隨，用於隨時更換損壞的鐵軲轆。運送一根大木頭，就需要耗費數十萬工作量（數十萬功）。
至於工作量的具體計量方式，我不能完全確定，但是推測使用的應該是“人天”的方式，即一個人工作一天是一個計量單位。因為，按照張玄素的描述，木材從豫章郡運往北方（張玄素是河東蒲州人，隋末在河北景城縣任職，他看到造宮殿的場景只能在北方），大概要走二三千里的路，每天走二三十里，大約需要100天左右才能到達，二三千人乘以100，就是二三十萬，符合張玄素“數十萬功”的描述。
2、劉仁軌勸諫
貞觀十四年（640），李世民到同州校獵，櫟陽丞劉仁軌上表勸諫，提到：
今既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為狼狽。（《舊唐書》劉仁軌傳）
請注意，劉仁軌用詞是“費”，即耗費，所以這裡的“一二萬工”，指的並不是人數，而是工作量。正因為如此，《資治通鑑》才將其明確記載為“動費一二萬功”。
據此判斷，當時的“工”與“功”字可能是存在混用情況的。
3、安市之戰
貞觀十九年（645），李世民進攻高句麗安市城，曾命江夏王李道宗在城外修築土山：
江夏王道宗督眾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資治通鑑》貞觀十九年）
這裡的“用功五十萬”，指的也是60天（六旬）的工作量，據此反推，應該有差不多8000多唐軍參與了修築土山。
具體到修築襄城宮的所謂“役工一百九十萬”，我認為，上述兩種解讀都說得通。就我個人來說，我更傾向於工作量的解釋，即“役功 一百九十萬”。
至於為了修築襄城宮到底投入了多少人，由於修築襄城宮的持續時間不能確定，因此，不是很好推測。假設襄城宮是從貞觀十四年（640）八月一直修建到貞觀十五年（641）三月，耗時7個月、210天，則投入工匠大約9000人；假設只是使用了貞觀十四年和貞觀十五年兩年的力役時間，則耗時100天（因為通常來說，每年力役最多50天，2年合計100天），相應的，投入工匠大約1.9萬人。需要指出的是，投入的這些人裡，並不是簡單的臨時從當地及周圍百姓中抽調，因為將作監自己是有編制內的工匠的，據《新唐書》百官志記載，將作監有“短蕃匠一萬二千七百四十四人，明資匠二百六十人”，二者相加就是1.3萬工匠，足以應付襄城宮的主體營造，最多需要臨時徵發一部分百姓從事一些輔助性工作而已。
總之，修建襄城宮，投入人力和物力是有限的，並不是很多。
四、李世民對襄城宮事件的處理
由於閻立德選址嚴重不當，導致襄城宮無法居住，因此李世民處罰了閻立德，免去了閻立德的官。這算是正常處理。當然，閻立德作為負責營造的官員，絕非無能之輩，襄城宮這一次明顯是發揮失常了，因此，李世民並未將閻立德一棍子打死，不久又重新啟用閻立德，貞觀十八年（644）李世民征討高句麗，閻立德負責海船建造、土山建造、橋樑建造，此後又負責修建了翠微宮、玉華宮、及李世民的山陵（昭陵），均圓滿完成了任務。
昭陵
比較特別的是，對於無法使用的襄城宮，李世民決定拆毀，將磚瓦木石等分賜給百姓，“罷其宮，分賜百姓”。個人認為，這一處置，對於一個皇帝來說，是難能可貴的。剛修的宮殿根本沒法住，必然讓李世民很沒面子，按說，一般的處理方法應該是儘量低調，不能住就閒著唄，但不能對外大肆宣傳，搞得盡人皆知。但是，李世民並沒有這麼做，他選擇了直接面對失誤，並盡最大可能減輕普通百姓的損失。說實話，百姓分到了襄城宮拆下來的磚瓦木石，同時也就意味著他們都知道襄城宮修失敗了，私底下的議論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如此，李世民仍然選擇拆毀襄城宮，分賜百姓，是很難得的。
以上是我對貞觀年間襄城宮事件的分析，歡迎大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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