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6-18日在杭州舉行的2019第六屆諾貝爾獎獲得者醫學峰會全球大健康投資併購論壇暨未來醫健領袖項目對接會，引導佈局國際生物醫藥、智慧醫療、精準醫療、人工智能、醫療器械、國際康養、文化創意、休閒旅遊等產業鏈，吸引多元的科技、技術和人才，發展以個性化定製為特色的醫療大健康服務項目，推動當地大健康產業的創新型、跨越式發展。
主持人：周俊（火石創造副總裁）
對話嘉賓：
阿龍·切哈諾沃（Aaron Ciechanover）（2004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
Echo Hindle-Yang（美國邁平方MSQ Ventures CEO）
高鐵軍（珠海華金證券直投總經理）
李暉（愛康國賓投資總經理）
施國敏（肖恩大俠）
以下為"全球大健康投資併購論壇暨未來醫健領袖項目對接會"之“諾獎對話：產業資本如何助推海外藥械國產化進程”的精彩演講實錄。
主持人：醫療器械在產業中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從2018年統計看，銷售排名第一是IVD，心血管領域是第二位，影像類醫療器械是第三位。在這方面，我國在2018年11月有相應的政策出臺，是創新醫療器械特備的審批程序，可以看到在國內有很大的機會自主研發，所以我們看到國內有101家上市的醫療器械企業進行研發。我們是否可以將海外的醫療器械國產化？我們想聽聽各位嘉賓的觀點分享。
施國敏：在過去投資中我們有自己的觀察，從2009年到今天為止，過去10年時間，國內醫療器械增長速度非常快。2009年、2010年剛剛開始研發出來產品，第一年可以銷售到一千萬，下一年馬上是兩千萬、三千萬，增長速度非常快。雖然有很多增長很快，但有的上市公司市值不大，個別市值不到20億。所以增長很快，但很小很亂。
在過去十年，很多國外器械被引進來。最近我去了歐洲、韓國，也看了一些項目。那裡和我們很不一樣，而且我覺得韓國很值得我們學習，學習的地方在哪裡？我們的市場比他們大，但他們的國際化做得很好。韓國大部分的醫療器械公司收入來源是海外，他們在歐洲或者是美國銷售非常好，他們有很好的創新。
另外，最近兩三年國內大型併購做得越來越多，我們發現交易額超過10億以上有很多，最近在和國內的產業投資人溝通過程中他們都有這樣的需求，但最大的需求是成熟的，馬上有利潤的。相對偏早期他們會比較謹慎。
主持人：在醫療器械方面，是引入好，還是自研好，其他嘉賓有什麼想分享的？
Echo Hindle-Yang：我們公司主要做創新藥和醫療器械引入，我在美國，經常跑歐洲，我想分享在海外經歷的醫療器械是什麼樣的狀況。
對於醫療器械，我個人看到很大的難點，去年有幾家非常前沿的技術公司，甚至全球腫瘤檢測最大公司來到中國希望找到合作伙伴落地中國。當時我們與中國前20大的檢測公司進行溝通，該項目落地非常不容易。現在這家公司沒有和任何一家中國企業合作，但被美國最大的一家的醫療器械公司收購了，以非常高的價格。這時候再合作的話，中國公司已經錯失了非常好的時機。
我們可以探討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與前面20家企業進行探討的時候大家都有特別大的痛點，價錢上不去，找到的標準人群也非常有限。很多中國的企業已經有收入並且有盈利的企業收購，這可以解決財務方面的問題，但另一方面，錯失了投資或者作為最前沿公司的機會，這是我們所看到的國外企業如何到中國來落地，或者來打開市場非常難的地方。
第二，作為海外企業，他們一般做小而精，除了最大的幾家，其他的都非常專注，都在很小的領域做得非常深，比如骨科做手術的器械公司，在海外做一個部位。但是在國內溝通的時候，他希望這家公司產品能夠包括全部位。對中國來說銷售最強大，如果有銷售渠道，希望有很多持續可以出售的產品，對於一個海外的公司，在一箇中小型的企業更關注是如何將手上的產品做好。
海外的企業要和中國合作，或者中國的企業想和海外醫療器械企業合作，是否有能力把不同小的公司整合起來，我覺得該能力如果有的話，對中國企業來講會比其他企業走在更前端。
第三，海外公司想進入中國，從我們經驗來看非常難。他們想自己落地中國幾乎不可能，這是很多大藥企開始把銷售交給本土企業，自己更專注於研發階段。對於醫療器械的公司更多走得是經銷商模式，現在很多經銷商在國內已經落後了，所以和產業基金合作，我們可以看到更大的機會。
主持人：這些項目預計引入成功率是多少？他們究竟為什麼比較難引入？什麼制約了我們比較難引入國外高端的醫療器械項目？
李暉：國際的技術肯定有比國內在醫療器械方面的技術先進性，首先是中國的市場對新器械應用的接受度，這裡有一個過程。首先，
本身有觀念問題。第二，還有利益集團，裡面可能有采購、醫生，還有群體。第三，價格，對新事物接受還有價格的問題。第四，人員推動。中國醫療器械要公關，開一些學術活動，有很多工作。所以我覺得有很多難度。這裡資本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其中很多資本是戰略投資，比如有上市公司在背後。我們對國內醫療器械公司做過研究，最後根據自己公司的戰略發現以色列激光治療很有市場。另外國際上有一些設備公司以後要上市很值錢，於是我們去投資。這是戰略性投資。
去年有兩家公司做肺癌篩查，一個是基因公司，在紐約，市值100多億，我們準備落地中國。我都找了很多醫院、體檢中心以及保險公司，最後國家馬上出臺一個政策，說基因檢測國際性的公司不能做。所以政策也是一個問題。
另外，人員推動方面也有水土不服。老外來了之後，中國人吃飯喜歡喝白酒，老外一看白酒，就覺得接受不了。看了那麼多人吃飯，這是水土不服，更不說做中國市場。所以一定要像今天坐在這裡的，比如Echo這樣的，瞭解中國的國情又瞭解歐美文化，再來做中國市場就容易成功，資本起了很多潤滑劑的作用。
高鐵軍：我做國內項目比較多，境外也看過一些，但投得很少。僅從醫療器械角度看，衛健委推的項目或者是他們的意圖也好，更多不是讓海外的項目來國內落地的問題，更多是國產替代的問題。該問題才是目前最緊迫，最緊要，而且是國家在這方面下的力度最大的方面，這是核心的問題。
從最近項目觀察，真正能夠馬上IPO，比如很多做大型器械、CT、核磁，進入三甲都是國外的公司，國內進入起來比較困難。現在國家出臺的政策對他們來講還有一些促進的作用。這是我們投資角度觀察的方面。
另外從器械來看，中國和世界上的整體水平有比較大的差距，甚至我認為醫療健康領域是中國所有產業中和國外差距最大的行業，比如IT或者是其他的機械、建築等，有些已經領先全球了，但醫藥健康行業是差距最大的行業。但也有個別的點已經形成突破，比如基因檢測。
另外，比如人工智能、機器人，特別是手術機器人。前幾天我看過一個項目，境內的團隊和資本在美國設立的機構，專門做機器人的開發。還有輔助機器人，不是直接介入，現在都有。人工智能是中國開始在器械或者醫療健康中有領先作用的個別領域，比如讀片，還有一些超聲等等項目。
從投資者角度更關注，一個是進口替代，另外在個別行業領先世界和全球的項目，這些應該是我們最近比較關注的。
主持人： 下面請問阿龍·切哈諾沃教授，投資人尋求得是快速地商業化以及快速地獲得商業回報。在科學方面，任何的突破都需要一段的時間，從您的角度來講，如何找到風險資本和科研突破方面的結合點？
阿龍·切哈諾沃：每個人都在討論如何獲取投資，幫助項目落地。可以想像這樣的場景，你有足夠的資金，但沒有足夠的項目可以投。如何找到合適的機會，把技術和資金融合到一起。
一方面是技術、資金的結合。另一方面也要看哪裡有足夠的人力成本使得技術商業化。
我們也看到了中國有巨大的市場，並且在科研方面有非常好的建樹。我們要進行一定的教育工作，讓大家意識到這樣的技術能夠解決什麼樣潛在的問題。這些資金是如何幫助技術落地。我們也可以在過程中不斷地發現技術可能存在的侷限，不斷地進行再次的研究。我們要利用這種資源給科研人員提供重複的培訓，程序的提升。
對於我的機構來講，每一年我們都會有上百位工程師從機構畢業，在他們的職業生涯的初期，我們也會問一些問題。他們對我們的管理當局提出一些挑戰，對技術現狀提出挑戰，並且嘗試找出一些現存問題的解決方案。
這些想法如果是有效的，就要產業化。我們也會把學生送到真實的應用場景之中，送到產業公司之中，讓他們發現在真實的產業之中所存在的行業痛點。之後，把這些確實存在的問題帶回到研發公司加以克服。西門子、IBM、GE等大公司，他們在以色列都有研發中心，而且這些研發中心建立在學院周邊，我們學生經常去研發中心學習，挑戰他們的技術。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斷地交鋒，不斷地提升解決我們的問題。我們也要思考，如何把研發中心的技術和產業結合起來，如何吸引足夠的技術真正地使研發成果落地，如何引入天使投資人，如何引入政府的資助。
我們的方法可能和中國不太一樣，在中國如果在研發方面是一個首席的科學家，你有很突出的研究，你可以向政府提交項目的預案要求政府的資助。而在以色列的狀況不一樣，我們並不會拿到政府免費的資金，項目失敗了那就是失敗了，不會有進一步的資金存在。在以色列如果政府投資公司或者項目一定要求股份，他們不會看作你在資助項目成長，他們把這筆投資真實地當作商業運作處理。
首先我們有研究機構，在研究機構周邊建立一些產業的研究中心，在產業研究中心中解決切實問題之後，我們會吸引一些社會的資本，政府的投資。
我的建議是，中國政府要考慮教育機制，如何建立一個創新的生態機制，不僅是引入國外的技術，國外的公司，首先要考慮如何建立起投資的生態系統。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醫療器械行業和醫藥行業的聯繫，當然治療疾病方法各異，甚至器械和藥物結合使用，比如研究疾病的治病機理？
阿龍·切哈諾沃： 藥物開發和器械開發有很多差異，也有相同點，那就是需要人才。器械需要更多的工程師，藥物開發需要很多科學家。當然，我們要培養兩種人才，我們的培訓原則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我們有批判思維，敢挑戰你的老闆、科學家和導師。
器械投資量沒有那麼大，主要是人才質量非常重要，銀行、律師、投資人，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投資都需要有科學點子，找到這些點子，把它們落地。
疾病是癌症可以切除，切除之後要做化療或者使用抗生素預防感染，還要應對敗血症，這裡既需要用藥還需要器械。
主持人：今年藥的排名中國生物製藥排在42位，恆瑞醫藥排在47位。這些企業的崛起可以看到藥在國內蓬勃發展，他們也引進了很多藥物，吸引了相應的重磅藥物。這裡有生物藥、化藥甚至中藥。同時在2018年全球藥物銷售排行榜上，抗體藥佔了8個，比如K藥、O藥等等，在這方面，我們引進重磅的藥物可能性有多大？首先是引進難度有多大？什麼樣的項目比較合適？
施國敏： 抗體藥效果比較好，過往的基礎不錯，如果有雙抗或者是單抗或者是加上其他的靶點聯合效果確實非常好。另外，看到國內這些年做抗體藥的公司都不錯，包括杭州的貝達，這是國內第一個抗體藥為主的上市公司。現在也有很多創新藥，我們曾經在A輪投了，投的時候是4億多，現在是40億美金的估值，三年時間就10倍了，這裡增長確實很快。
關於藥領域引進什麼產品，首先是相對熱門，但熱門不一定是好事，因為有很大競爭。疫苗競爭的壁壘非常高，疫苗很多研究比一般的藥競爭壁壘太高了，而且一般的藥國外八到十年，疫苗是十到十五藥，所以疫苗企業國內競爭企業不那麼多，可能有40多家，但是創新藥有無數家。整個疫苗市場比創新藥市場小一點，但是競爭格局沒有這麼高，進入門檻好一點。所以我們看引進項目的時候，最好是熱門，但是我們更看重團隊的執行力。
再比如浙江的一家德企，最強不是產品，他們的執行力非常強，臨床推進很快，和藥監局的溝通很好，投資方面很好，和外資的企業溝通都非常不錯，這會涉及到人才，涉及到國內的執行。所以在選擇方向領域的時候，我喜歡熱門的，但更喜歡有執行力的。有些項目我們覺得很好，但是拿到中國執行不了，那也不是好標的。但有些項目雖然沒有那麼好，但執行起來比較強，那也是不錯的。
高鐵軍：我器械看得比較多，看藥不多，藥的風險太大，特別是早期，我們現在主要是投國內。
我曾經看過一個項目，也是上市公司，我們給他做併購基金他準備再收的項目。從國外找一些已經進入到臨床一期甚至二期，三期沒有做或者放棄有一些項目，我們從中做篩選，搞清楚為什麼當時放棄，如果不是藥本身的問題，因為利益衝突或者其他的非藥物本身的原因放棄準備收回來做，這是一個好點子。可能還有一些機會，我們也正在關注。
主持人：中美貿易戰對大宗商品的影響非常大，對生物醫藥領域，藥和器械有什麼樣的影響？現在博鰲是先行先試區，國家開放這樣的區域用來引進國外前沿技術以及藥品審批准入，另外是幹細胞前沿技術。這兩個事件可能有相關性，想聽聽各位嘉賓分享你們的觀點。
Echo Hindle—Yang：首先，對於海南我們去年有很深入的合作，我們也帶入一些創新的醫藥，也做了區域調查。我們也和同行業的專家有溝通，他們看法各有不同。我們親自的體會是，海南政府大力地支持，希望將海外的創新醫藥和器械落地到海南。
在溝通過程中，和醫院的合作找到契合點，我們當時帶了四個海外包括歐洲和美國比較前沿的技術，醫藥器械公司帶入到海南，最終他們選擇比較更加成熟的項目落地。這個過程中我們溝通了將近一年的時間，現在有一個治療腫瘤脫髮的英國公司，他們已經在註冊希望申報將產品落地到海南。這對於海外醫療器械針對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並且對於他們進入中國市場是否有效可行具有很好的作用。
但長期來看，海南的區域以及政策對它的要求很高，只能病人到海南博鰲醫院當地進行治療，對於高端或者比較難治療的病種是更好的接受點。
第二，比較前沿的產品在企業還不知道是否可行，但可以先去那裡證明可行性和病人的接受程度以及醫生接受程度，可能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進入中國市場做鋪墊作用。
關於貿易戰，去年美國政府更多監管得是大數據和芯片方面的企業。但今年開始已經對生物，尤其是基因方面有更多的涉入。國內的企業和基金對美國項目也比較謹慎，認為花費大量時間做調研最終會被政府否定掉，所以大家對歐洲項目會更加熱衷。
從我個人看，我個人受益於國際化，所以走出國門把海外的技術帶到國內。其實國家與國家的合作非常重要，尤其是中美，美國創新方面非常前沿，中國的企業在市場和銷售方面非常有力度，這是強強結合，對於雙方的企業很有益。貿易戰只是暫時的，最終世界的人民不管是誰，本質是人和人。我和美國很多醫療高管溝通，他們對於醫藥進入中國市場非常熱切，因為開發一個新藥需要十到二十年時間，需要至少1億美元以上的資金，如果只是得益於美國或者是歐洲的病人這太浪費了，中國的病人一定能夠受益，並且對公司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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