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疫情控制初期，26歲的馬競爽有一點想不起來，是怎麼熬過當時的日子。
2019年8月，從上海大學碩士畢業的他作為選調生到武漢江漢區民族街綜合辦公室報到。兩年的基層服務工作剛剛開始，還記得讀書的時候，他便希望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幫助更多的人，而潛心下沉、紮根基層正是他心之所向。
工作之初，馬競爽漸漸適應了街道工作的千頭萬緒而又缺一不可的節奏，而疫情的到來，以更加洶湧的方式加速了他對於基層工作的認識，也令他更加堅定，要走公務員的道路。
留下來，一起面對
1月上旬，馬競爽還未能清晰地感知到疫情的暗流襲捲。而他租的房子，離華南海鮮市場僅百米之遙。當時，他每天睜開眼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索昨天的疫情數據。
馬競爽記得，1月18號和19號兩天新增確診數破百，使之前武漢人之間還在互相調侃“邊戴口罩邊買年貨”的自嘲氛圍急轉直下。18號下午，他注意到，工作單位周圍的藥房出現了幾波口罩和藥品的搶購潮。當時，馬競爽腦海裡閃了一個念頭：“會封城嗎？可能會走不了。”他已經買好了從武漢回家鄉十堰的火車票。
而武漢封城的消息，他是在23日早上七點多打開手機無意間翻看到的。在封城官宣兩小時前，馬競爽作出了艱難的決定，不顧他父親所說的“回來安全一點”，他退掉了車票。“街道綜合辦除了我，只有一個男生，人手真的不夠。”不僅僅有交通限制的影響，馬競爽還想到了自己的同事，他要留下來和他們一起面對，把這次的疫情難關渡過去。而隨後他也得知，好幾個住得挺遠的同事都請纓要趕過來。
封城當天，馬競爽從自己的住處步行了兩個小時左右，趕到了工作地附近的定點酒店。一路是寂靜的，他說，“我不停地在看周圍的面貌，如何變成這個樣子，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了”。
為了儘快切斷社區傳染源，幫助更多需要住院、隔離的居民，以及儘可能降低病毒擴散風險，街道疫情專辦相關的工作人員統一住在辦公區附近的一處酒店裡。
防控工作千頭萬緒，馬競爽主要負責數據的整理以及發熱病人的轉運聯絡工作。
在得到摸排的發熱居民數據和信息之後，馬競爽會迅速聯繫本人一對一確認，和病人家屬、轄區衛生所衛生服務中心，以及社區書記等進行確認。“需要轉運的發熱病人信息，是由區指揮部、疾控中心、公安系統的平臺反饋給我們，哪些居民是確診，哪些居民是疑似，我們都要打電話進行確認。”
確認之後，馬競爽會把信息反饋到區醫療救治組來協調床位，“確認病人要送去哪個醫院之後，我們會聯繫車輛司機，以及社區工作人員，社區工作人員把派車信息給到司機，司機去家裡或者隔離點去接病人。我們會有一個後續的跟蹤，去問病人有沒有到，有沒有遇到其他困難”。
然而，這樣較為流暢的運轉流程經歷了半個多月的艱辛過渡期。疫情爆發之後，許多工作並不能及時跟上，比如醫院沒有床位、隔離點不夠住、轉運車輛晝夜運轉等等，資源緊張與驟增的病人考驗著馬競爽和他同組的五個同事。
窮盡可能，看到希望
江漢區民族街常駐人口約1.8萬人，位於長江和漢江交匯處，多是老武漢人，屬於開放式小區，沒有現代的物業管理系統，在這次疫情防控當中，社區和街道的防控運轉壓力一度空前。
武漢封城之後，電話不斷地打入馬競爽的辦公室座機以及手機，常常正在通話的時候又有新的電話撥進來……那是發熱病人的求助電話，一個接一個。“一天可以接到六七十個電話，凌晨兩三點也會有電話打進來。”馬競爽回憶。
不管多晚，只要接到電話，馬競爽會立刻行動，去聯繫衛生所、醫院、隔離點，不斷地去打電話，幫助發熱病人早一點隔離或者收治。但初期也常會遇到送到醫院沒有床位、醫院不收，病人要等著的情況，等的過程中怎麼吃飯等實際問題，馬競爽也要想盡一切辦法去解決。
在直面病人以及病人家屬情緒爆發時，馬競爽會自責工作沒有做好，也理解有一些原因是長期壓抑的一種宣洩。“有時候被罵了幾輪下來，就會有心理壓力，剛到基層並不是很得心應手，只能先把他們的情緒穩定下來，再聽他們有什麼訴求。”
有時候，居民會直接找到馬競爽的辦公室，戴著口罩的馬競爽還是感覺到頗有壓力，“但安撫是第一位的，有點後怕”。
馬競爽也在儘可能地注意防護。“我們直接接觸病人並不是很多，如果直接接觸時，會保持距離，或在通風場所等，因為萬一中招的話，就少了一個人，就是非戰鬥性減員。防護服主要是司機們需要，他們會近距離接觸病人；護目鏡的話，確實也挺少的，要留給真正需要的人用。”一時擔心自己會不會也被傳染上新冠肺炎的不安很快會被工作所攻佔。
但更令馬競爽感到無助的，是當他聽到原本想要幫助的一位老人，還是因為新冠肺炎去世，“有種無力迴天的感覺，聽到消息的時候，腦子懵了，一片空白，覺得自己工作沒有做好”。
一邊調整狀態，一邊繼續幾乎007的運轉，直到2月10日左右，馬競爽說，看到希望了。
由於工作小組成員前期不顧疲憊、咬牙堅持，一次次聯繫協調，窮盡所有辦法，讓所轄區域內的發熱病人儘早隔離、收治，使得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的前期工作取得了成效。“最近我們小區新增和確診人數都是明顯、明顯下降的，有時候是一兩個，有時候沒有。路徑已經打通了，可以照這個路走下去了……”
“現在各種工作都已經展開了，好多了，真的好多了，包括最近拉網式大排查，對我們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幫助，讓我們清楚地確認到底還有沒有確診病人、疑似病人。工作重心也漸漸轉移到維持社區日常運轉上面，包括居民的生活起居，照顧獨居老人等特殊群體。”
直擊疫情這些天，馬競爽最直觀的感受之一是，群眾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一個單獨的個體，時刻考驗著基層幹部解決每一個個體實際問題的能力。
連軸轉近月餘，馬競爽在2月25日這天趁著難得喘息的間隙回顧了2020年這個沉重伊始的一些片段：
“一月底至二月上旬，社區排查或居民自報的發熱病人每天都有，到二月中旬到達高峰”；
“那段時間紅十字會醫院（簡稱‘紅會醫院’）成了基層工作人員心中邁不過去的坎，為了排上床位三番五次到醫院對接工作，協調病人轉運，為通宵排隊的居民送摺疊椅和食物”；
“好在有四川省人民醫院醫療隊的馳援，醫療隊伍和醫療物資的充實，這種情況才逐漸得到紓困”；
“身處疫情風暴中心，沒有誰能夠置身事外。疫情是一面鏡子，反照著武漢這座城市，也反照這個社會，裹挾著真實與謊言，醫生與患者，生與死，感動與憎惡，敬佩與鄙夷，信任與懷疑，空蕩與擁擠，放縱與控制，遵從與反叛”……
馬競爽還寫下了：今天是二月二十五號，前不久得知，紅會醫院樓前的梅花和梨花，開了。
本文刊於《中華兒女》雜誌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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