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剛
“詩者，吟詠性情也”。這是南宋著名詩人、詩論家嚴滄浪在《滄浪詩話》裡，總結完宋朝之前流傳下來的詩歌的共性後，對詩歌的藝術價值，教化作用，以及承載的社會意義，做出的整體概括。他把抒發感情看作是詩歌的第一要素。
實際上，對詩歌這樣定性，並非嚴滄浪獨創，在他之前，古人在詩論上同樣提出過振聾發聵的見解，以《尚書·堯典》中提出的“詩言志”，以及西漢大學問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華》裡提出的“詩無達詁”最具有代表性。
“詩言志”著重說明，詩人在寫詩時，要在詩句裡凝注自己的精神志向和思想情感，把詩歌的教化作用和藝術價值同時體現出來。
“詩無達詁”可以理解為，詩歌向來沒有一成不變的解釋，畢竟，每個人的文化修養和審美水平，以及審視角度和理解方式都不一樣，面對一首詩，得出見仁見智的解讀觀點，才是合理的。
屈原
從中國詩歌的起源和發展規律來看，跟以上幾位詩論家提出的觀點相當吻合。
詩歌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文學體裁，早在文字誕生以前就問世，起源於遠古時期的“勞動號子”，是人們在狩獵、勞動、戰爭、祭祀等重大活動中，為了調節自身的呼吸，統一團隊的步伐，達到同心合力的目的，自然而然發出的有節奏、有韻律的吆喝或呼喊。
這種吆喝或呼喊經過勞動人民不斷加工，朝著通俗和高雅兩個方向發展，到後來，通俗的變成了民歌，以及祭祀活動中的唱詞，高雅的變成了詩。
在早期的詩歌中，詩和歌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它們合為一體，都由長短句組成，韻母押韻，在誦讀和歌唱時，常常跟音樂和舞蹈結合起來，在視聽享受上，有節奏有韻律，旋律循環往復，宛如波浪起伏跌宕，感染力相當強。
中國是詩歌的國度，接觸詩歌、創作詩歌的時間很早。早在3000多年前的先秦時期，勞動人民在勞作之餘，創作了大量朗朗上口的詩歌，很客觀地記錄了當時的民風民俗和社會活動，讓今人透過詩歌可以看到他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風貌。後來，經過一代代文人的整理、編輯，把先秦時期的詩歌加工成冊，就誕生了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
《詩經》
從《詩經》的內容可以看出，詩和歌在早期如同孿生，不但形似，而且非常神似，幾乎不分彼此，可讀、可唱、可聽。
《詩經》裡邊收錄了從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紀）到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紀）大約500多年的詩歌成果，總共311首，305首詩，6首笙詩（僅有標題而無文字內容）。305首詩由三大部分組成，分別是《風》、《雅》、《頌》。《風》是周朝各地的民間歌謠，《雅》是宮廷雅樂的唱詞，《頌》是祭祀活動中所唱的讚歌，其中，《風》在《詩經》中的數量最多，多達160首。
《關雎》是《詩經》中的開篇之作，流傳非常廣，在形式上屬於先秦時期的漢族民歌，唱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全詩採用比興手法，從寫景到抒情再到情景交融，刻畫了一個小夥子因為愛慕上一個妙齡姑娘，產生了複雜而豐富的心理活動，短短几十字，把一個痴情少年的形象刻畫得活靈活現。
通過分析《關雎》可以得出，中國早期的詩歌具有四個特徵。
白居易《長恨歌》詩意圖
一是篇幅短小精悍，語言凝練精微，一首詩裡邊字數較少，注重抒發主觀的感情，疏於敘述客觀的故事。
二是具有鮮明的現實基因和生活基礎，創作素材多取自日常生活，真實地反映了人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狀態。
三是廣泛吸收民歌元素，給歌唱做了很好的鋪墊。
四是語言通俗易懂，以口語寫作而成，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礙，非常利於傳播，不論是歌唱還是吟誦，聽起來都是朗朗上口。
由於《詩經》是中國詩歌的開山之作，給中國詩歌從形式到內容，從如何設置結構到如何營造意境，從寫作技巧遵循哪些原則再到藝術審美參照哪些體系，都制定了一個標準化的創作框架和審美規則，《詩經》之後的詩歌，雖然在形式和技巧上不斷髮生變化，但在核心元素上，一直沒有偏離以上四大特徵。
基於以上四大特徵的保駕護航，促使中國詩歌藝術可以歷經數千年而保持長久不衰，創造了舉世矚目的詩歌成就。但是，在輝煌成就背後，中國作為擁有五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卻沒有誕生一部偉大的史詩，不得不說這是一大遺憾。
但丁在創作《神曲》
何謂史詩？
史詩屬於長篇敘事詩，從學術角度來講，史詩是展現國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宏大敘事”文學。通過敘述英雄故事或重大歷史事件，來展現廣闊的時代背景，進而反映國家文化和民族精神。史詩主題常常以歌頌英雄人物的功績，體現宗教文化的莊嚴性和神聖性，剖析歷史事件的正義性與合理性為主，說到底，史詩是一種融合了敘事文學和抒情文學的壯偉讚歌，在小說沒有誕生之前，史詩一直擔當著敘事文學的作用。
從文學史的發展來看，史詩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特殊文體，一方面，在敘事時遵循歷史的客觀，作者常常以旁觀者的角度，記錄耳聞目染的事件，是對一定歷史時期下人們生活狀態的全景式反映。
另一方面，作者會根據自己的善惡觀，加入主觀情愫，讚美英雄人物時喜歡採取誇大其詞的描述方式，把英雄人物神化，極盡渲染英雄的無所不能，無意中增強了作品的代入感和感染力。
比如，古巴比倫史詩《吉爾伽美什》，古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古希臘史詩《伊里亞特》和《奧德賽》，古羅馬史詩《伊尼特》，文藝復興時期的史詩《神曲》，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屬於半人半神的人物，神通廣大，能用一己之力扭轉乾坤，可以說是本民族的精神象徵。面對這些英雄，讀者往往會產生崇拜心理，讓英雄情結得到極大滿足。圍繞這些英雄人物，產生了恢宏壯闊的英雄史詩。
古希臘《荷馬史詩》
早期的史詩，屬於口頭文學的樣式，跟神話故事聯繫很緊密，是祭司依託民間流傳的、碎片化的神話傳說，通過自己的想象力不斷添加細節，把它們逐漸加工成具有邏輯關係的整體故事，然後代代相傳下來。隨著參與創作的人不斷增多，促使神話傳說越來越豐富和飽滿，最終，由某一個詩人整理、編撰、創作出來，就形成了史詩。
史詩的形成，是許多人集思廣益的結果，並非某一個人的功勞。
早期史詩之所以跟神話故事關係密切，是因為世界上每個民族，對自己的民族起源還沒有搞清楚時，會認為本民族的誕生，功勞歸在創世神的頭上。
古埃及人心目中的太陽神拉，古希臘人心中的宙斯與赫拉，中華民族心目中盤古和女媧，古巴比倫人心目中的戰神馬爾都克，古印度人心目中梵天，等等，都被譽為本民族的創世神，他們的地位極高，圍繞這些創世神，幾乎每個民族不但產生了豐富的神話體系，還誕生了結構宏大，氣勢恢宏，充滿瑰麗色彩的創世史詩。
然而，不論是英雄史詩還是創世史詩，中國從來沒有誕生史詩作品，雖然中國歷史上曾誕生過樂府詩《孔雀東南飛》，杜甫《北征》，白居易《長恨歌》等長篇敘事詩，但從本質上講，它們跟史詩相去甚遠。
史詩為何在中國這麼落後？中國為何沒有誕生史詩作品？分析下來，離不開兩大原因。
《伊利亞特》特洛伊之戰
其一，中國詩歌的發展路徑跟西方詩歌大不相同，中國詩歌朝單維度發展，促進了抒情詩的繁榮，西方詩歌朝多維度發展，推動了史詩的壯大。
中國詩歌主要起源於遠古時期的民歌，跟現實生活走得很近，缺乏特有的神秘色彩。自從《詩經》為中國詩歌制定了基本框架後，中國詩歌就向著偏於抒情的一面發展壯大。在《詩經》之後，不論是楚辭、樂府詩，還是後來的唐詩宋詞元散曲，都無一例外地把抒情放在了首位，在中國詩人眼裡，不追求抒情性的詩歌就算不上好詩歌，這種理念到當代依然沒變。
偏向於抒情的詩歌，必須捕捉即時的心理感受和情感起伏，這些內在的精神動態如同燃燒的火焰一樣，來得快也去得快，因此，抒情詩在篇幅上，都不宜寫長，寫長容易重複。
西方詩歌主要起源於祭祀活動，最早是作為祭司的特權而出現。祭祀活動在西方通常跟宗教文化緊密聯繫，是一項非常神聖和莊嚴的活動。祭司在主持祭典時，首先會站在神壇前，指揮善男信女在神壇前載歌載舞，扮演神話人物的事蹟。還會發錶帶有神聖性質和神秘色彩的演說辭，被稱為“通神”。在“通神”過程中，會敘說自己的罪惡，揭示自我心靈經受的掙扎和磨難，以此來贖罪，得到懺悔。
古巴比倫史詩《吉爾伽美什》裡主角恩基杜
這種表述方式，自然而然讓祭祀活動帶上了敘事效果和悲劇色彩，如同講述一個體現人與自身命運衝突，人與自我心靈衝突，人與神衝突的故事，因此，西方詩歌很早就發現了敘事作用所帶來的美妙感受，比起純粹的抒情，結合了悲劇意識的敘事，所帶來的震撼力更要持久，感染力更強。
另一方面，西方戲劇跟詩歌幾乎是同一時間起源，戲劇在早期被劃歸到詩歌的範疇，被看作是立體的、有故事情節、可供表演的詩。西方詩歌在創作上，借鑑了戲劇的許多元素，如，宏大的結構框架，戲劇化的表現技巧，誇張的修辭手法，等等，進一步為史詩的創作提供了優良環境。
詩和劇的親近，再跟宗教文化關聯起來，促使西方詩歌不像中國詩歌朝著單一的抒情路徑發展，而是結合了敘事、抒情、戲劇三個元素，朝多維度發展，非常利於創作出具有“宏大敘事”特徵的史詩。
古印度史詩《羅摩衍那》裡的神猴哈奴曼
其二，跟東西方當時的文明形態和文化差異有很大關係，這種差異導致東西方人在人生理想上產生了差異，繼而導致在詩學觀念上產生了分歧。
中國先秦時期（新石器時代——公元前2世紀）基本上對應西方的古希臘時期（公元前8世紀——公元前2世紀），兩者雖然東西遙望，但社會形態相差很大。
我國文明形態脫胎於“農耕文明”，追求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並且開化較早，禮樂文化、道家文化、儒家文化相繼在公元前10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逐漸出現，這些文化早早給人們制定了統一的言行規範和價值觀，具備這些文化特質的人，常常被看作是道德高尚的“聖人”，在“聖人”的影響下，中華先民很早就把“集體主義”看作是共同的信念，促使社會較早進入安定狀態。
西方文明形態來源於“海洋文明”，推崇冒險精神，追求“仰給於人”的生活態度，把弱肉強食看作是人生信條，這種文化心理導致西方社會開化較晚，長時間處在蠻荒的落後時代，人們長期在為自我生存而鬥爭，骨子裡奉行“個人英雄主義”，通常把英雄人物看作是救世主。
古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劇照
在不同文明形態和文化心理的影響下，中國人形成了“內傾”性格，“內傾”性格好靜，內斂而含蓄，喜歡把心力放在內省上，挖掘自己的內心世界，這種性格可以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中庸處世方式，常常對外部世界秉持妥協態度，淡化了生活中應有的戲劇色彩和悲劇精神，表現在文學創作時偏重於抒發主觀感受，走抒情一路，導致敘事文學裡必要的客觀想象和細緻描述不夠發達，只能通過高蹈的抒情去彌補立體感的不足。
相對來說，西方人性格好動而張揚，崇拜英雄，凡事喜歡站在自我立場考慮問題，屬於典型的“外傾”性格，喜歡把心力放到外面去改變環境和適應環境，在文藝表現上，西方人偏重客觀，迷戀於展現廣闊的外部世界，並喜歡用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誇張離奇的表現手法，塑造自己心中的“英雄”形象。
不難發現，西方史詩裡的主角都是“英雄”而不是“聖人”，西方人通常喜歡用“英雄”的方式，實現自己的人生目的，而我們一直把“聖人”當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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