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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是精彩绝伦的一生。
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于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
苏洵读书虽晚，但是很用功，后来，父子三人因才华名动京师。
苏轼之“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颇有道家风范。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应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轼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青睐，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
欧阳修对苏轼的文章亦十分赞赏，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
苏轼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直至苏轼前来谒谢主考，欧阳修方问及出于何典。
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不禁对苏轼的豪迈、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就连宋仁宗初读苏轼、苏辙的制策论，回宫后也喜不自禁地说：“朕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名动京师。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三人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于是兄弟二人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苏轼守丧期满回京。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四年后苏轼还朝判登闻鼓院。
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
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了。
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上书，论新法弊病。
王安石对苏轼很感愤怒，让御史谢景向皇帝弹劾苏轼。由是，苏轼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苏轼被派往杭州任通判。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在徐州（今江苏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今浙江湖州）任知州。
苏轼调任湖州时，已四十三岁。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但救援活动也同时在朝野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就连当时已罢职的王安石，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轼坐牢一百多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幸亏太祖赵匡胤当年定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无死罪”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到任后，他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公余时间，苏轼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意即:
我的心像已烧成灰的木头，我的身体像没有系缆绳的小船，漂泊不定。
有人问我平生的功业在何方，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除了贬官，还是贬官，黄州、惠州和儋州，就是我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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