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人们通常会在春分到清明期间开启新一年的春祭，传统上的踏青祭祖等活动，实际上是始于春分、终于清明。
由于春分具有天文学上的“昼夜均分”意义，伊朗、土耳其、阿富汗等部分西方文明古国也将这一天立为新年、同时开展一系列春祭活动。历史上的埃及、希腊等西方国家也有自己的“春神”，民间当中的春祭习俗同样保留至今，成为了当代世界上重要的“春祭”民俗内容之一。
春祭作为历史悠久的民俗，在古时候自然也有着官方主导的因素。隋唐时的长安城就有“朝日之坛”，明清时的北京城也有“天坛、地坛和日坛”；日坛就是当时帝王的祭日场所、时间上正是每年的春分。
当代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春祭同样不会陌生，著名芭蕾舞剧《春之祭》在各地区不断轮番上演，东西方视角下对它的不同解读，也为“春祭”这样的民俗不断输入着新鲜的血液。
中国古代礼制下的春分与“春之祭”
在儒礼主导我国统治思想的汉初之前、那时期的历史编年通常以道家的“天道自然”为指导核心，“春生、夏长、秋杀、冬藏”就是编年中的时间线。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有计划编写的官方典籍《吕氏春秋》就以春夏秋冬共“十二纪”为一年、以“孟、仲、季”区分如今一个季节中的三个阶段，“春分”则对应于“仲春纪”的启始，所以也有“仲春之月”的说法。
北京日坛
在《吕氏春秋》中，仲春纪时“日在奎、玄鸟至、日夜分、雷乃发声“，用当代说法就是”太阳直射赤道、燕子开始南归、昼夜开始均分、春雷开始打响“。对官方来说，“春分祭日，秋分祭月，乃国之大典”，对民间来说，白天时间开始延长、气温回升、雨水增加，这是农耕上无比重要的日子，所以隆重祭祀是非常有必要的。
《礼记》早就有述“祭日于坛”，在相当长时间以来，帝王家的祭祀都是“祭天、祭地、祭日”并重。宇文恺修筑长安城时就最早将“朝日坛”纳入了皇家祭坛的建筑体系当中，设于东郊春明门外的朝日坛高八尺，广四丈，“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隋书·礼仪二》)。明朝嘉靖帝为了表示对“大明神”(太阳)的敬重，更是特意建造了北京城中第一座日坛，在春分日的卯刻由皇帝亲自祭祀、或由礼部官员代祭。
在仪式上，明清帝王的春祭规模也最为隆重，当代虽已告别了官方春祭，不过“奠玉帛、礼三献、行三跪九拜大礼”等则在各地、各族民间依旧被保留着，只是时间上从春分一直延绵至清明、规模有大有小罢。
春分祭日也是各族人民敬太阳、礼赞春天的共有民俗
在广东四邑地区(江门市一带)，人们在春分日时不但有吃“春菜“(一种野苋菜)的习俗，当地人的清明祭祖活动更是在春分前后就已开始了，拖到清明时才进行春祭就会被指“不敬先祖”，属于严重的违礼！由于如今的春祭假期被定在清明节，四邑地区的人们就提前利用各周六日进行祭拜，因此当地的春祭活动实际上是前后持续一个月的。
每年的春分前后到清明期间，四邑大地上就鞭炮声不绝、祠堂香不熄，这就是融合了祭日、寒食、清明祭祖等一系列活动的“春祭”。由于南宋亡于广东新会、广东“土客械战”带来的客家人聚居等因素，我国古时候的春祭习俗确实在四邑地区得到了更完整的传承。
广东四邑地区的祭祖活动是“春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之祭》带来的西方历史文明进程思考
在我国的传统春祭活动之外，芭蕾舞剧《春之祭》中所呈现出的“大地崇拜”与“献祭”形式也引发了人们对西方历史文明进程的思考。传统版本的《春之祭》中，“春天到来”是欢乐的、“献祭”却是极为粗旷原始和野蛮的，当中充满着神秘感和颤栗感。我国在引进该芭蕾舞剧时，2013年的“中芭版”及2018年“杨丽萍版”都基于东方视角对其进行了改编，使这出《春之祭》具有了东方韵味、更匹配我国传统的春祭文化语境。
在相关东方视角下，我国也有过《春之祭》与《离骚》这样的结合，百年前的西方文化与千年前的东方文化碰撞到一起，竟也毫不违和！
《春之祭》虽是一出舞剧，但它里面原生态的“献祭”却有着真实的西方历史文明进程背景，故而1913年在法国首演时引起了极度混乱。在巴黎上流社会人士眼中，“献祭”也应该是优雅的、但编排者尼金斯基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在西方的文明进程当中，野蛮落后与文明进程是一直并举的，而一切文明的代价、实际上都是某种野蛮“献祭”的祭品。
杨丽萍版《春之祭》
我们所认识的欧洲历史进程，确实是自我国唐代之后才开始进入“早期中世纪”时代，到我国的宋元时期才真正迈入复兴，这之前的欧洲确实处处充斥着野蛮和落后。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始终未能为欧洲奠下统一的思想文化基调，这才引发了大量宗教冲突，这些冲突中就包括各种“原始的献祭”。
与我国的举国儒礼统治模式相比，古代欧洲无疑混乱不堪、更加“原生态”，尼金斯基正是据此奠定了《春之祭》的风格与基调，却无意中开启了意识流上的“现代化”大门，当代的“现代舞”、正源自尼金斯基当年的这种舞蹈。
对于《春之祭》带来的这种现象级混乱事件，加拿大历史学家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却从西方的历史文明进程角度写下同名学术著作《春之祭》，通过深挖西方历史中的思想文明冲突来还原战争的诞生。该著作从1913年芭蕾舞剧《春之祭》首演说起，跨越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1945年希特勒的死亡为结束。
1913～1945年对世界象征着什么？《春之祭》里的结论就是：“野蛮献祭”的终结、人类文明的共同春天开始出现。
家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春之祭》
1913年：东西方历史文明进程下的共同节点
无独有偶地，1913年时候，我国刚越过清王朝终结的历史阶段，二千年积淀下的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外来文化忽然间展开了正面较量。与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春之祭》颇为共通的是，1913年除了作为西方“野蛮献祭”的终结起点、它也是我国延续了数千年的春祭文化转折点。
这一年二月，隆裕太后逝世，满清皇族无奈罢黜其后的一切祭祀活动，这也意味着由皇家主导的春祭从此彻底成了历史，但民间各宗族间的春祭活动却并未因皇帝的消失而有所改变。相反地，因为对未来局势的不确定，人们唯有更多地将命运寄托于祭祀及“祖先保佑”，同时，由于传统农耕文化中对春分这节令的严重依赖，也使得民间的春祭脚步根本就停不下来。
1919年“新文化运动”中，推行西学思想的学者们同样无法忽视这样的民意土壤，“春祭”从来就不曾与“封建愚昧”挂钩过，它只是与皇权思想彻底剥离了、被抨击的只是“假孔子之名行事”的封建糟粕，由此，“春祭”越来越纯粹地成为了民间民俗的一部分。
“新文化运动”同样没有否定春祭民俗的意义
从这一年开始，“春分”更多地成为天文学及农业节令意义上的一个词汇，“大明神”可以不再敬了，但祖先还是要祭祀的。当代我国的“春祭”实际上就是春分到清明期间民间祭祀活动的统称，杀猪、宰羊，请乐手在祠堂前吹奏、念祭文等仪式，其实均源自古代帝王的“祭日”礼制。
现实中的帝王可以成为历史、人们心里对先祖的敬仰、对大地的崇拜、对春天的礼赞却不会因“现代化”而有所改变，倒是在欧洲社会中，“野蛮献祭”的历史就真的随战后秩序的重建而被彻底终结了！
殊途同归的春祭：同一片大地、同一个春天
土耳其、乌兹别克等地的新年春祭活动
在今日中国人的眼里，西方社会在现代化、科学昌明的同时也有着各种基于宗教崇仰的民俗活动，这也是“现代化”与传统民俗普遍共存的现实世态，两者并不相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春之祭》中那种“粗旷野蛮”的春祭虽已消失，民间祭祀却转变为各种信仰继续存在，毕竟，当代人也有太多未知事物去面对，信仰与祭祀的本源如出一辙。以春祭为例，西方社会虽经过了巨大变革，但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就被定为复活节，“复活、新生“正是春天赋予它的节日意义。”春天“是同一片大地上所有人的共有概念，不会因地域而产生不同含义，因而大多数基于春天的民俗活动本质上都是一种殊途同归的春祭，仅是活动形式在历史变迁中有所不同。
"复活节彩蛋“和”春分立蛋“
如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春太阳节”，除了在日期上与复活节一致外，其活动形式却更多地具有《春之祭》里的那种原始奔放，跟我国古时候的“春分祭日”也有着颇多共通性。"复活节彩蛋“和”春分立蛋“，当中的鸡蛋正寓意春天带来的新生。
世界各地人们不会因时代发展去排斥各种“春祭”概念下的文化，这可能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雷同”的习俗了。我国的历史进程相对“按部就班”、西方社会则更多兜兜转转，迥异的历史文明进程下殊途同归的春祭，正是因为人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大地上、礼赞着同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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