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才者醒，失才者亡”，自古以來，人才都是最寶貴的財富之一，他關係著王朝存滅、治亂興衰，在分裂對抗最為嚴重的戰國時期，這一點尤為明顯。戰國時期，在激烈的軍事、外交、政治、經濟角逐中，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諸侯國之間聲望、城池、土地、財富、人口的競爭，歸根到底是在人才上的競爭。那麼什麼樣的人才能被稱為“人才”呢，是攻城略地、百戰百勝的兵家，還是鼎力革新、富國強兵的法家，亦或是縱橫捭闔、設第劃謀的縱橫家？
對於“什麼是人才？”這個看似簡單，卻極其深奧的問題，不同的人給出的答案卻是不盡相同的，《辭海》中給人才的定義是“有才識學問的人，德才兼備的人”，《人才與經濟發展》一書給人才的定義是“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做出突出貢獻的人”，《未來人才學》一書認為人才是，“具有專業智能，並能自覺地為促進社會進步而從事創造性勞動的人”，《人才學概論》對人才的定義則是“指那些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具有一定的專門知識，較高的技能和能力，能夠以自己創造性的勞動，對認識、改造自然和社會，對人類進步作出較大貢獻的人”。
從以上的各種答案可以看出，如今人們對人才的定義項很多，涉及人的品德、智慧、貢獻、學識、技能、貢獻及創造力的多個方面。在人們給出這些定義時，也為人才設定了選拔的標準，即以上這些特質，缺少一項都不能稱之為人才。我們以現代人的眼光，結合當下的形勢，為人才設下如此多的門檻，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人才”是一個社會歷史範疇，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現在人們選拔人才的標準放之於古代並不一定適用。那麼，在遙遠的古代，尤其是那個“凡有血氣之人皆有爭心”的春秋戰國時代，人們又是如何定義人才的呢？
“人才”一詞最早出現於春秋時期，見於《詩經·小雅》“"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此詩用茂盛生長的生命，來比喻人才的茁壯成長，成為天下人民喜愛的有華採的人中菁華。在當時，“人才”一詞是沒有獨立的概念的，但在人們心中卻出現了這樣一個特定的人群，他們為“人中之傑”，大多用“人”或“賢”來概括，比如在《史記·夏本紀》中就有為政治國“在於人”的說法，孔子也說“其人存，則其政舉”，這裡的“人”就是指人才，秦孝公向天下發出的《求賢令》，求“賢”也是在求人才。所以在戰國時期，人們定義“人”或“賢”的標準，大致就相當於選拔“人才”的標準，那麼，這個標準究竟是怎樣的呢？
戰國時期，隨著“世卿世祿”制的廢止，舊的奴隸制度的崩塌，“士”族的強勢崛起，用人唯賢的“尚賢”思想得到了普遍的認可。不過，和當下相同，不同的人對人才的定義相差很大，雖然各派學說都認為君主應該“尚賢”，但對於判定“賢”的標準卻不盡相同。在主流學說中，儒家、墨家、法家選拔人才的標準流傳最為廣泛，對後世的影響最大，而且這三家的“標準”也幾乎涵蓋了當下對“人才”的各個定義項。
先說儒家，“尚賢”思想發源於孔子的“舉賢才”，對於“賢才”儒家的標準是“克己復禮”，就是指那些能夠嚴格約束自己，讓自己更加符合“禮”的規範，這是德行的方面。其次，所謂“學而優則仕”，通過學習獲得知識和技能以後，還要積極地向主君奉獻出自己的才能，這樣的人才能稱之為“賢”，這裡才學方面的要求，也有點“忠君”思想的意思。不過，這裡的“禮”為西周之禮，不免有“親親貴貴”的束縛，因此在戰國那樣一個大動亂、大變革的時代並不適用。
其次是“墨家”，墨子主將廢除舊“禮”，打破世卿世祿制，提出“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將舉賢用賢的範圍擴大到所有階層，哪怕是布衣，只要符合“賢”的標準，都應該得到尊崇。在墨子心中，選拔人才的標準是“厚乎德才，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德行是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其次還要很好的口才，通達處理事務的“道”和“術”。墨子選拔人才的標準，兼顧了德行和才幹兩個方面，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在戰國時期被不少國君接受。
最後是“法家”，法家主張“任其力而不任其德”，主張將人的能力作為選拔人才的唯一標準，無需在乎他的德行。商鞅變法後，選“賢”的標準更加直觀——功勞，所謂“功立而賞隨之”，無論德行如何，名聲如何，只要能以自己的能力，為國府做出貢獻，都能被“尚賢”。如果其人果然德行有虧，必然會做出“違法”之事，到時再依據法律對其處罰，“功”和“過”互不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反對以“德”舉才，並非商鞅一個，韓非子也是一樣，他說“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法家選拔人才的標準雖然稍顯功利，但卻更加客觀，且更加實用，因此在當時被廣泛接受。
雖然儒家、墨家、法家選拔人才的標準不盡相同，但他們的“尚賢”思想是共通的，比如孔子講究“有教無類”，墨家可以不論出身，法家更是隻看功績不管身份。這些共通的尚賢思想，讓更多的“人才”有了用武之地，因而推動了戰國社會的大變革，推動了歷史的進步，人才的力量從來如此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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