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端与萨班——凉州会盟壁画

蒙藏这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重要的精神上的合流。

第一次是公元1247年（南宋淳祐七年），蒙古宗王阔端与西藏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盟。

这次会盟的成果便是《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它宣告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

蒙藏两族的第二次精神合流，是公元1578年（明万历六年）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与蒙古首领俺答汗的青海仰华寺之会。

在这次会晤中，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的尊号，由此“达赖喇嘛”一词见于史端，成了格鲁派贵高领袖的尊称。

这次两族领袖的会晤，就像蝴蝶煽动了翅膀，对中国边疆区的政治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以至于，形成了清朝时期，蒙满藏三族间互有需求、互为牵制的三角形政治关系。

那索南嘉措与俺答汗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会晤？

这次会晤又为何会如此影响深远呢？

一、西藏地区的政治格局

格鲁派作为西藏最后兴起的教派，在15世纪初处于冉冉上升的起飞状态。

公元1409年（明永乐七年），宗喀巴大师在拉萨举办的祈愿大法会和甘丹寺的创建，被公认为格鲁派建立的标志。

格鲁派之所以能呈现爆炸式增长的态势，首先在于宗喀巴推行的宗教改革，受到了广大信众的爱戴。

但同时，这种其迅速起飞的态势也有赖于，当时卫藏行政政权——帕木竹巴政权的支持。

例如，在声势浩大的拉萨祈愿大会中，帕木竹巴领袖是总出资人。

他一次性的资助了，“黄金九百二十一淆(淆相当于内地的一钱)，相当于五百五十钱金子的白银，三万七千零六十克酥油，青棵和糌粑一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克，白茶四百一十六淆，黑茶一百六十三块，于肉二千一百七十二只(谓整只牛羊之只)，牛羊等牲畜折价共二千零七十三淆金子，以及其他各种大量物质。”

同时，格鲁派相继创建的重要寺院——甘丹、哲蚌、色拉、扎什伦布等寺，要么是帕竹领袖直接资助，要么是帕竹家臣出资筹建，每一座背后都有世俗政权的影子。

格鲁派的祖庭——甘丹寺

当时，西藏地区已进入了教派政权执政时代，但并非所有教派政权，都固守本教派的小藩篱。

帕竹政权也有自身的帕竹噶举教派，但其行政领袖对各教派却采取了开放兼容的态度。

其政权创立者大司徒绛曲坚赞，曾明确表示：“只要各教派成员不做违背帕竹意愿、不做颠覆帕竹的事，以宽容的态度任其独立自由地发展”[2]。

作为这种开放态度的受惠者，后世格鲁派高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王臣记》中写道：“总的来说，他对于各宗，不分派别，均一视同仁，恭敬承事，甚为难得。”[3]

但这段升腾的岁月相当短暂，随着帕竹政权的衰落，其家臣仁蚌巴、辛夏巴（藏巴汗）相继崛起。

这两个家族政权政权，所信奉的均为噶玛噶举派

十六世纪，宗喀巴大师唐卡，美国鲁宾艺术博物馆收藏

为什么仁蚌巴、藏巴汗政权，要选择与噶玛噶举结盟，共同对付格鲁派。

大概是基于帕竹政权内部，很多贵族领主都是格鲁派的忠实拥趸。

仁蚌巴、藏巴汗

由此，宗喀巴大师所处的白银时代正式结束，格鲁派跌落到了青铜段位。

在随后的一百五十多年里，格鲁派一直处于受气包的角色。

作为挨捶的典型事件，哲蚌、色拉二寺的僧人，被禁止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

甚至，格鲁派僧人还被禁止戴传统的黄色僧帽，全部改戴红色。

位于拉萨东部的止贡噶举派，也过来痛打落水狗，出兵抢了18座格鲁派寺院，强迫改宗止贡派。[4]

此时的格鲁派不缺信众，不缺僧人，也不缺寺院，缺的就是世俗势力的支持。

帕竹政权是指望不上了，从仁蚌巴、藏巴汗获得支持，更是想都犯错误。

茫茫黑夜中，哪里才有格鲁派的光明呢？

1578年（明万历六年），身在哲蚌寺的索南嘉措，意外的收到了一封发自蒙古的邀请。

二、蒙古部落的政治背景

1368年（明洪武元年），狠人朱元璋在南京改元洪武，正式建立明朝。蒙古势力在元顺帝带领下，逃回北方草原重拾游牧生活。

蒙古人的政治结构，从元朝时期的封建+奴隶混合体，跌落为更原始的部落联盟状态。

而作为由第一次精神合流开创的信仰藏传佛教的态势，也因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失去，而日渐萎缩，更原始的萨满重新在草原上回归。

要知道，成熟的宗教是种高等级的信仰体系，需要有相应的物资基础匹配。

而蒙古人在重回草原游牧后，失去了支撑国家经济的来源。

随着国家体系的跌落，宗教信仰的滑落也不可避免。

这是典型的经济基础，不能支撑上层建筑的案例。

游牧部落重回萨满信仰

十六世纪初期，蒙古土默特部落（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势力崛起，其首领俺达汗(又称阿勒坦汗)接收了哥哥的鄂尔多斯部落，成了东部蒙古最雄心勃勃的强人。

说起来，明朝真没有明粉口中那么强大，蒙古军队打到北京城下，除了大家熟知的“土木堡之变”外，还有一次“庚戍之变”。

庚戍之变的主角便是俺达汗，为平复他的进攻，明朝被迫“通贡互市”与蒙古人贸易，并册封俺达汗为顺义王。

俺达汗之所以改善和明朝的关系：

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明朝的“互市”（当时铁锅都禁止出口），获得互市贸易并转手倒卖，是种非常低成本的财富来源；

另一方面，俺达汗也是为了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其他蒙古部落。

公元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俺答汗和部下开始西征，将西部蒙古部落逐出青海地区，形成了青海鞑靼土默特部。

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俺答汗深感落后的萨满，不能满足整合各部的需求。

加之进军青海途中，已和安多藏区的喇嘛发生了交集，寻找一个高等级的宗教系统，作为自身势力的臂助，成了摆在俺答汗桌面上的选项。

就这样，赴青海会晤邀请，送到了索南嘉措面前，历史给了格鲁派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八思巴与忽必烈

当蒙古使者向索南嘉措说明来意时，他是不是一瞬间，便想到了八思巴与忽必烈，我们并不清楚。

但萨迦派发迹的历史和其教派在元朝的巅峰盛景，他一定很了解。

但并不是所有格鲁派高层，都能敏锐的察觉机会的降临。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教派，内部有强硬派、温和派、中间派无比正常。

因此，当索南嘉措决定赴约时，格鲁派内部产生了剧烈的分歧。

以至于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中，提及此事时说道：“由于当时发生了争执，索南嘉措对一些侍从很不满意，有意再不返回拉萨。所以将本应在正月举行的拉萨祈愿大法会提前到夏天举行，错乱了缘起，因此去青海以后再没有返回。”

由此可见，青海会晤前蒙藏双方，都对另一方存在政治性的需求，这是双方一拍即合的基础。

三、青海会晤的历史影响

1577年（明万历五年）11月，索南嘉措从哲蚌寺动身。次年5月，在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与俺答汗会面。

土默特部对这次会面，确实极为重视，据《安多政教史》记载，俺达汗连续派出三批使者，在路上迎接献礼。

两位领袖彻夜长谈，颇有相见恨晚之意，为表达倾慕之情，二人互赠尊号以示尊荣。

俺达汗赠予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

此尊号由五个部分组成：

“圣”，是超凡入圣，即超出尘世间之意；

“识一切”，是对藏传佛教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僧人的尊称；

“瓦齐尔达喇”，是梵文“执金刚”之意，是对藏传佛教密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僧人的尊称。

“识一切”和“瓦齐尔达喇”结合起来，是说索南嘉措在显宗、密宗都取得了最高成就。

“达赖”，蒙语是大海之意；

“喇嘛”，藏语是上师之意。[5]

这是“达赖”一词第一次被用于修饰某个人，而索南嘉措尊享了首发的荣耀！

“达赖”是蒙语大海的意思，对西藏历史稍了解的人都知道。

但如果要问，这词是怎么蹦到俺达汗脑子里的，估计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首先得说“大海”这个蒙古词，肯定不是因为两位在青海湖畔，面对浩浩汤汤、连接天地的湖景，触发灵感而成。

这两位心思缜密的领袖，不会干这么无聊的事儿，所谓互赠尊号早就是事先想好的。

这就像二人闲聊时，俺达汗“不经意”的谈及——八思巴和忽必烈的友谊，索南嘉措何等心神，闻得蒙古弦歌，焉能不知雅意？

他微微一笑，说道：“我等非只今日，曾世世相会。汝为成吉思汗孙胡必赉彻辰汗（忽必烈）时，我为萨迦班智达之侄八思巴”。[6]

俺达汗听得心花怒放，二人间的关系瞬间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达赖”一词的出现，极有可能由索南嘉措的名字而来。

在藏语中，“嘉”可以理解为广阔、广大，“措”则泛指水体、湖泊。

索南嘉措四个字合在一起，是“福德如海”之意，俺达汗估计早就心里有数，才会赠了“达赖”这个尊号。[7]

从此以后，“达赖喇嘛”这一特指称谓，第一次出现在世上。

作为第一位尊享“达赖”尊号的索南嘉措，本应是第一位达赖喇嘛。

但为了和格鲁派创始人

索南嘉措

随后，俺达汗在索南嘉措的协助下，对很多蒙古固有的习俗进行了修改。

废止了殉葬的传统，改作将死者财物献给上师和僧众，请喇嘛诵经超度。

同时，每月向萨满神供奉的血祭，每年举行杀牲祭祀大典，也在废止之列。

萨满的诸多神偶全部被焚毁，并规定每家皆需供奉一尊六臂观音像，用乳、酪、酥油供养，每月初八、十五、三十这三天守待斋戒。

为保证佛教的高端地位，俺达汗和索南嘉措还共同制定了一系列“禁制”。

将平民侮辱、打骂各级僧人的罚则，与蒙古官吏一一对应，其中，侮辱喇嘛（上师）与皇太子（洪台吉）同罚。[8]

这部“禁制”施行后，确保了格鲁派在蒙古信仰中的权威地位，很快也被西部蒙古各部（准噶尔等部）采纳。

在此后的十余年中，索南嘉措奔走于各地弘扬佛教思想，并于1580年（万历八年）来到理塘

在丽江木府的资助下，修建了理塘大寺，这就是著名的长青春科尔寺。

在途经青海宗喀巴大师家乡时，他还扩建了宗喀地方的一座小寺院，这便是著名大寺——塔尔寺。

在索南嘉措与蒙古各部首领的接触中，他凭借深如大海学识和人格魅力，让众多蒙古首领心折不已，察哈尔部和喀尔喀部均表示，愿意接受格鲁派的教义。

十八世纪宗喀巴唐卡，印度新德里西藏博物馆收藏

索南嘉措在蒙古强大的影响力，还有一个例证。

青海会晤刚刚举行，锦衣卫边将此事上奏了明朝内阁，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正在为一件事头疼。

这便是，俺答汗对青海地区的经略，本来土默特只能威胁明朝北疆，但入主青海后，西部边防也开始承压。

为此，明朝曾多次要求俺答汗回老巢丰州滩（呼和浩特附近），但迟迟不见动静。

张居正得知索南嘉措在蒙古人心中的地位后，突然感觉这件事，可能有了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于是，他置书索南嘉措表明了态度。

索南嘉措当然愿意与明朝拉上关系，便在回信中大包大揽，“妥妥的，包在我身上！”（“有阁下吩咐顺义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

结果明朝催不动的俺达汗，次年便率众回到了蒙古属地。

事情办成后，索南嘉措曾亲笔致书张居正，“合掌顶礼朝廷，钦封于大国事阁下张（张居正）:知道你的名，显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体甚好。我保佑皇上，昼夜念经。……压书礼物：……”。[9]

正因为索南嘉措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诸番莫不从其教”），再加上确实曾为明朝办过事儿。

俺达汗去世后，继任顺义王扯力克（俺达汗长孙）上书明廷，请求册封索南嘉措为“朵尔只唱”，明朝非常爽快得便答应了下来，并邀请他入京面圣。

只可惜，索南嘉措在进京途中，于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3月内蒙圆寂，享年四十六岁。

凭借索南嘉措倾尽全力的推广，格鲁派在蒙古各部中盛传。

尤其是，他的转世灵通（云丹嘉措）在俺答汗家族（俺答汗的曾孙）认定后，蒙藏之间的关系越发密切。

这种关系强烈到，黄金家族末代大汗——林丹汗（察哈尔部），因忌惮格鲁派的势力改宗红教（泛指格鲁派外的其他藏传教派），居然导致众叛亲离。

正是因为，格鲁派对蒙古势力的强大影响力，才使其能借助蒙古人之手扳倒藏巴汗政权，最终获得了政教合一的地位。

也是因为，藏传佛教对蒙古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性。

满族入关后，才会形成了满蒙藏三族，互相牵制、互有需求的政治三角型关系。

而这一切都源于索南嘉措与俺答汗的青海会晤，正是这次会晤促成了蒙藏两族精神上的合流。

作为高瞻远瞩，为整个格鲁派奠定基础的索南嘉措，毫无疑问是达赖世系中灯塔级人物。

参考书目：

[1]、帕木竹巴政权对乌斯藏的统治_帕木竹巴政权研究之二_王献军；

[2]、《朗氏家族史》__大司徒·绛曲坚赞；

[3]、《西藏王臣记》__五世达赖喇嘛；

[4]、《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王森著；

[5]、《安多政教史》__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

[6]、《蒙古源流》__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译；

[7]、《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生平事迹新探》__陈庆英；

[8]、《蒙藏关系史研究》__樊保良；

[9]、《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八、《达赖喇嘛传》__牙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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