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義文學，是一種以客觀描述現實為特徵的文學流派，興起於19世紀中葉的歐洲，當時日本正好進入明治時代，出於對先進文化的渴望，自然主義文學迅速成為日本文人趨之若鶩的表達方式。
然而，由於日本和歐洲文化背景的不同，簡單的“拿來主義”並沒有使得自然主義文學在日本順利紮根，反而讓原本以描述客觀現實為目標的自然主義，在日本變成了以描述主體現實為主的“變種”自然主義，這個機緣巧合的改變，使得日本自然主義文學走上了一條背離人們期望的發展道路。
“拿來主義”的隱患
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修·佩裡（Matthew Perry）率領艦隊來到日本，跟江湖幕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屈辱的現實讓幕府的鎖國政策終結，同時日本也陷入了內部的動盪。經過戰爭，江戶幕府將統治權歸還給明治天皇，日本正式進入明治時代（1868-1912），並開始了全面近代化的維新運動。
馬修·佩裡（Matthew Perry）
明治政府的目標很簡單，就是讓日本實現所謂的“文明開化”，也就是說，承認西方文明的先進地位，開始全面西化的過程。從把江戶更名為東京開始，日本不僅在物質層面全面改革，比如修建鐵路、改穿西裝、食用牛肉等，在精神層面也積極向西方靠攏，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的就是日本近代文學。
在文學界掀起的西方熱，甚至可以說是“拿來主義”，日本人對於西方的文藝理論照單全收，其力度之猛讓很多人感到有些不妥。畢竟“文明開化”不是一個徹底且完美的移花接木的過程，從西方文明學來的東西，要生根在日本的土壤上，肯定會產生許多不協調的結果，“拿來主義”雖然快捷，可無法迴避隱患，實際上，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就因此產生了先天問題。
日本自然主義的先天問題
明治時代，日本急於完成全方位的近代化，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急不可耐，導致文學思想無法循著歐洲文學史的先後順序進行引進，這就造成了文學思想西化過程的混亂。這並不難理解，文學思潮的興起與社會現實緊密聯繫，也就是說，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文學，那麼，日本引進近代西方文學的方式，其實背離了文學發展的因果關係，這是不可避免的先天問題。
埃米爾·左拉（Emile Zola）
具體到自然主義來說，這個流派興起於19世紀中期，以埃米爾·左拉（Emile Zola）為代表人物。19世紀80年代末，自然主義文學最先由日本文豪森鷗外介紹至日本，隨後的十年，相繼有作家寫出模仿歐洲自然主義的文學作品，這個時候，日本作家仍舊小心翼翼地熟悉著外來的文學理論，所以對於自然主義的寫法和目標認識比較清晰，大體上能夠以客觀視角闡述自然與環境對人的行為造成的影響。
森鷗外
實際上，歐洲自然主義文學就像是毫無波折的記錄，只描述自然和環境等客體的真實狀態，客體真實是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追求。然而，由於日本文學思想西化過程的先天問題，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只在最開始的模仿期，嚴格按照歐洲的模式進行創作，後來熟悉了創作方式之後，卻走入了跟歐洲自然主義相悖的道路。
誤入歧途的日本自然主義
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作為戰勝國，裹挾著勝利的餘威，日本社會快速進行城市化，日本人也被捲入了市民化的過程。彼時的日本文學界，自然主義作家要為正在市民化的日本人提供精神支持，可他們仍舊秉持著歐洲過去的寫作方法。
然而，自然主義文學興起時，歐洲早已進入了市民社會，甚至已經進入了市民社會末期，人們精神頹廢，開始反思市民社會的弊端，並尋找新的發展路徑，所以歐洲自然主義文學興起的社會條件，跟日本彼時的社會環境是錯位的，日本模仿歐洲自然主義文學的作品，並不能給日本人提供精神上的滿足感，甚至還會生出一種格格不入的違和感。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出現了認識上的分歧，1907年田山花袋出版了中篇小說《棉被》，這部作品雖然被視作日本自然主義的代表作，但它卻不是接近西方寫作精神的“正規”自然主義作品。《棉被》跳脫了“無波折”的客體真實態度，完全陷入了對自我的描述，作家通過自我剖析，把內心陰暗而無法言說的想法，全部公之於眾，力求用“主體的真實”代替“客體的真實”。
田山花袋
田山花袋這種自我展示、自我暴露，乃至自我撻伐的做法，滿足了剛剛適應市民身份的日本人的精神需要，讓他們不再迷茫、空虛、不知所措，因為通過這種文學作品，他們找到了知音，意識到了自己難以啟齒的問題具有普遍性，並非自己一人的“疾病”，從而進入了心安理得的狀態。
田山花袋之後，越來越多的日本作家開始轉變寫作觀念，不斷在文章中書寫自己，暴露自己，使文學作品的視野侷限在個人的眼界之中，這種偏狹的寫作方式，使得日本文壇颳起了展現醜陋的消極風氣。
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歷史意義
歐洲的自然主義文學是個過渡流派，在近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搭了一座橋，它以描寫客體真實的方式排除了作家的個人主觀意識，從而使得現代文學一誕生就具有了非理性和無意識的特徵，從這方面說，自然主義文學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
然而，日本自然主義文學並不是橋樑，沒有為日本文學提供承上啟下的作用，這其中有兩個原因：
首先，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無法“承上”，因為在它出現之前，日本根本沒有近代文學。
其次，歐洲自然主義文學的“啟下”是建立在描述客體真實的創作態度之上，否則無法開啟現代文學的無意識和非理性特徵。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無法“啟下”，因為它走入了描述主體真實的路徑，對於個人內心的描述，完全是有意識的，所以無法叩開現代文學的大門。
關於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影響和作用，日本文壇歷來褒貶比一。日本戰後文學評論家平野謙、中村光夫等人在思考日本文學近代化的過程中，對於自然主義的評價比較矛盾，既承認其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同時也批評了後期自然主義作品狹隘不堪的視野，認為它與私小說一起構成了消極的文化形態，錯誤地代表了日本的精神。
實事求是地說，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最終誤入歧途，沒有促使日本現代文學順利出現，這並非田山花袋等人的錯誤，不能怪罪他們的短視和偏狹。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沒有重走一遍其精神之父——歐洲自然主義文學的發展路徑，是因為日本的社會情況與歐洲不同，不同的社會環境肯定無法誕生相同的文學，日本人想要實現文學的近代化和現代化，僅靠學習文章的寫作技巧和敘事方式無異於揠苗助長，最終欲速而不達。
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歷史告訴我們：任何文學流派的出現，都與其所處的時間和空間條件有關，想要創造出優秀的文學作品，不能靠“拿來主義”嫁接和移植，只能耕種本地的文化土壤，使其長出自己的藝術新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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