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本週五，微軟公司表示，其聯合創始人兼技術顧問比爾 · 蓋茨從董事會卸任，將更多時間用於他的慈善事業。
他將繼續擔任首席執行官納德拉和公司其他領導人的技術顧問。比爾 · 蓋茨此前還宣佈退出伯克希爾董事會。
蓋茨在 Linkedln 主頁上寫道：“我已經決定辭去微軟和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這兩個董事會的職務，把更多的時間用於慈善事業，包括在全球健康與發展、教育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伯克希爾公司和微軟的領導層從未像現在這樣強大，所以現在是離開的時候了。”
3 月 10 日，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及另外兩個大型慈善機構，承諾捐贈 1.25 億美元，用來幫助加快開發新冠病毒肺炎治療藥物。捐款金額方面，蓋茨基金會和醫療慈善機構韋爾康信託將各出資5000 萬美元，萬事達卡影響基金承諾出資 2500 萬美元。
而這筆捐款旨在確保貧窮國家的人們，能夠得到治療新冠病毒的藥物，保障個人能夠負擔得起相應的治療費用。
此外，上個月，蓋茨基金會還宣佈承諾捐款 1 億美元，用於支持全球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並且在此之前，該基金會在 1 月末承諾捐款 1000 萬美元用於抗擊疫情。
根據蓋茨基金會的說法，這 1 億美元將用於加強病例發現、隔離和治療，保護弱勢人群以及加速開發疫苗、藥物和診斷方法。
把更多時間投入慈善事業
繼續擔任公司技術顧問
蓋茨說：“對於微軟來說，從董事會退下來並不意味著離開公司。
微軟將永遠是我畢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將繼續與納德拉和技術高管合作，幫助塑造願景，實現公司的宏偉目標。我對公司取得的進展以及如何繼續造福世界感到前所未有的樂觀。”比爾 · 蓋茨是微軟的大股東之一。據 FactSet 的數據，他持有 1.36% 的股份。該公司於 1986 年上市，如今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總市值達到 1.21 萬億美元。
微軟首席執行官薩蒂亞 · 納德拉表示：“多年來與比爾共事並向他學習，是我莫大的榮幸。”
比爾 · 蓋茨 1975 年與保羅 · 艾倫一起創建微軟公司，曾任微軟董事長、CEO 和首席軟件設計師。
1995 年到 2007 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比爾 · 蓋茨曾經連續 13 年蟬聯世界首富。2008 年 6 月 27 日離開微軟公司，並把 580 億美元個人公司財產捐到比爾及梅琳達 · 蓋茨基金會。《福布斯》雜誌 2014 年美國富豪排名，比爾 · 蓋茨以 812 億美元資產重登榜首。比爾 · 蓋茨在彭博億萬富翁指數和福布斯 2019 年億萬富翁排行榜中名列第 2 位，資產達到 1000 億美元，他在 2019 美國 400 富豪榜以 1060 億美元的資產排名第 2。
蓋茨在 2000 年 1 月辭去微軟首席執行官。他仍然擔任董事長，併為自己創立一個新職位“首席軟體架構師”（Chief Software Architect）。2006 年 6 月，蓋茨宣佈，他將在微軟的全職工作轉變為兼職工作，他漸漸的轉移他的職責。他於 2014 年 2 月辭去微軟的董事長，同時仍作為技術顧問，協助新任命的首席執行官薩蒂亞 · 納德拉。
截至發稿，微軟盤後股價下跌 3.83%。週五收盤，微軟股價上漲 14.23%，報 158.84 美元。
五年前“神預言”：
最大的恐懼就是高度傳染性的病毒
2015 年埃博拉爆發後，比爾 · 蓋茨曾在一次 TED 演講中表示，未來幾十年裡，如果有什麼東西可以殺掉上千萬人，那更可能是個有高度傳染性的病毒。 不是戰爭，不是導彈，而是微生物。
據比爾蓋茨個人微信公眾號，2 月底，他還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題為《如何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文章，表示：全球領導人應當立即行動，刻不容緩。
附：《如何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
面對任何危機，領導人都肩負著兩個同等重要的責任：解決眼前的問題，以及防止問題再次發生。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我們不僅需要拯救生命，也要從整體上改善應對疫情爆發的方式。前者更加緊迫，而後者從長遠來看至關重要。
提高疫情應對能力是世界長期面臨的挑戰。全球健康專家近年來多次提醒，傳播速度和嚴重程度都堪比 1918 年大流感的大流行病勢必會發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比爾及梅琳達 · 蓋茨基金會近年來已經投入大量的資源，幫助世界做好應對此類疫情的準備。
如今，我們還面臨著眼下的危機。在過去一週，2019 新型冠狀病毒開始表現出百年不遇的病原體的跡象，這是我們一直擔心的。我希望情況不會這麼糟糕，但我們應該做好充分準備。
各個國家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共衛生機構可以在未來幾周採取行動，從而減緩新冠肺炎的傳播。
例如，除了保護好本國公民，捐助國政府應該幫助中低收入國家做好應對疫情的準備。很多中低收入國家的衛生系統本已相當薄弱，而 2019 新型冠狀病毒會很快讓他們不堪重負。此外，鑑於更富裕國家自然會將本國國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相對貧困的國家就會更加缺乏政治和經濟上的資本來獲取支持。
通過幫助非洲和南亞的國家做好準備，我們不僅可以拯救生命，同時還能減緩病毒的全球擴散。我和梅琳達最近承諾投入最高 1 億美元支持全球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其中很大一部分將用於支持中低收入國家。
我們還需要加快針對新冠肺炎的治療和疫苗開發工作。科學家們在幾天之內就掌握了病毒的基因組序列並且開發出具有前景的候選疫苗。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已經在準備將八種具有前景的候選疫苗投入臨床試驗。如果這些疫苗中的一個或多個在動物模型中被證明安全有效，它們最早在六月便可以進入大規模臨床試驗。利用已經通過安全性測試的化合物庫和新的篩選技術（包括機器學習），科學家們可以在幾周內篩選出可用於大規模臨床試驗的抗病毒藥物，從而加快藥物研發的進程。
所有這些措施都將有助於應對目前的危機。但我們仍然需要做出系統性調整，確保更高效地應對下一次大流行病疫情。
幫助中低收入國家加強其初級衛生保健系統也十分必要。當你建立一家診所，你同時也在為抗擊傳染病建設基礎設施。訓練有素的衛生保健工作者不僅提供疫苗，他們還可以成為預警系統的一部分，監測疾病趨勢，向世界發出潛在疫情的警報。
世界還需要在疾病監測方面進行投資，包括建立一個相關機構可以立刻接入的病例數據庫，並建立要求各國分享信息的規則。各國政府應該掌握訓練有素的人員名單 —— 無論是地方領導人還是全球專家，都應該隨時準備好應對傳染病疫情，以及在緊急情況下須進行儲備和調動的物資清單。
此外，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系統，用以開發安全、有效的疫苗和抗病毒藥物，確保它們通過審批，並能在發現快速傳播的病原體後的幾個月裡生產並供給數十億劑量。這是一項艱鉅的挑戰，不僅有技術、外交和資金的障礙，還需要公私部門間的通力合作。但所有障礙都可以被克服。
關於疫苗的一項主要技術挑戰，是改善生產蛋白質的方式，傳統方式對於應對傳染病疫情實在太慢了。我們需要開發安全可靠的平臺，確保監管審查可以迅速進行，也能讓製造商以低成本進行量產。對於抗病毒藥物，我們需要有一個有組織的系統以快速和標準化的方式篩選已有的治療方法和候選分子。
除了這些技術解決方案之外，我們還將需要外交方面的努力，推動國際合作和數據共享。開發抗病毒藥物和疫苗涉及大量跨越國界的臨床試驗和授權協議。我們應該通過全球平臺來推動各方針對有前景的候選疫苗和抗病毒藥物在研究重點和試驗方案等方面快速達成共識。這些全球性平臺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研發藍圖”、“國際嚴重急性呼吸系統和新發感染聯合會試驗網絡”和“全球傳染病防控研究合作組織”。這項工作的目標應該是在三個月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在保證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得到確定性的臨床試驗結果和監管審批。
接著就是資金的問題了。這些工作的預算需要成倍增加。完成新冠病毒疫苗的三期臨床試驗並獲得監管審批就需要額外數十億美元的投入。提升疾病監測和應對還需要更多資金。
需要政府投入資金，是因為大流行病相關產品是非常高風險的投資，公共資金有助於將藥企的風險最小化，從而確保他們得以全身心投入工作。此外，政府和其他捐助方需要以支持全球公共產品的方式，資助建設可以在幾周內實現疫苗供應的生產設施。這些設施可以在平常用來生產常規免疫規劃需要的疫苗，而在大流行病期間可以迅速改裝生產所需疫苗。最後，政府需要資助疫苗的採購和分發，確保它們抵達需要的人群。
投入數十億美元用來抗擊大流行病，這不是一筆小數目，但想要解決問題，這是必須的投資。而且考慮到疫情可能帶來的經濟損失 —— 只要看看新冠肺炎對供應鏈和股票市場造成的影響，更不用說對人們生活的影響 —— 這將是一筆值得的投入。
最後，政府和行業需要達成協議：在大流行病期間，疫苗和抗病毒藥物不能簡單地賣給出價最高的買家，而應該讓身處疫情中心及最有需要的人們以可負擔的價格買到。這不僅是正確的做法，也是阻斷傳播和防止疫情繼續蔓延的正確策略。
全球領導人應當立即行動，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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