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23年元旦（雍正元年），皇帝召告全國各級文武官員，講到古代純臣，皆
“興利除弊，以實心，行實政”，發出為國計民生進行興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號召。並以“舉世非之而不加沮”的決心躬耕實踐。夙興夜寐整頓財政，推行火耗歸公、攤丁入畝，增加財政收入；果敢堅毅整肅吏治，建立養廉銀製度，嚴懲貪官汙吏。後人收集雍正在位十三年硃批過的摺子，數量達三百六十卷。也確實“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垂範。《清史稿》評價：“聖祖政尚寬仁，世宗以嚴明繼之。論者比於漢之文、景。”
而後人多對雍正誤解誹謗，主要是由於清朝大興文字獄，還有雍正推行“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政策的緣故。雍正得罪了中國封建社會最大的利益者——地主階級。這些人通過科舉制度，考上功名，從而獲得特權，不再繳納稅收，不再服勞役。黃金印和白玉堂，對他們而言不太要緊，到頭來特權才是他們心嚮往之的東西。雍正實行新政意在廢除官員、地主免稅的特權，這就導致這些掌握民間話語權的讀書人和腐化吏治的地主產生抵抗情緒，便杜撰故事和坊間傳聞，列出雍正帝謀父、逼母、弒兄、屠弟等十大罪狀，指責雍正得位不正，使天下“寒暑易序，五穀少成”，出現“山崩川竭，地暗天昏”，甚至曾靜等人策劃川陝總督嶽鍾琪同謀造反，反清復明，嶽鍾琪是個清醒人，沒有被拉攏，並將此事告知了雍正，這便引發了呂留良案。隨後雍正採取雷霆手段進行了審查，並將發配東北的八王一黨一同治罪。到最後雍正還是對曾靜和張熙網開一面，讓他們戴罪立功，到各地現身說法，清除流毒。並將大文字獄案的全部諭旨、審訊、口供秘密記錄，編撰了《大義覺迷錄》，向天下刊發，以此教化臣民，辯駁華夷之說。並叮囑後代不要對詆譭過自己的人再進行誅戮。雍正敢於公開全案的詳細末節，敢於公開大批判大辯論，敢於無罪赦免“彌天重犯”，也表明了這位皇帝正大光明的一面。
自古以來文人和地主階級是緊密相連的。而口誅筆伐是文人的特性，也是文人的利器。在中國這個重史的國度，文字的歷來是失意者復仇的劍，成功者歌功頌德的碑。文字既然利器，便是要殺人的，要麼殺他人，要麼被他人殺。文字獄在中國歷史上本就常見，但到清朝最為激烈。原因跟清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有關。雖然滿人進關以後便推行漢化，和“滿漢一家”之說，但終究還是形式和外在的同化。八旗子弟仍然擁有特權，朝中也有“奴才”和“臣”之分，民族矛盾並得到沒有化解。所有文化思想的出現似乎就是為了一較高下。土地被佔領了，就在思想上縱馬奔馳。那些對清朝不滿的讀書人便開始通過文字復仇。由是，哪裡有暴動，哪裡就有鎮壓，文字和思想也不逃脫不了。身處在什麼時代就會被這個時代所束縛，獨善其身，度生事外，恐怕沒有幾個。明末清初的大儒呂留良在闡發《春秋》大義時特別強調
“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人與狄夷無君臣之分”的思想，從而反對清朝滿族統治，影響了許多讀書人。
黃景仁說“百無一是書生”。中國古代的書生，說起話來是錚錚鐵骨，做起官來卻是唯唯諾諾，幹起事來更是拖拖沓沓。大多數讀的是聖人言，做的齷蹉事，本質裡私心大於公心，利益大於公義。終有一兩個名垂青史的典範，也標榜以清流自居，把聲名看的比命還重要，動不動就捨生死諫，實則為民請命，不過是想貶低他人以抬高自己。而這些實際的地主階級大多數是官僚階級，既是帝國政權的統治者，也是土地的支配者。黃光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揭示的正是文官集團天然的壟斷了對王朝實際的管理權力這一現象。老虎不可怕，螞蟻才是威脅，一旦形成尾大不掉的勢力，千里之堤也會毀於蟻穴。
歷史上的雍正刻薄但不寡恩，對功績卓著但驕橫跋扈的年羹堯可以削官奪爵，賜其自盡；對忠心耿耿但被呂留良案牽連的嶽鍾琪，也可以淚流滿面，稱“無量劫之善緣同會”。冷酷但非無情，對覬覦皇位的八王胤祀，可以實行圈禁，改稱“阿其那”。但也廢除了宋、元、明以來的
賤籍制度，開豁為民，編入正戶。只是為期過短，遽爾暴卒，出現了“人亡政息”局面。清朝的皇帝都很勤政，但還是走上了落後的境地，皇帝負有責任，但真正的弊端還是封建社會的制度，還是某種勢力的盤根錯節。閱讀更多 全集第二卷p23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