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根据琦君那篇以女性主义为主要题材的小说《橘子红了》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橘子红了》，以绝佳的演出班底和倾情的演绎而引起了轰动，这种轰动效应又引起了人们对旧时代女性价值与女性思想的广泛关注。近年来,随着妇女解放及女权运动的高涨,女性及其个人价值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作家林海音说:“新旧时代交替中……许多妇女仍留在时代的那一边没跳过来,这就会产生许多因时代转型的故事”。

《橘子红了》就是这样一篇作品，讲述了在时代转型中，一群没有跨越旧思想的女性个人价值湮灭的悲剧故事。其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源于作者自身的真实经历，从“我”的所观所感里获得的特别情感与细腻情节来更为真实地观照着女性世界，并且以诚挚的内心关注着更迭时代不曾跨越的女性，以及对她们在时代里湮灭的个人价值的痛惜。

大妈为挽回大伯，主动为其纳妾;二太太为了在封建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耍尽了心机和手段；秀芬成了大家族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小产之后郁郁而终。本文就从大妈、二太太、秀芬三个不同阶层、不同年龄，却殊途同归的悲剧女性入手，看看她们是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迷失了自己，并湮灭了自身的个人价值，以及带给我们的警示意义。

1. 男性的附庸——自我存在的迷失

“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束缚了中国女性几千年之久，女性在旧家庭处境尴尬，在夹缝中生存,渴望着安全感。数千年的传统封建礼教根深蒂固，女性在这种思想的束缚和对它的自愿认同下，最终沦为了男权社会的附属品。

大妈说：“女人一定要做贤妻，成全丈夫。”

无疑，大妈就是封建家庭里的“贤妻良母”代表，她把“三从四德”当做自己一生的处世准则，心甘情愿地把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当做理所当然的，而把为夫族传宗接代当做自己的最大人生追求和人生价值。

所以，不能生育的大妈很清楚自己已经丧失了自己作为女人最大的价值，即使被大伯冷落在乡下，即使大伯又在城里娶了二太太，她也并没有任何怨恨，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平，相反，她把一切的不幸都归因于自己不能为家族传宗接代所带来的后果。

可是小说最后写道，秀芬死了之后大伯没有再回来，大妈的最初的愿望落了空。反观大妈的悲剧应该不仅仅在于其不能生育而带来的婚姻的不幸，更在于其对自我存在的无知和沉默。

对于自己的不幸，大妈没有任何怨言，因为她从思想根基上就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就不可能把自己从男权的附庸里剥离出来。

但是这并不代表她心里没有痛苦，没有期待，所以在丈夫在成立纳了二房之后，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她把希望寄托到了贫苦少女秀芬的身上。这是已经彻底迷失了自我存在意义的大妈为了挽回丈夫所能想到的、所能采取的唯一的措施了。

2. 男权的傀儡——反抗对象的误判

二太太，是城里的交际花，是大伯最为宠爱的女人，也是那个时代中少有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但是，活在封建的男权社会她，即使她受到了一些当时女性自由思想的影响，却依然走不出封建思想的桎梏。

不甘被命运驱使的她，通过自己的手段以交际花的身份嫁入“豪门”，成为了城里的二太太，这是她敢于对时代反抗的成就。

很明显她错了，她的最大敌人是整个封建时代下的礼教思想，而不是同为受害者的其他女性。所以当她再一次不甘接受命运的摆布，不愿与其他女人共同分享一个丈夫的时候，她不是从根本上找原因，也没有胆量去质问自己的丈夫——大伯，而是以一种欺软怕硬的姿态把目标标准了乡下已经怀孕的秀芬。

所以她才以各种借口要把怀孕的秀芬带到城里去，让她能时刻处在自己的把控之下，或者说通过这种方式把大伯留在城里。最终，因为这件事直接导致了秀芬因为逃跑而小产，并因此抑郁而死。

终究，二太太也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当她自己也不能生育的时候，她就应该知道，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笼罩下，她也注定会成为封建礼教与女性自由思想博弈下的牺牲品。尽管她的思想观念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比起大妈是进步的，也拥有那个时代少有的反抗精神和叛逆精神，但是这些和强大的时代背景比起来，更是不堪一击的。

她的自我迷失就在于，在夫权制度的绝对统治之下，她同样要受制于人，受制于时代和社会，沦为男性的傀儡和玩物。但是她却浑然不知，而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不幸归因于大妈和秀芬，这是对于反抗对象的迷失和误判。

3. 时代的牺牲品——女性思想的觉醒与湮灭

大妈在不能为丈夫传宗接代的自责中把秀芬——一个妙龄少女配给了已届中年的大伯。这是大妈短视的抗争，也是秀芬悲剧命运的开始。

秀芬原本是一个身世很凄惨的少女，父死母嫁的身世给她塑造了一种天然的悲情基调。大妈花了五百银元就从她兄嫂那里将寄人篱下的秀芬买了回来，秀芬就这样以一个全新的形象成了周家的三太太，成了这个沉闷的大家族里一抹新鲜的亮色。

刚嫁到大伯家的秀芬对自己没有一点期望，从进门的那一天就在等丈夫在“橘子红了”的时候回来。这个过程更像是一个自我放弃的人在默默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与审判。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她和六叔在日常交往中竟然产生出了的一些朦胧的爱意，这是她女性思想及自我意识的一次短暂觉醒，也让她和这个世界发生了若隐若现的联系。

在和大伯圆房的第一天晚上，她拒绝了大伯，而坚持一个人睡在藤椅上。这强烈地渗透着作为一个旧时代女性对自我人格独立、自我价值实现、以及自由爱情的向往。另外，在之后她在和大伯的相处中所流露出来的苦闷、孤寂、幻灭等情绪也可视为这种独立意识的曲折、深刻或极端的反映。

这是她仅有的一次作为一个旧时代女性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对自我的关照。遗憾的是，在时代背景之下，她无力反抗，只能被动接受封建礼教带给她的悲惨宿命，这丝爱意最终还是被扼杀在了摇篮里，直至她生命的结束都没能表达自己的爱情。

终究，那一丝短暂的自我意识觉醒和对我自我价值追求的冲动在其萌芽阶段就被湮灭了。在大妈长期的封建思想灌输之下，秀芬不得不在痛苦中接受了命运之手的安排，认同了自己作为大妈以及整个家族传宗接代的工具的命运。

后来她怀上了大伯的孩子，又在二太太的恐吓下失去了孩子。至此，已经完全摒弃了自我价值的的秀芬连唯一的“生育”价值都失去了，因此，她的整个精神寄托也就没有了，赖以存在的环境也在顷刻间崩溃，只能顺其自然地走向死亡。

秀芬去世后，大伯只是回了封信：“秀芬病疫，至为哀痛，灵柩希暂厝橘园一角，待我归来后善为安葬。”

或许在他看来，秀芬的死，就像一颗橘子掉落在泥土里，无声无息，甚至连为其惋惜的价值都没有。从中可以看出，夫权制的社会观念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思想，根本不会给予女性任何的思想觉醒的机会，给予的只是让她们终其一生都在自我迷失中成为男人附庸的悲惨结局，这也使得她们无可奈何地成了男权社会的殉葬品。

结语

橘子红了，象征着旧时代女性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橘子落了”则象征着她们摇摇欲坠的自我存在价值的湮灭。“橘子红了”抽象意义上是封建礼教思想的延续和轮回,也反映出了女性自我价值的失落和迷失,象征着当时的女性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的理想的失落。

好在，在小说结尾处，秀芬临死之前也大胆地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把象征爱情的香袋留给了自己六叔，那个自己所钟爱的人。尽管这份爱来得太迟，但她毕竟以它的存在昭示了自己对于自我价值和爱情自由思想的执著，和孱弱的反抗。这也象征着女性对于自我价值追求的延续。

在21世纪的今天,“五四”启蒙思想早已在我们心中扎根，男女平等的观念得到极大认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是当初旧时代女性自我思想与价值的艰难嬗变的痛苦过程，在今天依然给我们以深切的痛楚。也因此《橘子红了》里面众多女性的命运在今天或许还能给我们以一些启示和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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