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历史上的东林党对中国历史发展来说到底是好是坏?

小卒过河拉大车


题主,你好。我认为东林党在明末应该是社会发展的负力量,用题主的说法,应该是坏。坏的方面有以下三点:1结党,小团体利益高于国家民族利益;2、营私。对抗国家对工商业的税收收取,加大国家财政的压力,从经济方面搞垮了明朝;3、毫无民族气节,在满清入关后,降清的名士如过江之鲫。


风的节奏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 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明末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

而明朝末年又遇到地震,旱灾,鼠疫,造成几千万人死亡,朝廷向农民征税,可是农民不仅流失土地严重,遇到这些天灾更是无法承担,东林党人又对大地主,大商业集团包庇,不让他们交税,致使明朝无法给军队发饷,军队无心征战,导致节节败退,最后被灭国,所以东林党人对明朝的灭亡有很大影响。


历史研纠师


两者皆有,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是不同的

提起东林党,估计没几个人对这个组织有好印象,他们建立之初良好的宗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后来彻底演变成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添乱”!因为他们所关心的不再是国家命运,而只是纯粹的个人利益,从而使得日薄西山的明末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东林党的起源——东林书院

毋庸置疑,东林党一开始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为民的知识分子,比如说顾宪成、杨涟、左光斗等等,正因为这些人在明末的“党争”中失利(东林前六君子和后七君子全数罹难),所以他们的继任者们都纷纷陷入党争无法自拔——争权夺利,丝毫不顾及国家命运,将明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东林党人杨涟

先说争权,明末东林党人的“党同伐异”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不只在朝廷内部安插自己的人手——想法设法推举“自己人”进入内阁,成为首辅,同时他们还盲目插手明朝对后金的防务(主要是抓权)——排挤能作战的将领,任用“志大才疏”的“自己人”。比如说,正当明末名将熊廷弼对后金的形势日益好转时,他们硬生生地派上去一个完全不会作战的东林党人袁应泰,结果一败再败,丢掉了沈阳和辽阳;当朝廷扛不住而不得不又重新起用熊廷弼时,他们又派上去一个只会掣肘的东林党人王化贞,于是又丢掉了广宁。由此可见,后金的迅速“成长”和东林党的不顾一切的“争权”有着很大的关系!

明朝官员

再说夺利,明朝与后金的战争损耗巨大,崇祯皇帝为了省钱,都已经开始穿打补丁的衣服了。其实当时明末南方的工商业是极其发达的,其中江浙地区尤为富庶,“万历三大征”结束以后,由于朝廷缺钱,万历皇帝果断在江南地区开征的“矿税”(主要就是工商税),给朝廷增加了大量收入。可是东林党人一贯的宗旨就是反对工商税,反对宦官干政,其中原因就是当时大部分东林党人都是亦商亦官的“代理人”,他们以矿监(大部分都是皇帝派出来的太监,而且确实有些太监在各地征税期间横征暴敛)贪腐为借口,极力抵制工商税,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钱袋子”。比如说东林党早期领袖李三才,多次公开上奏抵制抵制皇帝征收工商税,而另一方面他个人的家财竟然达到了470万两白银之多(相当于明朝一年的收入)。当然不仅仅是李三才一人,后面的东林党领袖比如说刘一燝、叶向高、钱谦益等等,随便哪一个其实都是家财百万的“资本家”,不然他们哪里会有钱和“秦淮八艳”打得火热?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其实就是明末资本家和官僚阶级(基本可以等同于他们自己)的根本利益!

东林领袖钱谦益和柳如是

一方面东林党人都是家财万贯,另一方面则是朝廷因为和后金的战争消耗巨大、国库空虚,面对如此困境,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得不开征“辽饷”,可皇帝又拿根深蒂固的东林党没有办法——不能增加工商税,那就意味着只能增加农业税。据历史记载,明末农民的农业税已经到了“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的程度,如此夸张的赋税,你让老百姓们还怎么活得下去?于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趁机揭竿而起,自然也就受到了广大穷苦农民的积极响应。事实证明这些农民起义恰恰是造成明朝的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一点上,东林党人实在是“功不可没”!

闯王李自成

所谓“国家”,应该是先有“国”再有“家”,而东林党人这种只顾“家”不顾“国”的毫无远见,只顾争权夺利的行为直接加剧了明朝的灭亡速度。他们由此做出的各种“神助攻”,对明朝的灭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天祺


明末有很多学派组成了政治集团,像什么复社,东林党,还有后期按籍贯,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几大政治集团斗来斗去,在他们心里国破家亡,干不干事另外说,把政敌打下去才是正事。

学社的兴起是好事。

但以东林党为首的这种假大空,满嘴跑火车,满口仁义道德,实际干的刚好相反的空谈主义者,说难听点就是帝国蛀虫,加速了明帝国的崩塌。

鞑子入关,第一个迎头跪拜的就是这些满口忠君报国仁义无双用嘴治国的渣渣。党争永远放第一,暗地里和鞑子做军火生意的都有。


历史小壮丁


我认为这个要分开看,东林党在中后期应该说是帝国的毒瘤,完全没有早期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的气概,只知道党争,而且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不管哪个人是不是有能力,是不是为国有利,只要不是东林中人,一切反对;自私无比,为了维护各自家族利益,对商税一降再降,乃至到最后取消了商税,把帝国庞大的开支全部压给了农民,弄的百姓和帝国国库都穷困无比,而且毫无骨气,贼来降贼,虏来降虏(和现在网上的某些公知很像)。于是内外交困。所以有个说法叫明亡于东林。


世界难题之起名字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

他们的政治主张,与宦官集团的利益直接冲突。东林党与阉党产生了激烈争夺,以致于相互倾轧,互不卖账,发生了严重的内耗。

在大明亡国之前,东林党除了跟宦官、内官争,还在跟反对东林党的政治集团在争。比如京察之争,就斗得不可开交。

这些争斗极大的牵扯了国家的力量,当清军入关后,他们也是跪得最快的一批人。


锅盔饼子


任何人或事,没有完全好和完全坏的概念。只有利弊大小、多少的区分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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