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格天1
“东林未必都君子，宦官未必皆小人”，这是清初之人对二者的评价，应该算是比较人道的中肯之语。但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衡量，二者是帝制时代畸形体制下产生的畸形怪胎，只能算作是寄生在国家机器上的两个毒瘤，“哪个对国家更有利”一问，多多少少有点脑路故障的感觉。
宦官本来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多有身心都不健康的缺陷，历朝历代宦官作乱者不胜其数，中国历史上宦官为祸最厉害的两个朝代，一个是东汉，另一个则是明朝。
明朝宦官为祸的始作俑者就是明成祖朱棣，因为靖难之役多有建文帝身边的宦官为内应，使朱棣尽数掌握朱允炆的一举一动，成功上位后，朱棣对宦官信任有加，开始赋予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与以往朝代不同的是，宦官不仅仅依靠接近权利核心的便利影响朝政，而是实际拥有了行政权力。
但“阉党”做为一种政治势力，在历史上也只有明朝时期才出现，也不一定全是由宦官组成，是宦官和官僚共同形成的政治同盟集团，最初是由明英宗朱祁镇时期的大太监王振组建，并为之后宪宗朝的汪直、武宗朝的刘瑾、熹宗朝的魏忠贤等效法沿用。万历时期的张居正就与宦官冯保结成很牢固的政治同盟，因此才保证其改革顺利推进。
阉党集团的形成，完全不同于其它朝代单纯的宦官作乱，而是本身就拥有财税（专征）、军事（监军）、地方管辖（分镇）、特务（东厂西厂）等专权的宦官集团，与朝廷官僚、地方大员相互勾结形成的政治力量，把持朝政后，左右国家政治，虽然名声很恶，但其依附的权利核心是皇帝，贪财贪利为己，尽心尽力办事为皇帝，应该算是维护皇权的核心力量。
党争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国之将亡，必兴朋党”，最典型的莫过于东汉党人和东林党人，虽然间隔近千年，历史上的这两个党人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由读书人组成，争斗的对象同样都为宦官集团。
明朝东林党的兴起，与明末朝政腐败混乱有关，起初是一群“读书通大义，立志冠清流”的读书人，评议朝政、臧否人物，大多属于空谈“清议”。自古以来形成的读书人君子品格，使初期的东林党人大都具有传统文人重气节、讲正气、道德高尚的人格精神。
但在进入官场后，东林党人日益演变成“非我族类必有异心”的“极左路线”代言人形象，打压排除异己，往往只顾维护清高的道义，坚守“政治正确”而罔顾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到后期这一极端行为更变本加厉为只要不是东林党人提出的政策主张，一概反对，甚至以死相谏，容不得有任何反对意见。
又大多出身于江南商户士族，为了反对阉党征收商业税的政策，多次发动民变，抵制朝廷开征商税，使明末财政收入大多集中于西北贫瘠土地上的农业方面，皆因西北地区无党人力量为其争取权益，而富庶的江南地区农业多种植商品作物，使国家财政来源基本枯竭，军费、赈灾都失去支持，灾民暴动、军人哗变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这一切应该都拜东林党人所赐。
东林党人事实上扮演了抵制皇权、加速帝国覆灭的角色，虽然其形象比起宦官来要高大上，但他们维护的仅仅是心目中的道义，追求精神上的正义，却对政治这种善恶美丑集于一身的混合物，贡献微小，高尚的道德情操代替不了柴米油盐的实际生存，国计民生不是靠漂亮华丽的政治口号就能解决的。
大明王朝临终的时刻，一同陪伴崇祯皇帝赴死的，也只有宦官王承恩，平时在朝堂上义正词严的东林党人们，早作鸟兽散了，大部分活下来的都投靠了新政权，也没见有多正义，其实在生存面前，人人都一样，不见得读书人就比其他人多高尚，道义上追求的“事君如事父”伦理在生死面前大都不堪一击！
龙支子
讨论这个问题就简直就是个悲哀，因为这导致了一个悖论。
现在我们这些粉丝其实就是东林党思想的残遗。
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这是脸面，我要拿出来炫耀的。当然，放在崇祯末年，这几条也是东林党的铁律。
而这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迅速灭亡。
非常痛苦，这锅得甩给自己头上。而要想把灭国的责任甩给东林党，就得先把这些骄傲全部揉巴揉巴，扔马桶里冲走。
阉党不存在这个问题，阉党没有什么政治底线，怎么活着怎么算，该割地就割地，该赔款就赔款，该和亲就让九公主去，还是不行，什么狗屁国门，背着崇祯就跑了。反正绝对不会死社稷，不会迅速灭亡。
想甩锅就不能要脸。这就是个悖论。
阉党和东林党哪个对国家更有利？用这个提法，就等于是问：骨癌和脑瘤，哪个对身体有利。
犹抱琵琶半遮面，还不好意思呢😄。
干脆就扯下遮羞布，痛痛快快地问：东林和太监哪一个祸害更大！
万历年间，他们的祸害一样大。
天启年间，是太监的祸害更大。
崇祯年间，太监和东林一齐祸害，但太监基本上不掌权了，东林的祸害大。
但按照明朝的规制，东林和太监的权力都来自于皇帝，如果皇帝有本事，东林和太监是一点招都没有，也没什么祸害。所以祸害最大的当然是皇帝。
明实亡于嘉靖，别把身居深宫，运筹帷幄，搞权力平衡看得那么高明和智慧。正是从他开始，权力平衡成为朝廷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平衡术，王朝都维持不下去。
嘉靖和万历搞的是三角板平衡，让一家相对壮大，能压住另外两头，如果大家力量均衡了，什么事都别干了，每天战斗吧。所以就出权臣。
天启搞的是翘翘板平衡，自己当砝码。
到了崇祯时期，失去了平衡。
大明王朝就垮了。
馋嘴肥猫1
单独的哪个都是祸害，但两个一起时便对国家都有利。
一个国家，因为阶层差异，肯定会有多种多样的诉求。其中有强势阶层也有弱势阶层。
从一个国家层面而言，调合各阶层矛盾，向着至少当下正确的方向前进才是最佳的。
对于执掌权柄与话语权的阶层而言，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在为自己阶层利益考虑的时候忽略了其他阶层的诉求，或者尽量将其他阶层的诉求压到最低。这样很容易积累隐形矛盾，最后形成大的动荡。
东林党其实是古代皇权社会中的士族代表。背后的阶层其实是官员、大商人、读书人（预备官员或民间话语权掌控者）、乡绅望族等等占据社会资源较多的富裕群体。内部虽然有矛盾，但整体上利益诉求相似。
宦官在明朝的政治体系中实际是皇权的代表。将皇权具体化成了一个群体，参与到政治活动中。
但在明朝存在着一个体量巨大但话语权极低的群体，就是广大的农民与城市小手工业者组成的社会中低层人群。
无论是东林党还是宦官能够完全控制朝堂后，都会因为本阶层的利益尽最大可能的去争取、甚至掌控与侵占其他阶层的利益。
此时国家是否能不崩溃完全看当时的掌控人的政治操守，而政治智慧反而排第二位。因为有政治操守的人会为其他阶层留下生存空间，甚至留下的空间比较大，反而会抑制本阶层，因为此时本阶层整体占优。这样，各阶层矛盾反而不会激化，造成体系崩溃。
对于国家而言，最优的情况是，掌握权力的阶层进行有限制的争斗。
好处：
一、各阶层在有限争斗中会相互清除有矛盾阶层中的不良血液。比如，贪腐、枉法、过份的奢侈等等。
二、比较容易找到现下的正确方向。
古代，皇权社会虽然皇帝拥有大义名份，但皇帝的大义仅能排第二位，排第一位的是社稷，也就是国家利益与整个国家体系。
在有限斗争中，各方会利用大义来相互争斗，从而使每个拥有话语权的阶层都无法凭空获得完全的利益，获得利益的最佳途径是与国家利益捆绑，通过争取国家利益时使自我阶层获取利益。
此时，无话语权的阶层会因为国家利益的考量而获得利益。
纵然朝堂上吵的再凶，但整个社会的矛盾其实是在不断缓合的，而且国家因为现下方向的正确，会产生大量的社会利润，使各阶层都满足。
就算当时整个社会都会暂时受损，为了国家利益，决策层也会尽量保护没有承受能力的群体，损失由富裕阶层承受，但因为富裕阶层占有一定的话语权，必会争取补偿。
但是，如果当时是某一方占据绝对权力，必会因为不想补偿而激化矛盾，甚至出现将损失完全转嫁给话语权小的阶层，但一般情况下，话语权小的阶层反而是占据了整个社会人数中比例最大的阶层。
因此一旦话语权小的阶层无法承受这种损失，极有可能会造成整个社会体系的崩溃，从而让整个国家出现极大的灾难。
但掌控权力的阶层间又不能进行无限制的争斗。
否则因争斗的升级会引发战争，或使得社会割裂，造成极大的内耗。
以明朝而言，东林党与宦官，仅用善恶、有益有害无法说清。
实际上就是两个权力阶层台面上的代表而已。
明朝后期的问题，很多是因为这两股力量的失衡而造成的问题，东林党灭掉宦官是灾难，同样如果宦官灭掉了东林党也是灾难，以往的历史中又不是没有宦官完全压制朝臣的时代，汉唐皆有，造成的社会问题同样巨大。
很多人可能说魏忠贤比东林党好多了，但都承认魏公公私德不好，只是大事没错。
其实当时已经有问题了，就是宦官压制了朝臣，但是，魏公公比后来的好的是，就算他没有私德，没有学识，但是魏公公的政治操守有低线。
无论他再压制朝臣，但对于有才有识的大臣能够容忍甚至是欣赏，甚至是他的反对者。
对于国家的关键性的大事上能够知道轻重缓急。
那种位置上，政治操守的重要性要高于政治智慧。
政治智慧决定的是上限，政治操守决定的是下限。
很可惜，后来胜利的东林党，智商大于操守。否则明朝可能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耗尽国力。
以上仅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一定准确，欢迎讨论。
dd广林鬼
第一东林党不是什么党派是彻头彻尾的XIEJIAO组织。第二中国近千年来的耻辱都来自于儒学的宗教化上了。
时间要稍微往前推推。来到宋朝初年，在这里二程看破了儒学的系统漏洞，那就是董仲舒，他在把儒学介绍给当时的掌权者的时候为了更好的介绍把鬼神理论引入，这本是无可厚非特殊环境下的权宜之计。
时间到了宋初二程和司马光横空出世把原本属于工具书的儒学彻底引向了宗教化，把儒学经典塑造成了圣经，创立拜道德教。通过道德控制言官玩的是欧洲当时宗教审判廷的把戏。向上可以左右舆论，甚至左右皇帝的决策，这就是自下而上的控制体系。然后是司马光死后的第一个文正(司马光是个什么鸟这里就不做赘述了），这次事件很好的诠释了一个成语指鹿为马。完成了在士大夫界的立锥之战。这个就是欧洲教廷玩了几千年的封圣仪式，然后利用后世位极人臣的高官需求死后谥号的机会，通过他们的政治资源继续向下控制中层言官体系。在其内部形成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完备的控制体系！至此XIEJIAO完全掌控了中国的精英层！
宗教和学派根本的区别是：宗教在创立之初就已经定型后世无法对它进行修正，如果可以修正老百姓会发现现在很多问题不是最优解。那宗教给人心里上的支柱就会崩塌！对比古今，很多问题在中国古代不是不能解决而是解决了理教的地位也就崩了！学派是要与时俱进的不断吸收新的东西进行发展的。这也是学派对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地方！要看清我们只要把中国历史上改革者和他们的对立阵营放在一起就看的很明白。
王安石对司马光。张居正对徐介。魏忠贤对东林党。李鸿章对清流。这些对手都是理学在当时的马甲！
宗教是不能准许改革的，一旦要改所谓的圣人之言这句话就会出来。这比杀了他们还要难以让他们接受。改革会触动他们的教义。在这些就如同今天恐怖分子般的文臣手中国家屡次丧失中期改革的机遇和勇气。
当一个国家动荡人民水深火热的时候他们继续顶着自己所谓理想把旧的朝代当成厕所里的纸！擦一擦继续下面王朝祸害！
这里要补充一点的就是这个所谓XIEJIAO的教义到底是什么？那便是井田制。井田制好不好？这毋庸置疑。千金方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总能重新统一不至于像欧洲一样彻底碎裂的最主要的因素！但是他也有他时代的制约！它成型于春秋战国时代。那时的人口也就2000来万，但是到了明清两代中期那一个人口也有两亿。这是个十倍人口的大变局！人口多了而土地还是那么多，通过井田制把人口限制在土地上形成税收的方式无疑是要饿死人的！要改革井田制这无疑就是在触动这些XIEJIAO徒心中最神圣的地方。王安石，张居正就是在井田制上小修小改也足以触动那些XIEJIAO徒的精神红线！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失败！
反过来说。XIEJIAO徒们面对井田制对于中国出现的人多地少的局面如果才可以让井田制再次有用起来，成为最优解呢？方法很简单就是国家再次陷入动乱，人口锐减回到地多人少的局面。他们擦擦屁股再来一次！这也解释了中国300年一个朝代的根本原因！
日常刷下线
都不是什么好鸟。
至于哪个对国家有利，我认为都没有。无论哪个党成了气候，对于明朝而言都是灾难。倒是这两个政治集团对于统治者，也就是皇帝是有各自用处的，这也就成就了他们的价值。
先说东林党。这个崛起于万历年间的政治集体，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仅仅是几个具有匡扶社稷的文人的朋友圈，但是在经历了“争国本”等大事件后，东林党开始逐渐走上前台，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
东林党人是一个庞大的概念，最开始起源的地方，在江浙地区，这里是大明帝国的财税重地，因此来自这一地区的官僚或多或少都有江南财阀的影子，这也是东林党人能够在明末的朝堂呼风唤雨的重要原因。
东林党中的很多人以匡扶社稷，报效国家为己任，且道德较为高尚，当然，这是相对于阉党而言的。这是在表面，但是当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或者说涉及到他们所代表阶级的切身利益，这事就两说了。
万历年间的抗税事件实际上就是东林党人和皇权进行的激烈对抗，万历皇帝有感于国库紧张，特别是自己的钱包羞涩，于是派遣太监到河南、江南等地开矿并征收矿税。虽然万历皇帝有时候不靠谱，但是他还是很清楚这笔钱应该从谁那里出，农民兄弟没有被搜刮。但是开矿和矿税征收在地方遇到了激烈的抵抗。
不得已，万历及时改变策略，将采矿商业化，改为征收商业税。但是此举更是让地方政府炸了锅，要知道，当时的商业税，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而如果万历从中抽成，势必让地方政府利益大大受损。因此地方官僚集团开始大举反对开矿收税。带头的，是东林党人李三才。
东林党人在背后大举煽动百姓闹事，打死打伤大量的税收人员，最后让开矿收税不得不终止，此举终于让万历皇帝认识到东林党人的真面目。
可以说，正是东林党人自命清高，也让皇帝清高的无耻做法，才让明朝后期国库日益空虚，最终走向崩溃。
但是阉党就是好人吗？非也。
言党之所以形成，除了魏忠贤的不断收拢，就是东林党人的不断排挤，这才让原来属于不同地区的朋党走到了一起，形成了阉党。
一般一个团队的素质，能从领导者的素质看得出来，而魏忠贤大字不识几个，入宫前还是偷鸡摸狗之辈，这样的领导能带出什么好团队呢？
但是因为有东林党人的外在威胁，这个团队倒也不是一无是处，最起码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事实上，随着被东林党人打压的人越来越过，失去立场而投奔阉党的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天启年间，六部都有阉党成员，上到中央，下到各地机关都有阉党的势力。
我们知道魏忠贤不是个好人，是个十足的坏人，但是对于天启，或者说对于明朝皇帝而言，他是个有用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皇帝办不到的事，他可以办到。万历不是收不到商业税吗，但是魏忠贤可以，因为好多地方大员都成了阉党成员。有东林党人阻挠？好说，依靠着魏公公和皇帝的亲近关系，参他一本，保证消停。
所以可以这么说，在东林势大，皇权式微的情况下，魏忠贤是能够帮助皇帝贯彻意志，行使权力的人！而且，只有他一人。从这一点来看，魏忠贤祸国殃民，对国家没有好处，但是对皇帝有好处。
最早体会到这一好处的，是木匠皇帝朱由校。而当崇祯把魏忠贤干掉，把阉党拔除后，才发现自己的政令出不了紫禁城，自己的钱包收不来钱，不得不乡弱势群体农民开刀，然后导致了颠覆明朝的宏大起义。
所以说，千不好万不好，对皇帝有用才是真的好！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Yes”，一个爱好历史的妹纸！期待关注！
静Yes
东林党，明朝末年的一个朋党，是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阉党，是指依附于宦官权势的官僚集团，不单仅指宦官一类，是一个政治派别。东林党和阉党是一对死对头，相互争斗、相互攻诈。
东林党，虽然主张开言路、反宦官干政、反矿税，但它的表现行为却反应它是地主富商的代言人，基本上漠视了农民的权益。在朝廷上的斗争，也是为了整体利益而斗，为了斗而斗，根本上没有为朝廷着想考虑如何去做事，为民为朝廷而斗。开始是有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理想，但后来基本上沦为了一个利益集团。
不论是东林党或是阉党，一开始的形成基本上都是良好的、对国家有利的。到达后期，已经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两者都没有有利于国家。
詼記
对国家而言，都没有利处可言。但作为皇上肯定会偏袒阉党多一点，毕竟天天在一起。东林党口号很好听，一切为了国家，为了老百姓，正到了表忠心的时候谁都不认识谁。阉党就是一天到晚在皇上面前阿谀奉承，恨不得吃喝拉撒睡都替皇上做了。好在同时存在，相互可以监督、克制。
东林党是顾宪成一手创立的，根据地就在东林书院，整天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这刚好为那些触犯朝廷被革职的人，所以这个东林党人越来越多，正所谓人多口杂，慢慢的最初的目标变成了个人的意愿，就是看心情办事。
在这东林党的对立面就是阉党魏忠贤，明熹宗朱由校身边的大红人，自称九千岁，权势一度超过皇权。朝廷上下都是魏忠贤的亲信，随时可以换掉皇上。这样的权利，谁敢得罪，偏偏东林党的人，就是魏忠贤的敌人。刚开始东林党的人就是针对朝廷的腐败，矛头还没有对准魏忠贤，后来越来越过分的触动魏忠贤的利益。
这时，魏忠贤那还能忍得住东林党的放肆行为。魏忠贤把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案的主犯嫁祸给东林党，最后明熹宗下诏，还烧毁全国书院。东林党人也受到了冲击，死伤无数。
历史小杰
东林党是由读书人组成，代表的是士绅的利益，当然也有部份百姓的利益。阉党由太监组成，成年后入宫当太监的，大都是无赖之徒，当然也有个别拨粹者。他们是皇帝的推手，维护的是皇帝宗室的利益。两者的利益，当然是冲突的，因而总是有斗争的。朱明朝采用两廷治国:由大臣组成的外廷和太监组成的内廷，用太监治国监国，以特务东厂西厂控制社会，本来就是奇葩，不是正道的事。由此引起朝臣结党营私，与太监对抗，祸乱朝纲。可笑的是，现在有一股风，认为魏忠贤不死，明朝不亡，来肯定太监治国，抵毁东林党。其实，魏忠贤搞钱，是在法外、道外捞钱，正因此，加剧了宗室和士绅的斗争，使朝政成为烂朝，加快了朱明朝的灭亡。
安平144796971
党争就代表朝堂控制力失控，国家大害。
但是从祸害程度来说，东林祸害远远大于阉党。
无他，阉党实际是指内庭表面化。但是大明制度不让阉人掌军，再加上内庭无法直接管控地方，也没有明确地方利益。所以阉党始终是皇权下的蠢走狗，没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而东林为代表的科举官，则有明确的出身，地方利益，文官系统的自我运行，他们掌控就代表其他平衡力量失控。这跟东林党人是否道德，是否好人都没关系了，科举官的体系就决定他们必将摧毁朝堂的基础。
方士的知识乐园
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阉党，哪个都对国家没利。
东林党可以说是明朝灭亡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他们的形成，目的是好的，但是办出的事多是坏的，而且到了最后更是彻底沦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本身就是世族大阀支持和组成的，最后更是与国家和百姓的利益背道而弛。
而阉党，就是指那些依附宦官权势形成的政治派别，而历史上宦官干政的朝代都没什么好果子吃，比如东汉，唐朝晚期，再包括明朝都是这样，阉党形成于明英宗时期，其对王振过于宠信，当然最后这老哥也让王振坑的不轻，到后来的汪直，刘瑾，魏忠贤阉党势力愈演愈烈。
现在流行洗白，像历史早有定论的魏忠贤，包括后来晚清的袁世凯本来都是评价极差，但是现在快要洗成千古完人了，恐怕过几年汪精卫都能洗白了。
言归正传，明朝阉党的存在根源其实要追溯到朱棣时期，而阉党也不负众望，一旦有了皇帝给的信任和权力，这帮人肯定要搞事情，前有“土木堡之变”把皇帝搭进去了，后有魏忠贤只手遮天祸乱朝纲，可谓罪行累累。
所以说东林党和阉党都对国家没有任何利好，二者该比的应该是谁对国家的危害大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