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飲食文化歷史悠久的國度，在漫長的時空裡，飲食對中國的文化和歷史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最早的周漢禮樂文明就是源於飲食。到了魏晉六朝時期，飲食呈現出新風尚，飲食原料更加豐富，飲食結構也變得多元化，且此時的人們更加追求美味，深諳美味，探究美味。在這種新飲食風氣的薰染下，魏晉六朝的名士風度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進而帶動了魏晉六朝文學的發展。這時期飲食文化的發展為魏晉六朝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同時飲食領域中的許多物種都生動代表和表現出此時的名士風度和文學的典型特徵。
魏晉南北朝的人口遷徙與飲食文化
魏晉南北朝的人口流徙與飲食文化中國幅員遼闊，文化地域性差異顯著，再加之政權的分立，以及民族文化的介入，使得文化發展不平衡。一般來說，文化傳統深厚的地區文學較為發達，而文化相對落後的地區文學相對滯後。地域文化的差異對文學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即使是文人群體和家族文學也與地域不可分割。魏晉南北朝時期尤是如此，陳寅恪先生曾提到："蓋自漢代學校制度廢弛，博士傳授之風氣止息以後，學術中心移於家族，而家族復限於地域，故魏、晉、南北朝之學術、宗教皆與家族、地域兩點不可分離。"東晉後，由於南北政治上的長期對峙，使南北文學發展各異，從發展不平衡角度來看，南方優越，北方滯後；從風格特點而言則是南方清綺豔麗，北方質樸敦厚。故有《北苑·文苑傳》所云："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然在晉室南渡，文化重心南移後，尤其是魏晉時期人口的大規模遷移，使得南北文化交融加劇，胡漢之間文化也互相滲透和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移民人數之多、時間之長、地域範圍之廣、成分之複雜是我國曆史上空前的。在封建社會，人民重土安遷，如果不是時勢所迫，一般是不會輕易遷徙的。人口遷移的原因多為戰禍、民族壓迫、災荒、故土淪陷等。兩地之間的遷徙，由於遷徙目的地文化不同、語言各異、加之與當地土著居民一時難以融洽，使得這種人口遷徙過程變得艱難。《三國志》："今四民流移，託身他方，攜白首于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嘆，向阡陌而流涕，飢厄困苦，亦已甚矣。"是這種情況的生動寫照。然而正是幾百年的遷移，使各族生活得到同化，落後地區得到開發，生產經驗得到交流和傳播，南北、胡漢文化之間才得以融合。
關於魏晉南北朝的民戶大流徙，陳寅恪在其《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中有詳細論述，其認為魏晉南北朝民戶大遷移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在漢末三國初，這時期的遷移的方向主要有三種，分別是：由關中流入長江中游之荊、襄地帶，至關中秩序稍安，有一部分復歸本土；從中原流入東北地帶；由中原河淮地帶流入江南。其中從中原遷至江南的一支是當時規模最大的流徙潮。這個階段的遷徙在魏蜀吳格局初步形成後逐漸減緩。
第二個流徙大潮發生在晉懷帝永嘉年間（307-312）"永嘉之亂"前後，主要遷移方向有六種，有秦雍入漢中江淮一帶，有巴蜀入荊襄，也有胡漢向冀州，中州向西北涼州、中原向遼境、江南流走的。同樣在這個階段的流徙大潮中中原向江南流徙的一支仍是其中的最大群體。故《晉書·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說明了當時南遷的人數已超過半數。同時胡漢之間的流徙也不可忽視，自西晉元康元年（291）八王之亂以來，北民南流的過程中，少數民族也趁機入關、南下，掀起了"五胡之亂"，加速了人員的流徙。從晉•江統《徙戎論》中有說到"關中之八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也可以看出這時期胡漢之間互動頻繁。所以從總體而言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口流徙呈現出邊疆少數民族向中原內聚，漢民族以中原為腹地向西北、東北以及南方輻射的模式。
人作為文化的載體，在物理空間的遷移過程中也必然帶動著地域文化的遷移。隨著移民間文化的衝突、趨同和整合，進而逐漸形成了不同地域之間的交流。作為生存之根本的飲食也自然地加入到這種交流的行列之中。這時期的飲食文化交流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較為重要的影響，文學創作上更是深深得打上了飲食文化的烙印。魏晉時期的飲食文化正是在這種大規模人口流動中得到突破性的發展，並使飲食學成為一門學科固定下來，是中國飲食文化史鏈條上極其重要的一環。這種飲食文化的交流從橫向上看錶現為民族間的胡漢交流，從縱向看錶現為地域上的南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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