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海权理论中的文明冲突
——谈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
冠豪
美国海军战略家A·T·马汉（1840——1914年）的海权理论，最主要体现在他于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60——1883年）》（以下我们将该书简称为《海权论》）这部著作中，这部著作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强调了海权的作用。马汉认为，进入到现代以后，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必须拥有并运用优势的海军和其他的海上力量，把确立对海洋的控制权力作为实现国家的战略目的。该书提出了海权要素，这就是认为，国内产品、海洋运输和殖民地这三者是海权的三大重要环节。而海上力量（海军和商船队）、殖民地、海上交通线等，则是国家海权的构成要素。他说，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认真地研究欧洲和美洲的通史，研究有关海权对欧洲和美洲历史发展的影响。”而且他特别强调，海权就是陆权的延伸和扩展。谈马汉的海权理论时我们要说明的是，从他的海权理论中可以看出，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明冲突史，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公元11至13世纪开始谈起。公元11至13世纪，欧洲发生的由条顿（日耳曼的一支）人组成的十字军，从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出发，进行了八次东征。东征的结果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虽然各有胜负，然而，条顿军团的八次东征中，却出现了预想不到的好效果，这就是经过东征，打破了自从罗马帝国（主要是指西罗马，东罗马这时仍然存在）解体后，所形成的持续了1,000余年的封建领主制。其中之一就是促进了欧洲之间的商业贸易发展。不仅如此，即使是这个时候（公元13世纪以后），整个亚洲和欧洲的东部地区几乎是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条顿十字军的东征照样将欧亚大陆连在了一起。当商业贸易的不断发展，在欧亚大陆已经难以容纳的情况下，便开始向海洋扩张，以寻找新的领域。公元16世纪的文艺复兴后期，欧洲许多商人就想着进行海上探险，寻找新的市场。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公元1492年，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为了寻找通往印度最短的海上航道，进行着海上探险。经过一年的航行，虽然没有找到这条最短的航道，但是，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由于美洲的印第安人与亚洲的印度具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便将美洲称为“西印度”，而亚洲的印度则被称为“东印度”。30年后，即公元1522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经过三年的海上探险，终于发现了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圆球，即地球。从这个时候开始，欧洲殖民主义者便向海外扩张。而在向海外的扩张中，又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作后盾。当有了这支强大的海军时，就意味着掌握了海权。因此，从哥伦布、麦哲伦的航海大发现开始，欧洲主要国家便进行着海权的争夺。这就是说，谁夺得了海权，谁就能成为海上霸主，并且控制着更多的殖民地。回顾世界近代史，我们可以看到，最初是西班牙成为了海上霸主，后来是荷兰取代了西班牙，成为了海上霸主。再后来就是英法两国取代了荷兰，成了海上霸主。特别是英国，进入到18世纪下半叶之后，成为了一个“日不落和星不落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呢？在马汉的思想中，就是因为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从而取得了制海权。这就是我们所谈到的马汉提出控制海权的重要性。谈到马汉关于海权的重要性论述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说明，在马汉的思想中，似乎只是谈从公元1660——1783年这100多年的时间里，欧洲主要国家如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为争夺制海权和抢夺美洲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便可以发现，实际上表现出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之间的冲突，最后是海洋文明征服了美洲的大陆文明。马汉的《海权论》中使我们认识到，在他的思想中，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是海洋文明促进了工业革命，使欧洲进入到工业社会。他认为，推动现代文明的直接动力是海洋文明。这时我们似乎感到在公元19世纪90年代，他颠覆了公元1790年左右，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是推动现代文明的直接动力这种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在人们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中，总是将公元1790年左右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说成是现代文明的直接推动力。人们的这种思维定势没有错，但是，当我们认真分析马汉的《海权论》时却可以发现，是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哥伦布、麦哲伦的航海大发现，所形成的海洋文明是现代文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当然，在此之前条顿人组成的十字军进行的八次东征，对推动现代文明同样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条顿十字军的东征仅仅打破的是欧洲封建领主制，最终还是属于大陆文明。而这一切在公元前221年的中国就已经实现了，这就是秦统一了六国之后，使中国的封建制结束，由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所取代。由此说明在结束封建制方面，中国比欧洲要早1,000多年。
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结束了封建制以后，长期以来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广阔的土地上和农耕生产方式上，就决定着进入到近代落后了。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当哥伦布在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中国正是明朝前期。这个时候的中国也进行了远洋航行，即郑和七下西洋。而且这个时候的中国在航海、造船方面要远远强于欧洲，所制造的舰船排水量达千吨以上，其中郑和下西洋时最大的舰船其排水量达4,000余吨了。哪怕是公元16世纪麦哲伦进行海上时探险所乘的船，其排水量不过就是200吨左右。遗憾的是自从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中国就一直没有进行这样的远航了，而是把精力放在了大陆。我们还可以看到，公元1644年，作为游牧民族的满洲人入主中原后，将中原的农耕社会看成是十分理想的社会，并且很快就从游牧民族被改造成为了农耕民族。因此，便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农耕生产方式上，使中国始终没有跳出大陆文明、农耕文明的圈子。这里我们又要说明，中国几千年来产生的农耕文明，在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是处于绝对强势中，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游牧与农耕这两种文明。与农耕文明相比，游牧文明要落后得多。虽然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民族，历史上曾两次被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鞑子和满洲鞑子用武力征服过。但是，历史上胡族（鞑子）无论是用武力征服了整个中国，还是征服了北方，最终都是被农耕文明所改造。这就是被征服者同化了征服者，而不是相反。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农耕文明还是处在绝对强势中。哪怕是文艺复兴后期，哥伦布、麦哲伦的航海大发现，欧洲主要国家早已进入到海洋文明时，由于这两种文明还没有进行更多的接触，并且这个时候这两种文明还没有发生冲突，因此，还无法知道哪一种文明强，哪一种文明弱。只有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海洋文明、工业文明与大陆文明农耕文明发生了冲突，才发现大陆文明、农耕文明落后了。当我们谈马汉《海权论》的时候同样要说明，如果说马汉谈1660——1783年，欧洲列强争夺海权的战争中，包括了对美洲，还有后来对大洋洲、非洲南部地区的征服中，采取的是血与火的手段进行征服。那么对中国从来就不存在血与火的征服，而是在同中国的接触中，总是将中国看成是一个具有着高度文明的国家。欧洲殖民主义对美洲、非洲、大洋洲的征服中，是将当地人称为“土著人”，或“土人”，即处在原始状态中的人。对于中国，欧洲殖民主义从来就没有将中国人称为“土人”。因此可以说，欧洲列强与中国的冲突是两种文明的冲突。这就是这两种文明在接触中，各自按照自己的“出牌规则”进行，从而发生了冲突。当发生了冲突，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时，大陆文明、农耕文明则败给了海洋文明、工业文明，这就是我们从马汉《海权论》中所得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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