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影視劇在塑造古代帝王時，似乎陷入了一個誤區，不是熱衷於“窺探”帝王勾心鬥角的後宮家庭生活，便是“捏造”其傳奇、波折、悽美、感天動地的狗血愛情故事。當帝國發生災害時，他們似乎大筆一揮交代下去，就萬事大吉了，這其實是對他們最深的誤解，因為，在災害發生時，他們真的挺忙的，既沒空和妻妾鬥心眼兒，也沒空談戀愛……
影視劇中唐玄宗李隆基與楊貴妃劇照
一、首先——認錯
自然災害的發生，並不是人為可控制的，與皇帝本人真的沒啥內在關係。但是，當發生災害時，皇帝們卻首先跳出來認錯。
皇帝為什麼要認錯呢？這是因為，在古人的觀念中，災害的發生是"天災示警"，而"代天理政"的皇帝，自然要為災害的發生負一定的責任。不僅百姓這麼認為，連皇帝本人也是這麼認為的。
唐代宗時期曾發生過一起嚴重蝗災，監察御史陸贄擬了一封詔書——《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部分內容如下：
"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作，必有由然。自去歲已來，災沴仍集，雨澤不降，延歷三時，蟲蝗既臻，彌亙千里……本其所以，罪實在予，百姓何辜，重遭殍餒......朕避正殿不御，百僚奏事，並於延英處分。尚食進膳，宜更節減。百司不急之務，一切且除。諸軍將士外，自餘應食官糧人，及諸色用度等，並委本使長官商量，權行停減，以救荒殖……除正稅、正役外，徵科差遣，並宜禁絕。非交相侵奪，尋常訴訟，不須追擾，務且息人。京畿內外及京兆府諸縣見禁囚徒，死罪降徒，流以下一切放免。畿內及河中、同州界，應有因戰陣殺戮，遺骸暴露者，各委所在長吏隨事埋瘞。"
從這則詔書中可以得知以下兩點信息：
（1）態度："憂心如焚，深自刻責"，皇帝表明自己對災難十分憂心，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往日的行為，很是自責。
（2）反省內容：如下表所示。
皇帝從刑法、賦稅、軍事、浪費等方面反省自身，態度十分誠懇，對百姓所受的深重災難表示痛心、同情和自責，"百姓何辜，重遭殍餒"。
反省完畢後，皇帝開始了一項操作——避正殿。
所謂"正殿"，是指皇帝日常辦公的地方，象徵著皇位。"避正殿"即離開正殿，到其他宮殿辦公，象徵著"離開"了皇位，作為一種對災難的"自責"。
這是一種為了顯示誠懇的自責做法，皇帝自然不會真的退位。因為不會對皇權造成什麼實質性的威脅，所以帝國的君王們做起來"得心應手"。
比如唐文宗開成四年的六月，因旱災，文宗曾"自責"地說道：
"朕為人主，無德及天下，致茲災旱，又謫見於天。若三日不雨，當退歸南內，更選賢明以主天下。"
他的自責當屬唐代帝王之"最"，竟要退位，令臣子令選明君。這話到底是出自肺腑還是惺惺作態，我們無從得知。但從當時因接連災害而導致的緊張政局來看，文宗此舉是相當明智的。唐代有史記載的正殿如下表所示。
二、少吃點兒——減膳
大災之年，需要錢來救災，帝國從上到下提倡節約，皇帝自然也不例外。怎麼節約呢？少吃點兒！
皇帝的"少吃點兒"可不是尋常人生活中的"少吃點兒"。史書記載，皇帝日常膳食，"一飯之資，亦中人百家之產"，所以皇帝一旦"節儉"起來，省下來的錢糧數目將非常可觀。
貞觀十一年，洛陽發生水災，大水衝入洛陽宮城，大量宮寺、住宅被沖毀。唐太宗李世民為此"令尚食斷肉料，進蔬食"，不吃肉類，只吃素食。
貞元二年，唐德宗李適因"饑荒"而罷元會，下詔"御膳之費減半，宮人月共糧米都一千五百石，飛龍馬減半料。"
這些都是皇帝們帶頭"少吃"來踐行帝國"節約"風氣的實例。在實際情況中，"減膳"通常與"避正殿"共同施行。部分統計如下表所示。
三、少喝點兒——禁酒
唐人尚酒，這在諸多唐詩中便可看出，而釀酒需要糧食，故而唐帝國每年用於釀酒消耗的糧食便是一個龐大的數目。當發生災荒時，為了節約糧食，自然便會"禁酒"。這種情況在唐代十分普遍。如唐高祖武德二年，高祖李淵下詔："以谷貴"而"禁關內屠酤。"
唐肅宗乾元元年的三月，發生"饑荒"，糧價上漲導致京師"酒貴"，肅宗下詔"禁京城酤酒"，第二年，又發生"饑荒"，肅宗再次下發"禁酤"令，強調"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四、少玩點兒——撤樂、罷宴會
災荒之年，百姓深陷水深火熱之中，作為百姓"君父"的帝王，自然不適合再舉辦"歌舞昇平"的宴會。
如唐高宗上元三年的八月，青州發生大風，齊淄等七州發生水災，高宗為此下詔停止梨園等娛樂作坊。
貞元二年的正月，德宗"以歲飢罷元會"，貞元十五年，"以年兇，罷中和節宴會......以歲飢，罷三月群臣宴賞。"
放鷹犬是唐代貴族們的"心頭好"，唐高祖李淵和唐太宗李世民都是該項娛樂項目的熱衷者。唐人尚武，喜愛鷹犬，在這上面消耗的人力、物力都相當巨大，大災之時，自然要暫停這種"聲色犬馬"的活動。
唐宮宴會圖
五、多聽聽——求直諫
我國有句古話"伴君如伴虎"，說的是：君威難測，在皇帝面前要時刻謹言慎行，因為一旦出錯，可能就會陷入官丟身死的下場。
鑑於這一點，官員們一般不敢隨便向皇帝諫言，而地方官員更因天高地遠，很少有機會向皇帝諫言。但有一個例外，比如在大災之年。因為這時，皇帝會下詔求取"直言極諫"，這就給官員們一個光明正大和皇帝"交流"的機會。他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抒發己見"，"下情"若是能高效"上達"，那麼就可以促進皇帝客觀瞭解災情，從而及時採取救災，減少百姓的痛苦和帝國的損失，儘快度過災年。
據史料記載，有唐一代，共有9位皇帝曾因災下詔求取直諫。具體情況如下表所示。
由表可知：
（1）唐前期五位皇帝下詔求取諫言共計17次，唐後期四位皇帝合計9次。雖然史料的記載有可能存在疏漏，但唐前期的皇帝治世之心更加誠懇，政治更為清明是可以肯定的。
（2）太宗一人下詔求取諫言的次數為7，約為總數的25.9%，無愧"善於納諫"的明君之名。
貞觀五年的六月，太宗因旱災下詔求取諫言，當時馬周以家客的身份代替主人常何陳述了二十餘條舉措。因為這些舉措，唐太宗召見了馬周，一番交流更加認可他的才能，於是"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
這段佳話說明了，馬周由"家客"一躍成為"朝中重臣"正是源於"因災求諫"的良機。
與"減膳"、"罷宴會"等措施相比，皇帝的"求直言極諫"顯然對救災的意義更加直接、實際。
這一舉措的好處至少有以下三點：
- 一些真正有才幹的人可以通過有用的諫言引起皇帝的關注，從而獲得升遷機會，有助於救災事宜的高效進行。比如貞觀十一年的秋天，洛陽發生水災，高陵主簿謝偃在奏疏中陳述災情，得到太宗李世民的欣賞，從而被太宗提拔為弘文館直學士。馬周的例子，也是如此。
- 群臣有了一個談論政事的直諫機會，針對災害提出救助措施和改進意見，對政事的清明大有裨益。
- 可以促使居於"廟堂之遠"的皇帝瞭解"真實"的災害情況，對抗災具有積極的意義。
雖然這一措施理論上是完美的，但實際情況是，有些皇帝未必會聽取臣下的諫言。比如，唐德宗貞元十九年的夏季發生旱災，侍御史許孟容上疏："為陰陽適然，豐歉前定"，建議"放免稅錢及地租"，德宗口頭上"物議嘉之"，但行為上"
事不行"。魏徵之所以能贏得千古諍臣的美名，與其君主唐太宗李世民的善於納諫是分不開的。所謂"君明則臣直"，官員進諫成功的前提是其侍奉的君主賢明通達。這也是"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的根本原因。
影視劇中唐太宗李世民與長孫皇后
六、"裁員"——出宮人
皇帝的後宮裡，到底有多少女人呢？
國人提及皇帝時，有句 "後宮佳麗三千"的評語。實際上，"佳麗"若指皇帝"妃嬪"的話，"三千"這個數目多了，比如唐代皇帝們的妃嬪，據史料記載，具有合法妃嬪身份的數目大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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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佳麗"若是指包括妃嬪、宮官、宮女在內的全體宮內女子的話，"三千"這個數目顯然是小太多了。據資料推測，唐代宮女的總數常年保持在十萬左右，最多時可能有十五六萬，數量相當驚人。這麼多人，要吃，要喝，要穿，要用，還要發工資，真的是一筆不小的花銷！
- 服飾花銷
唐代宮女的服飾費，是由中書省負責審批的。《大唐六典》中記載："凡宮人之衣服費用，則具其品秩，計其多少，春秋二時，宣送中書。"
參照士兵的服飾配備——一年給12匹絹，以玄宗朝為例，那麼，他後宮的近四萬宮女一年服飾消費約48萬匹絹。
唐代實行"錢帛兼行"的貨幣制度，法定貨幣是絹與錢。二者的比價與經濟狀況有關。在玄宗朝，絹的價格約為400~500文/每匹，最便宜的時候，大約在200文/每匹。這麼計算，四萬宮女的服飾費大約為19200 萬文至24000 萬文之間。
- 飲食花銷
唐德宗貞元三年，李泌在答德宗"復府兵之策"中曾說："今粟鬥值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
這是當時的普遍粟價。
唐代米、粟的大概比價是5：3，那麼，根據李泌的話，可以推測出米價大約是每鬥250文。因為帝國發生饑荒，唐德宗在貞元二年曾下過一道詔書："御膳之費減半，宮人月共糧米都一千五百石，飛龍馬減半料。"
按照每月每個宮人1500石（15000）米來算，那麼，宮女每月需要的米錢是：15000×250=375萬文，一年需要的米錢則是：375萬文×12=4500萬文，數額相當驚人。
然而，這還是飲食費減後的。災荒之年，糧價必然上漲，那麼，宮人的糧食花銷必然大於4500萬文。
只服飾花銷和飲食花銷的數額都已經如此巨大了，若是再加上宮人的脂粉花銷、其他諸如薪炭之類的日常花銷，這將為災年下的帝國帶來一份不小的經濟壓力。
所以，必須裁員——"出宮人"。
唐代有災年"出宮人"的慣例，除了上述經濟方面的考慮，還有"陰陽失衡"方面的考慮。
唐人認為，若是君王沉溺女色，或者宮中女子過多，會使"陰氣"上升，導致陰、陽失衡，從而招致災害。為了平衡陰陽，平"災害"，需要"出宮人"。
比如，唐太宗貞觀二年的九月，中書舍人李百藥因旱災向太宗進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
李百藥這則諫言中關於宮人與"陰氣"之間的內在聯繫，是唐人的普遍認知。
希言說
雖然在巨大的災難面前，皇帝的這些舉措很多時候並不能真的救百姓出水火，但卻依然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首先，提倡節約可以減少開銷，將錢更多地用在百姓身上；
其次，停止諸項"娛樂"活動有助於災年時社會良好風氣的塑造；
再者，"求直諫"使得皇帝能夠客觀地瞭解民間災情，有助於抗災活動的高效進行；
最後，"出宮人"給了宮女和親人團聚的機會，使他們沉浸在骨肉重逢的喜悅中，極大地安撫了災害中動盪不安的民心。
參考文獻
《新唐書》、《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禮記譯註》、《西北災荒史》、《唐人軼事彙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人小說》、《中國救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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