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不少革命者都改過名字，像戴笠屬於工作需要，而戴季陶則有鮮明的個人特色。他原名良弼，即輔佐之才；再叫傳賢，取意傳承門第；留日時改為天仇，與清政府有不共戴天之仇；民國初在上海搞期貨，更名季陶，表繼承陶朱公之意。他是孫中山的大秘，與蔣介石有生死之交，長期主管國民黨宣傳工作，一生很有宿命色彩。納粹喉舌戈培爾在失敗時，夫婦與六個孩子一起服毒而死；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服用安眠藥自殺，留下遺囑說：官僚作風不變的話，一定死路一條！
1890年1月6日，戴季陶出生在四川廣漢的一個醫商之家，原名良弼，後改名傳賢，字季陶。戴氏高祖從浙江吳興來川經商，定居在廣漢，除了家傳的碗鋪，父親戴小軒兼做中醫外科，育有二子。戴家人丁不旺，多從事教育和醫學。戴季陶聰穎異常，15歲赴日本留學，後在日本的一所大學讀法科，與蔣介石成為拜把兄弟。有一日本護士重松金子與他二人均“過從甚密”，生下一子算在了蔣的頭上，由其側室姚冶誠撫養，就是蔣緯國。
回國後，戴季陶受到江蘇巡撫瑞澂的賞識，負責地方自治研究所的工作。後來瑞澂升為湖廣總督，他不願跟著做官，跑去上海任職於《上海日報》，後為《天鐸報》主編。由於鼓吹反清，戴季陶遭到清政府通緝，只好遠遁南洋檳榔嶼，並加入了同盟會。那時孫中山在會里的助手很多，有王亮疇、陳蘭蓀、宋慶齡、馬君武、徐季龍等，他們或數理，或法學，或政治學，均各有所長。由於雷鐵厓與胡漢民賭氣而拂袖而去，戴季陶成了孫中山的秘書，其實也就是幕僚。
戴季陶夫人鈕有恆比他大四歲，戴喊她姐姐。夫人也是同盟會員，經常告誡他多言傷身，不讓他長篇大論。有一次，胡漢民主持會議，見戴季陶說起來沒完沒了，便打趣道：“你姐姐來了！”戴季陶果然不再說了。男人懼內有兩個原因：一是敬愛，二是有愧。敬愛沒的說，別人頂撞戴季陶可能沒事，但頂撞他夫人則不行。後來在南京湯山別墅，有一次，戴夫人讓家中理髮師去割草，那人說專業不對口而拒絕，老戴聽說後，立馬給辭退了。至於有愧，文人花心，戴季陶更不例外，在日本就老找藝伎廝混，要不也出不來蔣緯國那事啊，晚年還娶了後妻趙文淑。
民國初年，戴季陶擔任《民權報》主筆，每天都寫一篇很長的社論，措辭雄壯犀利，極為讀者稱道，由於用的是筆名天仇，後來結集發行了單行本《戴天仇文集》。1912年5月20日，他發表一篇《殺》，言道：“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此四人者中華民國國民之公敵也。欲救中華民國之亡，非殺此四人不可。殺四人而救全國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靈，義也；弭無窮之後患，智也。”
文章倒是酣暢淋漓，可袁世凱不幹了，以“鼓吹殺人”的理由，把他逮捕入獄，一時鬧得輿論洶洶。被嚇唬了一下，戴季陶很快出來了，他以妻子探監時對他說的話自勉：“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這段話在民國極為著名，被新聞界奉為圭臬。監獄還真是個思考的好地方，戴季陶悟出了一個真理：百萬錦繡文章，終不如一枝毛瑟。
出獄後，戴季陶跟隨黃興四處起義，武裝對抗北洋軍。其間，戴季陶還曾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很是搖旗吶喊了一陣子。李立三在一次黨史報告中說：“中國黨的發生是由六個人發起，陳獨秀、戴季陶……”那時他在上海的家就是最佳的會議室。1921年中共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戴季陶表示考慮了許久後，還是要忠於孫先生，所以不能成為共產黨員。
時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的戴季陶
隨著南方革命形勢的好轉，孫中山還是用其所長，把戴季陶召到身邊。有段時期，戴季陶想到美國去讀書，先託蔣夢麟去問，孫說：“老了，還讀什麼書。”戴不死心，親自去請求，孫中山拿出一枚銀圓說：“這你拿去做學費吧。”戴問：“先生跟我開玩笑吧？”孫說：“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好萊塢電影好了。”
陳炯明叛變那回，戴季陶緊急通知蔣介石，讓他抓住機會快來。果然，蔣介石趕來永豐艦，一副忠肝義膽的樣子，為孫中山鞍前馬後效力，獲得了孫的信任。等到蔣上位，當然不會再用胡漢民、汪精衛等一班老人，馬上投桃報李地起用自己人，讓陳家兄弟負責組織人事，請戴季陶負責宣傳教育。
1926年，戴季陶成為中山大學校長。1928年10月，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一當就是20年。其間，戴季陶經營童子軍，發展了50萬成員，親自寫下《偉大精神》《同舟共濟歌》《日行一善歌》等童子軍歌曲，對中國社會影響久遠。1936年，戴季陶作為中國奧運代表團團長，率團到德國參賽。開幕儀式前，他會見了希特勒，做了20多分鐘的交流，特別請教了戈培爾有關黨務宣傳的一些經驗和措施。戴在歐洲前後遊歷了近五個月。
西安事變中，戴季陶主張武力威懾，但看到宋家堅持主和，他進入休息室想了相當長的時間，出來後，突然給與會者磕了個頭，言道：“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薩，去拉薩拜佛有三條路：一是由西康經昌都，二是由青海經玉樹，還有一條是由印度越大吉嶺，這三條路都可通拉薩。誠心拜佛的人三條路都走，這條不通走另一條，總有一條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條路。”說完又叩了一個響頭，然後退席。何應欽等主戰派雖另有想法，此情此景也不好再說啥了。
抗戰伊始，戴季陶大批亡國論調，指出最多十年八年就會重返南京。西遷重慶時，他雖有大小六輛汽車，但除了帶個人用品外，其餘裝上車的也都取下。後來，流民把他家房子一把火燒得片瓦無存。1940年，他出訪印度，會見了尼赫魯、泰戈爾、甘地等名流。
戴季陶書法
1945年，很多親朋好友向他祝賀抗戰勝利時，戴季陶竟說：“有什麼值得祝賀的？哭還在後面……”他力勸蔣介石要保持清醒，別急急忙忙向東北派兵，但蔣介石已經以國際領袖自居，覺得他是瞎潑冷水。三大戰役之後，戴季陶哀嘆：“時局日下，衰病之身，毫無所補，每一念及，則深惶汗。”他辭去考試院院長的職務，為了蔣的面子，改任國史館館長。
1949年2月初，新國都廣州局勢混亂，鐵輪爆炸燒了三天，物價飛漲，電話加價四倍，書價上漲180倍。戴季陶的情緒十分不穩定，身體很糟糕。三個月前，陳布雷自殺，他表示很看不起，誰知他也走到了這一步。一天，他親自把11個古銅千手觀音送到六榕寺安放，還和居士胡毅生談禪，提到不久會脫離此惡世。11日，戴季陶服安眠藥自殺，終年5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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