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以文明道，柳宗元為啥能得到當代偉人的讚譽？
柳宗元一生留下六百多篇詩文作品，文的成就大於詩。柳宗元的詩，共集中一百四十餘首，在大家輩出、百花爭豔的唐代詩壇上，是存詩較少的一個，但卻多有傳世之作。他在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感受的基礎上，借鑑前人的藝術經驗，發揮自己的創作才華，創造出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成為代表當時一個流派的傑出詩才。蘇軾評價說：“所貴乎枯談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淵明並列。現存柳宗元詩，絕大部分是貶官永州以後作品，題材廣泛，體裁多樣。他的敘事詩文筆質樸，描寫生動，寓言詩形象鮮明，寓意深刻；抒情詩則更善於用清新峻爽的文筆，委婉深曲地抒寫自己的心情。不論何種體裁，都寫得精工密緻，韻味深長，在簡淡的格調中表現極其沉厚的感情，呈現一種獨特的面貌。因為，他是一位關心現實、同情人民的詩人，所以，無論寫什麼題材，都能寫出具有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的詩篇。
在辭賦方面，宋人嚴羽說：“唐人惟子厚深得騷學。”此論相當中肯。柳宗元的辭賦繼承和發揚了屈原辭賦的傳統。他的辭賦，不僅利用了傳統的形式，而且繼承了屈原的精神。這或者是因為兩人雖隔千載，但無論是思想、遭遇，還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處。《舊唐書.柳宗元傳》曰：“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為騷文數十篇，覽之者為之悽惻。”與屈原之作辭賦，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賦”和“十騷”，確為唐代賦體文學作品中的佳作，無論側重於陳情，還是側重於詠物，都感情真摯，內容充實。
柳宗元的散文，與韓愈齊名，韓、柳二人與宋代的歐陽修、蘇軾等並稱為“唐宋八大家”，堪稱我國曆史上最傑出的散文家。唐朝中葉，柳宗元和韓愈在文壇上發起和領導了一場古文運動。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論和文學主張。在文章內容上，針對駢文不重內容、空洞無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現實，“不平則鳴”，富於革除時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體，突破駢文束縛，句式長短不拘，並要求革新語言“務去陳言”、“辭必己出”。此外，還指出先“立行”再“立言”。這是一種進步的文學主張。韓柳二人在創作實踐中身體力行，創作了許多內容豐富、技巧純熟、語言精練生動的優秀散文。韓柳的古文運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遊記、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樣為後世留下了優秀的作品。“永州八記”已成為我國古代山水遊記名作。這些優美的山水遊記，生動表達了人對自然美的感受，豐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領域，從而確立了山水記作為獨立的文學體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因其藝術上的成就，被人們千古傳誦、推崇備至。除寓言詩外，柳宗元還寫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驢技窮”，已成成語，幾乎盡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雖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記一樣，被千古傳誦。
柳宗元是一個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運動。柳宗元的哲學論著中，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他反對天諸說，批判神學，強調人事，用“人”來代替“神”。柳宗元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用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係，對唯心主義天命論進行批判。他的哲學思想，是同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水平相適應的。他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是中唐時代傑出的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學論著有《非國語》、《貞符》、《時令論》、《斷刑論》、《天說》、《天對》等。在這些論著中，柳宗元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並反對天符、天命、天道諸說，批判神學，強調人事，用“人”來代替“砷”。柳宗元還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用樸素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係。
柳宗元所寫的一些關於社會政治的論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體反映，是他參與政治鬥爭的一種手段。柳宗元認為整個社會歷史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有其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的必然趨勢。他的言論從折衷調和的立場，來對儒、法、釋、道等各家學說作調和的解說。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為幼時的盲目、為政時期的附會時尚和貶官後的自覺三個階段。他在長安應舉和為政時期，曾與文暢等出入官場文壇的僧侶結交，很欣賞晉宋以來名家人與和尚支道林、釋道安、慧遠、慧休的關係，並極力稱讚那些與自己同時代人的那種“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柳宗元認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於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這正是他改革失敗後被貶永州的真實心理狀態。於是，“自肆于山水間”，更有意識地從自然山水中尋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鬱結。
柳宗元絕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對待人生的態度是積極執著的。他雖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還是儒家的。他一生有兩項重大活動：一是參與永貞革新，一是領導古文運動。這二者都與他復興儒學、佐世致用的思想有關。他既身體力行了“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的政治理想，又明確提出“文者以明道”“輔時及物”的主張和以儒家經典為“取道之源”的原則。
儘管柳宗元自稱“自幼好佛”，天台宗也把他列為重巽的俗家弟子。但他卻不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博採眾家，蘇軾讚許他“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他對佛教的接受，主要是領會佛教義理，以圖“統合儒釋”，把佛教思想納入儒家思想體系。
歐陽修評價說：“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盛輒傷摧。苦其危慮心，常使鳴心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沿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
少有對古代文人評價的當代偉人說：“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義哲學家，見之於他的《天說》，這篇哲學論著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的論點反對天命論。劉禹錫發展了這種唯物主義。”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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