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鶴鳴甘棠

前言

唐朝詩人柳宗元的《詠三良》是一首借古喻今的經典詩作，讀之回味，愈覺濃趣。

然而，要想真正瞭解這首詩的思想內涵，必須先熟知幾段歷史故事，作為鋪墊。

一是“三良從死”。“三良”是指春秋時期秦國大臣子車氏的三個兒子：奄息、仲行、針（針）虎，也稱之為“三賢臣”。

東漢學者應劭（shào）《漢書》注曰：

秦穆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

秦穆公死後，按照當時的社會風俗，他們都被殉葬，這就是“三良從死”的故事。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史書中沒有記載其他人對於殉葬的意見，其中包括後來繼位的秦康公。

但是，在大秦帝國曆史上，秦穆公以後的秦康公期間，國力在各路諸侯之間是走下坡路的。

二是“魏顆結草”。晉國大夫魏武子有一個寵妾，沒有生育子女。魏武子病時，囑咐兒子魏顆，將來讓她改嫁；及至病危，又說，讓她殉葬。

魏武子死後，魏顆說，人到病危，思維就會混亂，自己應該聽從父親清醒時的命令，於是讓這個寵妾改嫁了。

後來，魏顆與秦桓公時期的大將杜回交戰，看到一位老人“結草”（用草編的繩子）套住了杜回，幫助他獲取了勝利。

夜間，魏顆夢見這位老人對他說：“我是你讓她改嫁的那女子的父親，因為感謝你的恩德，所以來報答你。”

後來就把“結草”用來借指受恩深重、生死圖報。

實際上，我們通過以上兩個歷史典故，就是理清一個事實，兩個兒子對於父親之舉的意見，秦康公沒有記載，而魏顆作了靈活處理。

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全面探討柳宗元的詩作用意。

01 歷代名士《詠三良》的主題分類

關於“三良”的詩歌作品最早見於《詩經·秦風·黃鳥》。

其中“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借“黃鳥”之口道出了民眾的怨恨之聲：

蒼天在上請開眼，坑殺好人該不該!

如若可贖代他死，百人甘願赴泉臺！

這是對“三良”主題的一種說法，即對統治者的控訴之說。

其二，“三良”忠義之舉說。

東漢末年詩人王粲《詠史詩》論三良之死曰：

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隨？

這首詩作於漢獻帝建安十六年，當時王粲在曹操帳下當差時間不長，在跟隨曹操西征馬超的歸途中，有感而寫。他是借“三良從死”宣揚“士為知己者死”的精神，表達自己對曹操的忠誠。

其三，對“良人”的愚忠之說。

東晉文學家陶淵明《詠三良》中雲：

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大致意思是說，草叢籠罩高墳墓，黃鳥啼鳴聲悲傷。三良性命不可救，淚水沾溼我衣裳。

陶淵明的這首詩，看似為詠史，實則是借詠“三良”之事，來表彰東晉遺臣張褘不肯毒死零陵王（宋劉裕廢晉恭帝）而自飲毒酒先死的盡忠行為。

其四，對獨立人格的思考

蘇軾的《和陶》呢，就是蘇軾看了陶淵明的《詠三良》以後呢，寫的一首唱和詩，其中“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一句，直抒胸臆，發出了對獨立人格加以尊重的強烈呼聲，同時以“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一句，也揭示了為人臣子的原則堅守。

有了上述歷代名家的《詠三良》之作，柳宗元會有怎樣的新穎立意呢？

02 柳宗元《詠三良》的獨闢蹊徑

束帶值明後，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誇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

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黃腸。

這是柳宗元《詠三良》的前半部分。其實，也是重新敘述了一遍“三良從死”的歷史事實。

第一句，開門見山引入，衣冠整潔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們才高志大，一顧一盼都光彩四射。“明後”是明君的意思，特指秦穆公。

第二句，言其功勞之高，他們竭盡全力輔助朝政，使秦國與列國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稱頌。

第三、四句，點明君臣情誼，

秦穆公在生時同“三良’就像一個人一樣，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

第五句，開始步入正題，壯士之軀埋閉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幽隧”是指墓道，“黃腸”指棺木。黃，指槨材用黃色的柏木；腸，指材心；故曰“黃腸”。

至此，我們應該對柳宗元的創作初衷有大概瞭解吧，尤其是“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一句，極力表現出君主之賢明與君臣關係之密切，似乎是柳宗元也走著“忠義之舉”的俗套路線。

那麼，柳宗元的“大家風範”在哪裡呢？

我們接著品讀詩歌的後半部分。

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

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

柳宗元在經過前半部分的歷史回憶中，猛然醒悟，頓發感慨。

“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這一句是在抒發憤懣之言，人死陪葬不是禮義之舉，況且還是用他的忠信良臣！

緊接著，“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一句直入要害，霸主的基業於是乎衰敗不振，而晉楚的國勢趁此壯大興隆。“張皇”是張大、擴大的意思。這也是前文我們交待的，秦穆公之後的國家衰敗事實。

而“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呢，則用上了前文所講的“魏顆結草”的歷史典故，大體意思是說魏顆之所以不從父命，不讓寵妾殉葬，是認識到父親被疾病搞迷糊了，遺命是不需要遵從的。

最後一句呢，“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柳宗元真是腦洞大開，把秦穆公的兒子秦康公搬出來了，“從邪”就是指殉葬之作法，“彼狂”呢，是指秦康公的張狂。

柳宗元破天荒的喊出了自己獨特的心聲，也是這首詩的新穎之處：秦康公遵從非禮的殉葬作法，陷入了父親的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討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到此，就句面意思來說，柳宗元是在褒揚魏顆的明智，貶刺秦康公的盲從。

這樣就塵埃落定了嗎？

其實，柳宗元精明之餘，難免一疏，還是有些許紕漏的。

03 柳宗元的潛意識，造成了自相矛盾之嫌

在唐朝歷史上，柳宗元不但是文學家、大詩人、哲學家，還是滿腹抱負的政治家，只不過後者由於“永貞革新”的迅速流產，使他過早的失去了用武之地。

唐順宗的短期執政是關鍵因素，而他的兒子唐憲宗業已繼位之後，就發生了“二王八司馬”的政治風波，柳宗元及他的政治盟友一起遭到排斥，發配邊疆。而柳宗元就是“八司馬”之一。

遭貶的心情可想而知，一旦情緒主導了心智，就像公堂斷案，肯定會有疏忽之處。

他一定讀過《詩經》，也一定了解王粲，更熟知陶淵明的《詠三良》。

他寫《詠三良》之心，也很容易理解，處於落魄之境，他期望那種秦穆公與“三良”的君臣之誼，更希望自己成為忠義之臣。

可是，現實沒有給他機會了。

因此，隨著潛意識的滲透，他的《詠三良》有了“一葉障目”之破綻。

其一，滿腹經綸的他，沒有做到實事求是。

“三良從死”發生在春秋時期稱霸西戎的秦國，他們的風俗習慣與中原地區有明顯的不同，殉葬是很平常的事，秦穆公要求臣子的行為是合乎當時舊俗的，只是於情於理，使人難以接受。

可以說，柳宗元犯了主觀臆斷的毛病，沒有考量客觀現實。

其二，橫加比較的判斷，只是一廂情願。

柳宗元《詠三良》的前半部分只是敘述事實，後半部分才是他的主旨發揮。然而，他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呢？就是討伐秦康公。

為什麼呢？因為秦康公與魏顆同為君王的兒子，不如魏顆明智和果斷，最終秦康公選擇了“三良”殉葬，魏顆放棄了“寵妾”殉葬。

可是，我們前文交待過，秦康公對於“三良”殉葬是沒有歷史記載的，而魏顆呢，確有實情。

因此，柳宗元以“先入為主”的孝道觀點，把秦康公與魏顆加之對比，是沒有實在意義的，只能是一廂情願。

其三，一廂情願的想法，最終陷入了自相矛盾的處境。

聯繫柳宗元的仕途背景，他的支持者唐順宗也就成了詩歌中的“秦穆公”，唐憲宗也就成了“秦康公”。

就詩歌的最後一句“吾欲討彼狂”來說，柳宗元寫此詩的最終意圖是借討伐秦康公來意指唐憲宗。

他認為秦康公與唐憲宗的共同之處就是“從邪陷厥父”，就是順從了父親的號令，陷入了父親的陷阱。

而前文我們強調過，秦康公對此事沒有確切的史書記載，即便秦康公確有此事，秦康公如果改變父命，這無疑是正確之舉。

可是，柳宗元現在以唐憲宗來類比秦康公，從詩歌本意來講，應該是責備唐憲宗沒有改變父親錯誤的命令，但實際情況卻適得其反。

就是唐憲宗執政之後，才把柳宗元賴以支撐的唐順宗“永貞革新”全部廢除了，並且殘酷打壓了所有的參與者，也包括柳宗元自己。

因此，柳宗元把唐憲宗和秦康公放到一個平臺上，犯了原則性錯誤，也使柳宗元自己處於自相矛盾的尷尬境界。

結語

縱觀柳宗元的一生，他的“

品讀他的《詠三良》，也是在感悟人生的一段際遇。

誰沒有虎落平陽之時，誰沒有抽絲剝繭之痛，可又有誰用詩歌洗滌了千百年來那一顆顆荒蕪的心靈之地？

我想，把秦康公與魏顆做個比較也是好事，歷史就是這麼多姿多彩，文學才會有震撼時空的雷鳴。

參考文獻：

1、高平《柳宗元詩質疑》

2、馮夢龍《東周列國志》

3、郭維森、包景誠《陶淵明集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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