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開始起，一直關注著國內的疫情，也一直注意到各種聲音，有應有的正當批評，但更有凡事不滿，指指點點，罵罵咧咧，幸災樂禍的，無論來自國內還是國外。
一個多月過去了，付出極大代價的中國，疫情逐漸得到控制。而世界卻並未因此鬆口氣。恰恰相反，很多地方在看中國熱鬧的時候，似乎太用勁，來不及明白，這一次，敵人的敵人不會變成自己的朋友；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這個“敵人的敵人”六親不認，還是會找上門來。
最近這兩個多星期，美國主流媒體突然轉過神來，說，新冠肺炎不是“if”來不來的問題，而是“when”什麼時候在美國爆發的問題。股市應聲而降，兩週之內一跌再跌，錢比命大的政治經濟，引領著政界、媒體和社會眾生的反應。
兩週以來，信息一直並不明朗，也沒有準確的數據。有的只是“專家們”大概的猜測。一方面，輿論出現很多批評，說政府沒有足夠的準備；另一方面，特朗普堅持說，是媒體和民主黨小題大作，屬於政治炒作，因為，新冠肺炎至多就像一般流感，不嚴重（既然如此，他當初為什麼第一時間就對中國禁飛？）, 等等。
老百姓呢，還真不錯，基本沒人知道真實情況究竟怎樣，聽天由命。專家說不需要戴口罩，那麼，反正市面上也沒有口罩可買，個個繼續赤鼻露臉，大多還不待見戴口罩的。說真的，誰要想戴個口罩出門都得猶豫再三，做一番思想鬥爭後，還是放棄。自由嗎？
當然，不管特朗普怎麼說，病毒不聽他的。主流輿論界也大都不聽他的，認為美國浪費了這一個多月時間。問題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其實大家都知道，簡單複述一下。
首先，官方不作為。一月份至今，一個多月的“餘裕”時間裡，基本沒有考慮全方位的準備，包括醫療物資和醫護人員的準備。當然多年來，在公共衛生領域，政府的投入持續減持，更使“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另外，即便全國上下都是私立醫療機構，如果真正作為，聯邦政府也是可以領頭做一些必要的統籌。
西雅圖現在感染人數最多，包括40多名醫護人員隔離待檢確診。專業人員都認為實際感染人數早就多於媒體報道的數字，但是誰也不知道準確數字。這些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耳熟？
其次，檢測確診困難。直到上個星期，也就是2月底3月初，任何檢測還都必須寄到位於亞特蘭大的CDC疾控中心去做，來回起碼一天都不止。其間測試劑還一度出現質量問題，需要修正。由於檢測條件一度苛刻——必須是到過中國或者經由中國進入美國的人員，才能被檢測。這樣也就導致，美國至今已經沒人知道究竟多少人已經感染，具體分佈在哪裡，等等。這聽起來是不是也有點耳熟？
然後，數據政治化。剛剛這兩週媒體開始關注見漲的感染人數，卻在副總統拿到令箭後，一條指令，便不再有CDC作為官方發佈的數字了。在“透明”二字上糾結的朋友們，不知怎麼幫著解釋這個數據政治化問題？
還有，疫情和不充分的醫療保險之間的問題。美國有近三千萬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人，根本看不起病；外加更大數量的人，儘管有保險，但在每年得重新購買的醫療保險條款裡，都有自己得先支付的那筆錢（deductible)，往往數字很高。得了自認為小病的人，去看醫生等於自費，所以輕易也不會去看病。疫情發生，這些不願去醫院的人自己會怎樣，又會給社會帶來怎樣的問題？
美國今年進入大選年，自稱為“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再次競爭民主黨候選人，他是目前唯一提出“醫療權是人權”的政治人物。但他卻被廣泛視為過於激進，又開始“遭遇2016年”，即，被民主黨的大佬們壓制，而最終很有可能無法成為該黨的總統候選人。
而公共衛生的專家們都很清楚，缺乏全民醫療，在面對各種疫情時，任何一個社會都將面對巨大危險。人們常常會問：為什麼一個號稱人權為上的國家，一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卻不把跟生老病死直接相關的醫療權視為最基本的人權？誰來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公正而言，這一切大都並不屬於特朗普的問題。
不過，有意思的是，不用想象就知道，這其中任何一條，如果放到中國，必定有人視其為大逆不道，必定有人義憤填膺拍案而起，不是中國人和中國文化骨子裡的問題，就是中國製度上的問題。而事情到了美國，要麼有人會忙不迭出來幫忙解釋，要麼都是別人不好（據說這一次在某些人嘴裡，還成了得讓中國人道歉的問題），反正肯定不是他們制度的問題。
怎麼理解這純屬“雙標”的現象？
對同樣的問題，用不同的標準，往往因為權力不對等，於是“大欺小”。“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中國人早就明白這其中權力的雙標邏輯。引申到世界範圍，照樣也是各種霸權關係中雙標的寫照。
前兩天，人們在社交媒體上轉發美國福克斯電視臺一個節目的截屏。主持人信誓旦旦，要求中國就新冠肺炎向美國道歉，他口無遮攔，毫無顧及，盡興展現其赤裸裸的無知和種族歧視。
試想，如果有黑人或者美洲原住民，用同樣的話語模式向白人提出道歉的要求，這位主持人會作怎樣的反應？說得更準確些，黑人和美洲原住民有沒有可能/資格用這樣的話語模式，在一家主流媒體上作同樣性質的表述？
幾年前，有一位黑人美式橄欖球運動員，只是在比賽前奏國歌時單膝跪地，以表示支持當時正在美國各地發生的“黑人的生命也是生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抗議活動。之後引發的爭論使他在“自由的國度”裡失去了繼續打橄欖球的資格。
回到這位福克斯主持人，他說的那些侮辱華人的話，即便有人抗議，也不足以讓他因此丟掉飯碗。可見，二者相比，對種族歧視的抵制，根本敵不過赤裸裸的種族歧視。
也許有人會說後者指的是一個國家，因此算不上種族歧視。問題在於，從歷史和歷史遺產的角度看，美國的對外政策從來都與其內在的種族歧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可以說，後者直接間接的影響著前者，從未有過間斷。
不過，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者，也可以就是受到種族主義歧視的人本身。這種“自我種族歧視者”並非簡單的“漢奸”一詞可以解釋，而且最好不要馬上套這個帽子。
“漢奸”指主觀意願上想投靠的意思。而“自我種族歧視者”卻往往覺得自己思想獨立，而且先進。他/她們修得真經，學會了運用“先進”（歧視者）的眼光、話語，甚至口氣，基本進入下意識的“佳境”，習以為常地“鞭笞”自己：成天左看右看前看後看上看下看，總是哪哪都不順眼。於此同時，這個“不順眼”裡呈現出的自己，似乎又太知己丑，聽慣了先進的“他者”的冷嘲熱諷，一旦聽到有人表揚，就會渾身不自在，趕緊得先把自己的這個不是那個不是抖落出來，生怕別人覺得他/她們太不謙虛，太拿自己當根蔥。
也許，被歧視者面對的更大問題，在於對這個“他者”過於在乎。是時候超越以某種所謂文明為轉移的二元思維。站在1949年站起來的基點上，拒絕仰視，拒絕俯視，坦然面對自己的問題和缺點，坦然面對自己選擇的道路。近代世界歷史已經一次又一次證明，依附強者，或者由於自卑＋自大而過於在乎他者，基本都不會給“自己”帶來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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