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宗學到留學
宣統元年（1909年）8月，京城暑期漸消，秋意微涼。在史家衚衕東頭，曾經象徵著舊士人無上榮耀的翰林世家府邸，隨著這個古老帝國的衰微，越發蕭條。
在大清王朝最後的一千多個日夜裡，朝野上下已經不再抱著東方之學，高唱“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陳詞濫調。從最高統治者到海內外有識之士，都把眼界放到了西方，放到了那個強大的新世界。
與東口的蕭條景象不同，史家衚衕的西口格外熱鬧。操著各種口音的年輕人，從全國各地趕來，在今天被稱為59號院的大門裡進進出出。
今天的史家衚衕59號院，已經是著名的史家小學低年級部。這個院子始終與“教育”有著不解之緣。
這座大院的名字，叫作“遊美學務處”，一聽便知是主管赴美留學事宜的機構；而在此之前，它叫作“左翼宗學”，宗學，當然是宗室的學校。
由宗學而留學，史家衚衕的學風已經變了模樣，中華大地的學風已經變了模樣。
史家衚衕的崇學之風由來已久，而衚衕的西口向來是全國學風的一個縮影。今天的史家衚衕西口，已經消失了一大片院落，蓋起了與衚衕風格迥異的西式樓閣。相傳這消失的院落，原來叫“京華”，乃明代官學的遺稱。59號院就坐落在“京華”的北面，據說就是大明督師史可法的祠堂。
衚衕口的西式樓閣
清雍正二年（1724年），皇帝又下旨，在今天59號院的院落裡，修建左翼宗學，作為皇族宗室的子弟學習。雍正皇帝將滿族八旗分為兩部分，鑲黃、正白、鑲白和正藍四旗為左翼，旗下宗室在此讀書；而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四旗為右翼，另在紫禁城右的西單石虎衚衕設立右翼宗學，供他們學習。
宗學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宗室子弟既要學習滿學，也要學漢學。雍正還規定：宗室18歲以下子弟，除自己願意在家讀書外，都准入宗學，19歲以上者，願意讀書者也可入學；並且，每個學生每月給銀三兩、米三鬥和所有應用文具，夏天給冰塊，冬天發炭火。
皇帝設立宗學，本意是將宗室子弟培養成國家的棟樑之才。然而，在西方世界發生鉅變之時，東方世界的傳統教育並不能為這個落後帝國找到前途和出路。相反，無知之徒的狂妄與有識之士的悲觀，共同蠶食著這個古老帝國的最後生機。
曾在右翼宗學工作過的曹雪芹，以“滿紙荒唐言”的《紅樓夢》，預示了清王朝“忽喇喇似大廈傾”的結局。
從庚子賠款到庚款興學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農曆庚子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清廷以空前的慘烈終於明白了“不變法，必亡國”的道理。次年，清清政府被迫與英、俄、美、法、日、德、意、奧匈、西班牙、比利時、荷蘭、挪威、瑞典、葡萄牙等14國代表，在北京簽訂了極其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
條約規定，清政府向諸國賠款4.5億兩白銀，賠款年息為四釐，分39年還清，本息共計9.8億兩。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庚子賠款”。
庚子賠款將瀕臨崩潰的中國經濟又向深淵推了一步。然而在1905年，一個轉機突然在美國出現。
依據《辛丑條約》，在4.5億兩賠款中，美國分得近3300萬兩，合美金近2500萬元，年息4釐。但其後美國政府調查發現，這個索賠額度虛高，認為：
除確實費用及一切損失賠償1165萬美元，所餘1200餘萬元其實是多餘的賠款。
駐美公使的梁誠聞訊後，立即向美方提出降低賠款數額的要求，並多次向美國國務卿海約翰交涉，提出：
各國若將賠款核減，於我財政殊有補益，貴國如能倡首，義聲所播，興起聞風矣。
海約翰則回答：
貴大臣所言確有至理，自當極力代謀。
對梁誠表示支持。幾經周折，直到1908年12月28日，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終於發佈命令，決定自1909年1月1日起，按年將多餘庚款退還中國，款數共計1196萬美元。
多餘的錢終於回來了。可是這錢該怎麼用呢？
早在美國正式宣佈退款之前，清廷之內對於退款的用途就有過一番爭論。操握實權的袁世凱主張用於實業，袁世凱的謀士徐世昌則主張開發東北。
與這些軍人背景的官僚全然不同，外務部右侍郎梁敦彥力排眾議，極力主張用退款興學辦教育。與之前那位駐美公使梁誠一樣，梁敦彥早年也曾留學美國。不同的是，梁誠是第四批留學生，而梁敦彥是首批，算是第一批中國公派的留學生。
梁敦彥，字崧生，廣東順德人。1873年，梁敦彥成為清政府首批留美幼童之一。
在梁敦彥的據理力爭和梁誠的斡旋下，並經與美國協商，清政府最終決定，將庚子退款全部用於教育。其中一部分用於派遣留美學生，另一部分則開辦了“留美預備學堂”——這就是清華大學的前身。
由此，才有了宣統元年（1909年）史家衚衕西口熱鬧的一幕。
而梁敦彥與史家衚衕也頗有淵源。民國建立後，梁敦彥出任北洋政府的交通總長，他的二公子就住在史家衚衕的44號院——距離59號院並不太遠。44號院邊上還有個索家大院，乃旗人世家，祖上做過蒙古庫倫大臣，同王公大臣商界鉅子多有交情。索梁二人是義兄弟，大門都共用一個。後來旗人敗落，到1940年代，索家把院落悉數變賣。
這是後話了。此時梁敦彥的兒子恐怕還沒有搬進史家衚衕，但是梁敦彥一心操辦的庚款興學計劃，終於落戶左翼宗學。
三場考試，華麗的錄取陣容
1909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成立遊美學務處，由外務部和學部共同管轄，負責選派遊美留學生，地點就設在史家衚衕。8月，遊美學務處舉辦了第一次赴美留學青年的選拔考試，來自全國各地的603人抱著遠大的理想抱負，參加了這次史無前例的考試。
這次考試的報考條件極為嚴格，考生首先要“身體強健，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然後才有資格參加兩輪考試。
1909 年，清朝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合影
在接下來的初試裡，有68人通過國文、英文、中國歷史、地理等科目的層層考驗，進入複試。複試考物理、化學、博物、代數、幾何、三角、外國古代史、外國近世史、外國地理等科。連初試帶複試，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後僅僅錄取赴美留學青年47人。錄取比例13 : 1。
在這次考試中，後來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名列第六，我國現代物理奠基者胡剛複名列十三，而著名化工學家徐佩璜排名第二十五。
第二年7月，遊美學務處又舉行第二次考試。這次所考的科目有：中文論說、英文論說（作文翻澤）、歷史（普通曆史，曾學過希臘、羅馬、英國、美國專史者更佳）、地理（普通地理學）、算學（英文代數、平面幾何、平面三角，曾學過高等代數、立體幾何、解析幾何者更佳）、格致（中等理化學、動植物學、生理學）、德文或法文（二者之中須有一門能作文翻譯，學過拉丁文者更佳）。而且規定上述科目除中文論說和德文或法文外，—律採用英文考試，足見考試難度之大。考試結果，400名應試青年中有70名考中，
這次考試的“狀元”是上海南洋中學的楊錫仁，平均成績79.207分；後來成為著名語言學家和作曲家的趙元任以73.4分屈居第二；竺可楨考了63.8分名列第28，胡適考了59.075分，在第55名。
對於這次考試，多年後胡適仍記憶猶新：
留美考試分兩場，第一場考國文、英文，及格者才許考第二場的各種科學。國文試題為“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說”，我想這個題目不容易發揮，又因我平日喜歡看雜書，就做了一篇亂談考據的短文，……不料那時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據癖，大賞識這篇短文，批了100分。英文考了60分，頭場平均80分，取了第10名。第二場考的各種科學如西洋史，如動物學，如物理學，都是我臨時抱佛腳預備起來的，所以考得很不得意。幸虧頭場的分數佔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場我還考了個第55名。
1911年6月，就在清王朝臨近崩潰的前夕，第三次赴美留學考試改在清華學堂開考。第三次考試錄取了黃因棟、章元善等63名赴美留學生。至此，通過考試派往美國的留學生已達180名。而清華學堂也在民國成立後，改為清華學校，到1928年正式更為國立清華大學。
[梁敦彥]（1857—1924）
字崧生，廣東順德人。15歲成為清朝第一批留美幼童。祖父梁振邦曾在香港西環行醫，父文瑞公在南洋做過生意。由於家庭的影響，梁敦彥少時就會英語，後考入香港中央書院就讀。1881年回國，先後在福建船政學堂、天津“北洋電報”學堂任教習。歷任清廷漢陽海關道、天津海關道，外務部右侍郎，外務部會辦大臣兼尚書，會辦稅務大臣、弼德院顧問大臣等職。後任北祥政府交通總長。1917年參與張勳復辟，任“外務部尚書”“議政大臣”。失敗後匿居東交民巷。1924年卒於天津。
衚衕走出了半個中國
在史家衚衕舉行的兩次考試，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以至於當時放榜的情形，許多人在多年後仍然無法忘懷。
首批考生徐佩璜後來就回憶說：
我記得我在看榜的時候，看見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憂的也在那裡看榜，我當時看他那種從容不迫的態度，覺察不出他是否已考取。後來在船上碰見了，經彼此介紹，原來就是現在的梅先生。梅先生不喜說話，但談話時卻和藹可親，人稱之為“Gentleman of few words”。
徐佩璜所說的這位“梅先生”，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梅貽琦。成敗不言於表，喜怒不形於色，這位張伯苓的高足在當時就已展現出幾分大家風範。
相比之下，第二年來京赴考的胡適，在放榜當日則忐忑得可愛。胡適回憶說：
那一天，有人來說，發榜了。我坐了人力車去看榜，到史家衚衕時，天已黑了。我拿了車上的燈，從榜尾倒看上去（因為我自信我考的很不好），看完了一張榜，沒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過頭上，才知道那一張是“備取”的榜。我再拿燈照讀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讀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細一看，卻是“胡達”，不是“胡適”。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姓名了。我抽了一口氣，放下燈，仍坐原車回去了，心裡卻想著，“那個胡達不知是推，幾乎害我空高興一場!”
在發榜的那一刻，梅貽琦當然不會想到，“遊美學務處”後來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清華大學。他更不會想到，當他學成歸來後，將出任這座學府的校長。而他那“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宏論，直至今日，仍為世人所歎服。
而“幾乎空高興一場”的胡適也不會想到，他回國後繼承蔡元培先生衣缽，擔任北京大學的校長，更與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深刻的一場啟蒙運動，影響了幾代中國人。
梅貽琦與胡適，他們不過是庚款興學的一個縮影。從史家衚衕59號院走出去的這些年輕人，歸來後有許多成為了大師泰斗：
清華校長、著名教育家，梅貽琦
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胡適
我國現代物理奠基者，胡剛復
我國現代化學奠基者，張子高
我國現代地理學和氣象學的奠基者，竺可楨
我國現代語言學之父、現代音樂學先驅，趙元任
著名化工學家，徐佩璜
著名數學家，胡明覆（就是那位“胡達”）
著名建築學家，莊俊
著名地質學家，何傑
……
這些莘莘學子走出史家衚衕的那一刻，是他們人生的重大轉折，更是整個中國國運的重大轉折。從那一刻起，他們將為未來的中國在文化、科學等更跟領域，帶來極其深遠的影響，為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做出巨大貢獻。
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家衚衕，締造了今日的半個中國。
[梅貽琦]（1889－1962）
梅貽琦
著名教育家。字月涵，祖籍江蘇武進，祖先由江南遷居北京，後落籍天津。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1914年，由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學成歸國。1931—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1955年，在臺灣新竹創建清華大學並任校長。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期間，奠定了清華的校格，為清華大學做出了不可泯滅的貢獻。期間，對師資人才進行嚴格遴選和延聘，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制度。他與葉企孫、潘光旦、陳寅恪一起被列為清華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
[胡適]（1891～1962）
胡適
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詩人。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1910年成為第二批赴美學習的庚款留學生。1917年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大力提倡白話文，宣傳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同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此後，曾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北京大學校長。解放前夕離開大陸，1962年在臺北病逝。
一切為了明天
從明代官學到左翼宗學，再到遊美學務處，史家衚衕西口學風日盛。
1912年清王朝覆滅，左翼宗學徹底結束了它皇室學校的使命，然而其教書育人的功能還在繼續。這裡更名為京師公立第二中學校，後又改名為北平市立第二中學、北京市立第二中學。直到1936年，中學遷到史家衚衕北邊相鄰的內務部衚衕的原段祺瑞政府內務部公署所在地。現在的北京二中是聞名全國的中學。
內務部街15 號原北洋政府內務部舊址，今為北京第二中學
而那片空餘出來的舊址閒置了幾年，在1939年重新敞開大門，成為史家小學。小學剛建校時，北京還處於日據時期，即使如此，教育家們仍然堅持不放棄給孩子們傳授知識，這種精神與那些南下到國統區延續中華傳統文化香火的行為同樣值得尊敬。
史家小學第二任校長趙香蘅，她與首任校長段乃吾是夫妻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史家衚衕聚集了一批政界、文化界要人，同處在這條衚衕內的史家小學也成為人們眼中的明星。1959年，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群英會”上，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還親自為史家小學頒發“紅旗學校”錦旗，可謂那個時代根正苗紅的典型。
如今，史家小學已經實現一校多址。處在史家衚衕的為舊校址，是低年級部；新校址遷到史家衚衕東北方向不遠的南弓匠營衚衕，是高年級部。
現在的史家小學低年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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