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要讲述一个以“脑膜瘤”骗保的案例。
脑膜瘤是起源于脑膜的颅内肿瘤，绝大多数脑膜瘤为良性。1614年，瑞士解剖学家Felix Plater首次描述了脑膜瘤。1922年，美国医学家Harvey Cushing将这类肿瘤命名为“脑膜瘤（meningioma）”，并沿用至今。
健康险的理赔有个特点：越是“拖得起”的疾病越容易成为骗保标的，例如“经典”的甲状腺癌和乳腺癌。脑膜瘤同样属于这类疾病，因为大多数脑膜瘤生长缓慢，可持续多年而没有引起症状，或早期仅表现为慢性头痛、视觉模糊、听觉下降、嗅觉丧失等主观症状，外界难以觉察。因此，脑膜瘤的“带病投保”，保险公司要获取证据达成拒赔是非常困难的。
2016年5月，保险公司收到一份重疾险的理赔申请，申请保险金60万元。保单投保时间是2015年12月23日，等待期90天。投保人是被保险人的父亲李斌（化名）。投保前没有任何异常病史告知。
被保险人李扬（化名）是一名16岁的学生。因“左眼视力下降一周余”在上海HX医院神经外科就诊。入院时间为2016年4月5日，住院期间MRI提示为“脑膜瘤”，4月11日开颅行肿瘤切除术。符合重疾险“良性脑肿瘤”的赔付标准。
上海HX医院的病历记录了被保险人“视力下降一周余于外院眼科就诊，眼科检查无异常”。保险公司联系投保人李斌询问“外院”指哪所医院，他仅告知是带儿子去眼镜店配眼镜，且不愿意提供眼镜店的具体地址。
按照医学常识，脑膜瘤从发生到发病通常需要一段时间，而被保险人李扬在保单承保后仅104天就入院治疗。可疑的迹象使得保险公司开启了调查程序。
第一遍大范围医院排查并没有找到切实的证据。门诊记录方面，当地与李扬同名同年龄的患者很多，但是比对下来与被保险人的就诊情况均不符。
保险公司放弃将年龄作为筛查条件，转而将重点目标锁定在被保险人住所附近的两家大型综合医院，时间段锁定在投保前6个月和投保后3个月之间。
最终，保险公司发现一名“李扬”于2015年12月19日在DQ医院眼科就诊，又于2015年12月21日在该院的神经外科就诊，与被保险人病情所应有的就诊行为非常符合，同时这两个就诊日期刚好临近保单的投保日期。
DQ医院的“李扬”年龄40岁，与被保险人李扬年龄不符，该院也没有保存电子门诊病历，所以差点成了漏网之鱼。由于就诊信息和被保险人李扬相匹配，保险公司想进一步核实其身份。
可是该怎么核实呢？
“李扬”在DQ医院登记有一个手机号码，与李氏父子的手机号码不一致。保险公司假冒DQ医院医务科工作人员，拨通了“李扬”登记的电话号码。
接听者是一名中年男子，称自己名叫李良，并称2015年12月19日在眼科就诊时曾做过CT和MRI，均提示异常，所以21日继续前往神经外科就诊。当进一步问他为什么以“李扬”的名字就诊时，其回复当时是随便写的，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
李良虽然没有说出和李氏父子的关系，但是同样的姓氏和病情，让保险公司高度怀疑本案是“冒龄就诊”。可是没有直接证据，要如何达成拒赔呢？
保险公司直接约见了投保人李斌。
李斌一开始极不配合，且态度嚣张。保险公司告诉李斌已经查到其儿子李扬投保前在DQ医院就诊，比对了DQ医院和上海HX医院的影像学报告，认定都属于李扬本人。目前已经掌握了足够证据，准备移送公安机关……脑膜瘤是预后良好的疾病，要为儿子的未来着想……
经过半个小时的较量，投保人李斌的心理防线被攻破，承认被保险人李扬“带病投保”，而李良是自己的亲弟弟。李斌表示愿意撤销索赔、解除保险合同、不退保费。只要保险公司不“报警”就行了。
未成年人的保险拒赔，常常会让人陷于情与理的较量中，这种事例非常多。实际上目前的少儿保险价格并不高，大多数家庭都能承受得起，为什么不趁健康及早投保呢？
无足够证据的情况下，用忽悠达成拒赔是一种“高级玩法”。衍生出来的具体方式也五花八门，但是这种玩法有时会被滥用。
作为普通消费者和保险从业人员，应该更多地关注保险公司的理赔服务水平，倒逼其不断规范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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