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契丹一族从兴起至消亡的始末，我们不难发现，以游牧业为本的契丹人能够在这片生他们养他们的土地上过着恬静满足的生活，和契丹腹地的生态环境有分不开的关系。建国初期的契丹腹地生态环境一直很好，每年的放牧季节都是水草茂盛、牛羊遍地的宜人景象。
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也能证明辽代前中期牧场环境的大好风景，使得这片土地非常适合人们居住，也非常适合身为游牧民族的契丹一族生存发展。可惜好景不长，到了辽代后期，这片大好的草原已经恶化到不宜居住了。
契丹的环境究竟恶化成了什么样？
辽代后期，当初能与北宋及周边民族雄峙的北方霸主已经逐渐走向了衰败，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作为契丹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契丹腹地”———潢、土两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在经历了契丹自建国以来一百多年的战乱、纷争、变迁等破坏性活动后，这片土地已经不堪重负了。
在辽道宗和天祚帝的执政时期，本就国力凋敝、百姓苦不堪言，结果天公不作美，中国正值历史气候的第三个寒冷期，此时位于两河流域的塞外契丹腹地气候十分寒冷、气温骤降，深秋至初春的休牧时期，塞外的草地都染上寒霜，数九隆冬之时又频繁地天降飞雪，最终酿成一次次无法挽回损失的气象灾害。
牧民们苦不堪言。《辽史·天祚帝纪》也对这一时期的恶劣天气有所记载，书中有记载“丁未，驻踏藻丝淀。大风雪，牛马多死”。出使辽国的使臣们也有记载，使臣住的驿馆里都被皑皑白雪包围，就算裹了厚厚的庐帐毡墙也无法抵挡塞外草原隆冬夜晚的萧杀寒气。
寒冷的冬天过了之后就是倒春寒，东北地区的农民们不得延缓春播时间，农业生产跟不上国家发展，循环往复形成了恶性循环，使国家也走向灭亡。除此之外，契丹腹地的土地沙化也越来越严重，无数大大小小的沙丘散布各处。
流动的沙丘与固定的连成一片，草原也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沙海，也有不少诗作记载当时的北地，正是“万里沙随险且遥，雷霜尘土共萧条”的苍凉之景。
连各国使臣来往行走的驿路都逐渐被黄沙弥漫，沙子都把车轮没过，车也陷进沙坑里行走艰难，足见当时该地区沙化程度已非常严重，从而导致的一个直接性的灾难性后果就是冬春时节狂风和沙暴天气大增，由此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夸张来说，正是“一年百日风尘道，安得朱颜长美好。”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一百天都是恶劣的风沙天气，妇女们的脸都被风沙吹得皴裂，哪有什么长久美好的容颜呢？
由此看出，契丹的环境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恶化：气候变得干燥又寒冷，秋冬春三季都酷寒多雪；土地沙化日趋严重，沙地渐渐连成片还不断扩大；植被变得稀疏分散，狂风沙暴天气不断，实在是再也不宜居住了。
生态环境的如此恶化，离不开天灾
从唐朝末期到辽代建立，两河流域一直处于环境适宜期，结合天时地利人和，契丹一族的兴起发展便应运而生，这段时间气候温暖、潮湿浸润，使得草原上的植被和土壤都十分优质，可好景不长，辽圣宗时期，这样好的环境气候就渐渐消失了，反而气候开始变得干冷。
导致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的生态环境也随之恶化了，可气候的突然转变不是没理由的，而是北半球寒冷季和复杂的大气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专家遍访史册，研究了历史的气候资料记录发现，辽代后期每当夏季过后，位于势力强大的蒙古高压东部的契丹腹地就受到影响，数股寒流每年都自北而来。
刮起西北方向的凛冽寒风，使得两河流域迅速又大幅度的降温，还时常带来暴风雪。经常自北侵人，刮起西北大风，造成剧烈降温，同时还可能伴随着暴风雪天气的出现。
以“贸辽主登位国信使”身份出使契丹辽国的欧阳修，在其使辽诗中就说着“北风吹雪犯征表”、“马降终日践冰霜”的现象，塞外的契丹腹地，冬日里目之所及都是雪霜坚冰，尽管自己已经裹了厚厚的衣物，却仍然难以招架塞外雪原上如刀如剑的凛冽寒风，马儿整天才在冰冷刺骨的雪地上，行走十分艰难。
而风雪又把草原上的草都掩埋了，马儿又渴又冷又累，只能时不时地用沾在自己马蹄上的雪果腹。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表现在隆冬时节酷寒多雪，而且是直到春季，严寒也迟迟不肯退去，等好不容易天真的暖和起来了，温度真的升高了，蒙古高压也归北退去了，低压系统南移。
可在低压前后部的气流作用下，沙暴天气也随之而来了。总结起来不难看出，辽代两河流域所在的契丹腹地，自古以来都是我国疆土里的“生态脆弱带”，而这片草原的核心区域，其实并没有辽代初期显现得那样富足丰茂，只不过是这块土地那时候遇见了好时候，而现在赶上坏时候了。
这片草原地下的地质构造物本就是以细中砂为主的松散沉积物，所以后来无法支持越来越多的百姓们在这里休养生息，自然恶化衰败了。
腹地生态环境恶化的悲剧，归根结底还是人祸
腹地生态环境饿坏，天灾是不可避免的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辽代前期过度的农业生产开发开垦。契丹腹地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土地严重沙化，与过度移民和过渡农业开垦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随着辽代土地边疆不断拓展，一批又一批河南、北京等地的汉人和辽东沿海的渔民都渐渐迁入并定居于两河流域的契丹腹地，不同于契丹人世代以畜牧业为生，这些人习惯了种田耕地，自然把这习俗也带到了大草原上来。
他们开始热火朝天地开发土地，建造大量的州县城池和居民村落，硬是把草场变成了“农田”，可这一地区的土壤本就是沙质，根本不能养殖农作物，反而随着农民的大量开垦，无数植被被破坏拔除，本该在地底下的沙土被翻到了地上面，脆弱的生态环境在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变得更加脆弱了。
除此之外，契丹族人随着辽代国力强盛，人口繁衍也更加旺盛，他们依旧遵守老本行坚守游牧业，这使得游牧人口其实也增多了，这边种地、那边放羊，河流也逐渐干涸了，青草也越来越少，腹地区域生态环境恶化，是必然的结果。
辽代中期，契丹腹地郁郁葱葱的平地松林还存在 ，契丹皇帝也经常去大兴安岭一带的黑山等地秋猎，史书记载那时的契丹腹地还是水草丰茂的欣欣向荣之景。
可不到十年，这一带就变成了“奚田可耕凿，辽土直沙漠。蓬棘不复生，条干何由作。兹山亦沙卑，短短见丛薄。冰霜叶坠尽，鸟兽纷无托”的凋敝景色了，这时这片土地的沙化程度已经很严重，到处都是半流动的沙丘，而随着洋流带来的力度极大的风也把这些流动的沙丘刮到一块去，形成了雍沙上山的现象。
高大的树木叶子都落尽只剩光秃秃的躯干，再就是稀疏矮小的灌木丛构成星星点点可见的绿色了，飞禽走兽都没了安居之所，而百姓们糟践完了这块土地也没办法改良，为了活下去就只能再去祸害下一片土地，长此以往，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了。
辽代末期时，两河流域和周边的土地沙化程度就更加严重了，更是“四更起趁广平朝，上下沙淹道路遥”。等到了辽被金灭的时期，连离契丹腹地百里远的城池草原都已经连年沙患，可想而知契丹腹地的生态环境已经恶化到何种程度了。
事实就是：昔日辽人在契丹腹地辛辛苦苦修筑的大量州县城池，到了金代，大多数都因为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而不再适合人君居住了，或移址至别的地方，或干脆废弃而不用。
此外，由于春季多狂风沙暴天气，居住在契丹腹地南缘的奚人和汉人在耕作时，为防止风沙淹埋田苗，不得不采用起高垅植苗的耕作方法。北宋王曾出使契丹辽国，即见该地农夫“
所种皆从垅上，盖虞吹沙所壅”此时契丹腹地的生态环境正处于由适宜向不良转化的初期阶段。那么可以预料，数十年之后，至辽代后期的道宗和天祚朝，沙暴灾害对农耕种植业的影响，就更为严重了。
契丹政权的建立和存在使得我国东北、西北的偏远地区经济、文化、军事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可随着契丹境内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凋敝，契丹地区的经济没有畜牧业的支持、军事没有粮草马匹的供应、还要每年都分拨国库款项赈灾救济，
国力早就不堪重负，契丹政权也随之消亡了。由此可见，保护生态环境、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是国家发展国力强盛的基础。
閱讀更多 風吟槍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