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王廷相、王夫之等繼承了王安石的“五行觀”，試圖對前人被歪曲了的“五行觀”加以糾正，以恢復作為五種基本物質構成要素的本來面目。
如王廷相認為五行生剋乃出自於異端邪術，是古今之大惑，亦不符合自然界最起碼的生物道理。其在《答顧華玉雜論》中說：“五行家曰：‘金生水’。自今觀之，厥類懸絕不體，厥理顛倒失次，安有生水之理？……五行家曰：‘水生木’。無土將附木於何所？水多火滅土絕，木且死矣，夫安能生？”文中並指出：由於正道湮窒，怪誕紛起，有以五行附會臟腑、四時、星緯地理，有以五行附會生命之術，有以五行附會於陰陽造化，由漸而極。甚至有“金木之氣生人”及“與水火併立而為生人物之本源”的怪論。王廷相還批判了五行災異、風水地理迷信之說。他在《慎言-五行》中總結說：“元氣者，天地萬物之宗統。有元氣則有生，有生則道顯。”此即天地萬物的本原就是元氣，元氣亦是物之原、造化之本也。總之，王廷相對歷史上的五行之說一一進行了歷數並予以批判！清除其謬誤，糾正其附會，並刪除了自漢以來五行對應結構的非理性成分。
王夫之也繼續糾正“五行觀”上的異端邪術。他指出：京房之配卦氣，醫者只配五臟，黃冠以配神氣魂魄；後又有星命、相術等，皆說五行，實則“挾五行以搖盪人心”，以惑天下。即使是以《洪範》之“貌、言、視、聽、思配五行，為比擬之說以實之，似矣，而實不然也。”及“強其似以求配也，於五事之敬用也奚益，其不似也奚損。”此皆既無捍益，又何必強配呢？故而，王夫之認為，五行就是五種物質元素，如其在《周易外傳》卷一中所說的：“有木而後有車，有土而後有器；車器生於木土，為所生者為之始。”又認為，五行作為物質元素是不滅的，如其在《張之正蒙注-太和篇》中所說的：“車薪之火，一烈已盡；而為焰、為煙、為燼，木者仍舊木，水者仍舊水，土者仍舊土，特希微而人不見爾。”總之，王夫之一方面把物質不滅的思想援入五行；另一方面卻又指出了五行的侷限性。
明朝時期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發達、經濟繁榮，出現商業集鎮和資本主義萌芽，文學藝術出現平民化與世俗化趨勢，文學藝術空前繁榮。“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相繼佔據文化宗主地位。程頤與朱熹是宋代理學的主要代表，他們的學說相近，共稱“程朱理學”。
王陽明:
在陸九淵宋明理學中心學基礎上進一步發揮而成就了心學。王陽明在繼承陸九淵的“心學”併發揚光大，他的思想強調“致良知”及“知行合一”，肯定人的主體性地位，將“人”的主動性放在學說的重心。他認為，“致良知”就是將良知推廣擴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過程，因而也就是自覺之知與推致知行合一的過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鍊，見諸客觀實際。“致良知”即是在實際行動中實現良知，知行合一。還有，一些精闢的心學見解，如:
“勝負之決只在此心動與不動。”
努力做學問，養得心不動！勝負與否決定在此心動與不動。因為心不動才能冷靜，冷靜才能沉著，沉著才能在危機面前正常甚至超常發揮。
“靜處體悟，事上磨鍊。”
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應該靜靜的分析所發生的事情，有所感悟，遇到事情的時候，付諸實踐，就得到了磨鍊。不是坐而論道，而是倡導積極參與實踐，在跌宕的人生中悟道。提倡並堅持修養心性之道。
“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這是王陽明臨終前說的最後一句話——如果我的心是光明的，其他的還用說什麼嗎?流言蜚語、中傷、誣告、陷害，功名利祿都可以不管、不求，求的只是一個我心光明，要的只是一個我心無私慾。當生命行將結束時，他回顧一生，做過的事，無論大小、艱難與簡易，他是真真正正找回了這顆光明心。
王陽明心學不要求頓悟，講究的是漸進，日有所為，日有所增，在深深的謙虛和忍耐中期待一個新的豁然貫通的時刻。
明中葉後，隨著城鎮經濟的繁榮，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戲曲又出現了新的發展，產生了許多具有進步意義的作品。詩文數量卻浩如煙海，不僅作家眾多，而且各成流派。明代文學以小說達到的藝術成就最高，小說史上四大名著中的三部:《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
清朝初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惡政，極大破壞了中原地區的經濟；重農抑商，制約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中後期由於政治僵化、文化專制、閉關鎖國、思想停滯逐步落後於世界。進入“西學東漸,中西文化匯合”的初級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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