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为什么要“灭佛”?为何唯独南禅在“灭佛运动”中屹立不倒?

佛教在唐朝初期和中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佛教人员不事农业、不纳税赋、霸占田地,其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撼动了儒家思想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的朝代都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来管理国家和百姓。

佛教日益壮大也开始威胁到了唐武宗的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思虑再三后,唐武宗决定发起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灭佛”运动,这也是历史以来破坏最大、波及最广、影响最深的一次运动。

但即便在这样摧毁式的“灭佛运动”中,唯有南禅不但没有伤筋动骨,并在此之后还一枝独秀传播教义到五湖四海。至此,全国百姓都认识了惠能祖师的理念,南禅也至此更平民化。

那么,为何在中国诸多佛教宗派以及寺庙都遭到摧毁时,南禅却可以在“灭佛运动”中毫发无损的屹立不倒呢?

“灭佛”起因


南禅在武宗“灭佛”中得以存活,因地制宜有多重要!

会昌法难是汉传佛教历史上的一大灾难,属于“三武一宗灭佛”运动的一部分


既然说到南禅能够在“灭佛”事件中得到保存,那么就要先研究武宗为什么要“灭佛”。其实不管是宗教之间的矛盾,还是政权与宗教的矛盾,从根本上看都是经济原因。古代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更多是因为百姓活不下去而造反,比如农民起义,都是因为经济原因造成的。

武则天时期,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便在全国大兴佛教、广修寺庙,但也正因为这些举动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按照原来唐朝实行的均田制,宗教人员每人可以得到三十亩田地,并且他们还可以免除兵役、税务等一堆特权,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许多人就去当了和尚、道士,导致寺庙数量急剧膨胀,而人口大量涌入佛门后,原本的田地赋税政府无法收取,国家财政负担加重。所以,有识之士呼吁要限制对佛教过度的发展。

韦嗣立曾上疏:寺院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竟崇魅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辄千万以上。由此可见,当时僧人大量的发展,已经危及到社会,成为国家严重的负担。所以武宗曾愤怒地说僧人是导致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曾在废佛诏书中写道:“僧徒日广,佛寺日增,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

其意思无非就是僧人利用一些教义来让信徒免费建造寺庙,又或者以各种名义让人捐款,甚至有的僧人抢夺田地,他们脱离律法之外鱼肉百姓。因此,唐武宗灭佛的目的除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外,还想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南禅在武宗“灭佛”中得以存活,因地制宜有多重要!

与唐武宗矛盾颇深的唐宣宗,曾得到 佛门的庇护


除了社会因素外,唐武宗灭佛还有一个内部的原因,就是他与自己的叔叔唐宣宗李忱有矛盾,后来唐宣宗出逃后隐身于佛门。此后唐武宗心里对佛门收容唐宣宗的做法感到愤怒,摧毁寺庙也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

当时的佛教经过稳定的发展后,僧人不再是从前的苦修,而是竞相攀比寺庙奢华,他们背离了佛法本身的教义和宗旨,打着普度众生的口号收敛钱财,甚至惑乱百姓,有的还参与到宫里的政治斗争。在此期间,作为中原本土的儒家思想也被佛教冲击的摇摇欲坠。

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和“忠君爱国”思想是统治者最喜欢的巩固政权手段,而佛教的发展表面上是冲击儒教,事实上对中央封建专制的统治地位造成了威胁。因此,武宗对灭佛的态度是非常的坚决,在这场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段也是极为残忍并具有毁灭性的。


佛教与统治者的分歧

作为中原本土的道教,有着羽化成仙、长生不老的说法,作为皇帝必然想千秋万代,所以武宗也极为笃信道教,并对其相当的扶持。

《旧唐书.武宗纪》记载:“武宗治学神仙,师道士赵归真。归真乘空,每对排毁释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


南禅在武宗“灭佛”中得以存活,因地制宜有多重要!

儒释道三教在早期,因为教义思想的反差不大,因此冲突也时常存在


某些道教认为,他们的教派才是中国本土的正教,而佛教是外来宗教,其目的只是蛊惑人心,耗费国家财物,是邪教,必须除去,而武宗也认同这样的说法,因为他当时看到的佛教已经是背离原来的宗教教义了,那些僧人每日只是收敛钱财,没有僧人应有的样子。

佛教传入中国后,便被人看做“异教”,唐武宗也认为,中国历代王朝能够兴盛,主要得益于华夏的儒家学说。儒家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重视现实、社会和人机关系,以自身奋斗开始,达到家庭和睦、尊重长辈,使国家富强、天下太平为目的,这是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入世思想。

而佛教则恰恰相反,佛教认为人生下来就是一个赎罪的过程,他们认为社会是苦海,人生是短暂且痛苦的,人们应该脱离苦海跳出三界。而脱离苦海的方法就是出家,不问世事,但这种入世思想则是统治者最不喜欢的,因为如果出家,会导致男丁减少,一旦战争无处招到兵源,并且田地荒废,无人继承香火。

基于两个教义思想的不同,儒家认为生死是自然现象,男娶女嫁、传宗接代是社会能够延续的基础,儒家更注重今生;佛教则是宣传因果报应、转世轮回,求来世得正果。所以相对两者,唐朝初年就有人反驳佛教教义,认为佛经就是一些妖书,上面宣传的都是不忠不孝、逃避责任的教义。

唐武宗与唐宣宗的矛盾、自身对儒道的偏爱以及佛教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等等原因,导致了他极为反感佛教。综合上面的几种因素,所以他对灭佛运动有着强烈的积极性,而也正是这种心态导致历史上三次“灭佛运动”中,武宗灭佛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

南禅为何独活?

据历史记载,“会昌法难”中,全国一共摧毁寺庙44600所,而那些被迫还俗的僧尼约260500人,寺庙里面的金银财宝全被朝廷没收,经书典籍、僧人衣服全被收缴后烧毁。另外许多佛教宗派,如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等都在这场劫难中退出历史舞台。而唯独惠能六祖的南派禅宗却存留了下来,并且后来还发扬光大。


南禅在武宗“灭佛”中得以存活,因地制宜有多重要!

六祖惠能大师作为禅宗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高僧,对禅宗进行了不少的改革


南禅在这场劫难中,之所以没有受到波及的原因还是因为惠能对南禅的创新,也正是他的创新解决了佛教一直以来与中国文化和统治政权的矛盾。

佛教源自印度,而印度的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极大的差别,这在传入中国后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文化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冲突。并且佛教的经文大多是音译,这就造成每个宗派对佛教的解释大不相同,原本佛教的宗旨被逐渐歪曲,这对当时社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而惠能的创新就是把佛教高深的教义和中国伦理道德结合起来,把宗教的意识配合中国的乡土人情结合起来。初期的禅宗宣传“头陀苦行”,他们周游全国自为达到苦修的目的,而中国人的乡土意识强烈,并且朝廷最不希望百姓迁徙,这会导致田地荒废,因此早期禅宗的这种思想让百姓无法接受。

惠能创新佛教,废除了“头陀苦行”,提出“随所住处恒安乐”的宗旨,他鼓励世人安居乐业,只要心中有佛,即便在自己的住所也能参悟佛道,不用远走苦行。惠能提出的观点是:“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

惠能的创新并非是对佛教的否定,相反他对印度佛教的普度众生和济世为怀的作用给予了肯定,他的创新是在中国文化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外来佛教,把禅宗思想与孔孟之道相结合,使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南禅在武宗“灭佛”中得以存活,因地制宜有多重要!

惠能大师倡导的“农禅并举”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例如,惠能提出“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这就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人伦道德精神;佛教认为头发是烦恼丝,剃度出家才能六根清静,而中国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随意剪发,所以在这方面佛教与中国文化又产生冲突。但惠能认为,修行不一定要削发,只要一心向佛,即便不在寺庙修行也是可以的。

此后,他的信众不再拘泥于寺庙修行,他们四海为家、随遇而安,心中向佛即可出处修行,因此惠能的南禅逃脱了这场灭佛的劫难。惠能对佛教的创新,把外来佛教中国化,使佛教在中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不但让群众容易理解,让中央统治者也能接受,所以受到多方阶层群体的承认。

农禅并作是惠能继弘忍大师、和道信大师的传统来提倡的,这种方法受到了群众和朝廷的欢迎。农禅并作就是让农民自食其力,在劳动中修行,在劳动中参悟,在这样的修行方法下农民即养活家人,也能参悟佛法。而在印度,僧人是不能参与田间劳作的,如果有人参加上产劳动就是违背佛教清规,所以印度的僧人只能靠信徒的施舍来度日。

农禅并作对后世禅寺的建设和劳动自养制度有着极大的影响,现如今的寺庙都保持了这种农禅制度,而这也得益于惠能发扬了弘忍大师的传统。

结尾语


南禅在武宗“灭佛”中得以存活,因地制宜有多重要!

供奉于广东南华寺的惠能大师肉身


南派禅宗能够在“武宗灭佛”中一枝独秀,主要还是因为它与其他宗派不同,其他宗派的收入主要靠朝廷、百姓和达官贵人的施舍,并且那些僧人不参与劳动,而百姓的收入捐赠给寺庙后自身的收入大大降低,僧人成了社会的蛀虫。而南禅的创新使其不再依靠大众施舍,靠自己的劳动创造粮食来源,也不需要信徒出家为僧,甚至无须剃度也可顿悟成佛。

无论是“武宗灭佛”还是后来的“周世宗灭佛”,其根本原因是佛教发展过快,劳动力缺少、佛教税收减少导致国家财政压力增加,另有些僧人卷入政治斗争,以及与本土的儒家和道家产生矛盾等。

惠能创新了佛教宗旨,让“农禅并作”发扬光大,使得南禅僧人能够自主独立,寺院经济高度独立,不给国家增加负担,更让佛教教义融入中国本土文化,消除了国家统治阶层的戒心。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南禅才能在“武宗灭佛”运动中幸存下来,并在后来把佛法教义传播四海,成为汉传佛教中影响深远的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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