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唐朝初期和中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而佛教人員不事農業、不納稅賦、霸佔田地，其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撼動了儒家思想的地位。中國歷史上的朝代都以儒家思想為正統來管理國家和百姓。
佛教日益壯大也開始威脅到了唐武宗的政權，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在思慮再三後，唐武宗決定發起中國歷史上第三次“滅佛”運動，這也是歷史以來破壞最大、波及最廣、影響最深的一次運動。
但即便在這樣摧毀式的“滅佛運動”中，唯有南禪不但沒有傷筋動骨，並在此之後還一枝獨秀傳播教義到五湖四海。至此，全國百姓都認識了惠能祖師的理念，南禪也至此更平民化。
那麼，為何在中國諸多佛教宗派以及寺廟都遭到摧毀時，南禪卻可以在“滅佛運動”中毫髮無損的屹立不倒呢？
“滅佛”起因
會昌法難是漢傳佛教歷史上的一大災難，屬於“三武一宗滅佛”運動的一部分
既然說到南禪能夠在“滅佛”事件中得到保存，那麼就要先研究武宗為什麼要“滅佛”。其實不管是宗教之間的矛盾，還是政權與宗教的矛盾，從根本上看都是經濟原因。古代一個朝代推翻另一個朝代，更多是因為百姓活不下去而造反，比如農民起義，都是因為經濟原因造成的。
武則天時期，為了鞏固自己的王權，便在全國大興佛教、廣修寺廟，但也正因為這些舉動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比如按照原來唐朝實行的均田制，宗教人員每人可以得到三十畝田地，並且他們還可以免除兵役、稅務等一堆特權，在這樣有利的條件下，許多人就去當了和尚、道士，導致寺廟數量急劇膨脹，而人口大量湧入佛門後，原本的田地賦稅政府無法收取，國家財政負擔加重。所以，有識之士呼籲要限制對佛教過度的發展。
韋嗣立曾上疏：寺院其數極多，皆務取宏博，竟崇魅麗，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輒千萬以上。由此可見，當時僧人大量的發展，已經危及到社會，成為國家嚴重的負擔。所以武宗曾憤怒地說僧人是導致國家貧窮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曾在廢佛詔書中寫道：“僧徒日廣，佛寺日增，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與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愈此道！”
其意思無非就是僧人利用一些教義來讓信徒免費建造寺廟，又或者以各種名義讓人捐款，甚至有的僧人搶奪田地，他們脫離律法之外魚肉百姓。因此，唐武宗滅佛的目的除了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外，還想建立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
與唐武宗矛盾頗深的唐宣宗，曾得到 佛門的庇護
除了社會因素外，唐武宗滅佛還有一個內部的原因，就是他與自己的叔叔唐宣宗李忱有矛盾，後來唐宣宗出逃後隱身於佛門。此後唐武宗心裡對佛門收容唐宣宗的做法感到憤怒，摧毀寺廟也帶有個人的感情色彩。
當時的佛教經過穩定的發展後，僧人不再是從前的苦修，而是競相攀比寺廟奢華，他們背離了佛法本身的教義和宗旨，打著普度眾生的口號收斂錢財，甚至惑亂百姓，有的還參與到宮裡的政治鬥爭。在此期間，作為中原本土的儒家思想也被佛教衝擊的搖搖欲墜。
儒家提倡的“三綱五常”和“忠君愛國”思想是統治者最喜歡的鞏固政權手段，而佛教的發展表面上是衝擊儒教，事實上對中央封建專制的統治地位造成了威脅。因此，武宗對滅佛的態度是非常的堅決，在這場運動中所使用的手段也是極為殘忍並具有毀滅性的。
佛教與統治者的分歧
作為中原本土的道教，有著羽化成仙、長生不老的說法，作為皇帝必然想千秋萬代，所以武宗也極為篤信道教，並對其相當的扶持。
《舊唐書.武宗紀》記載：“武宗治學神仙，師道士趙歸真。歸真乘空，每對排毀釋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
儒釋道三教在早期，因為教義思想的反差不大，因此衝突也時常存在
某些道教認為，他們的教派才是中國本土的正教，而佛教是外來宗教，其目的只是蠱惑人心，耗費國家財物，是邪教，必須除去，而武宗也認同這樣的說法，因為他當時看到的佛教已經是背離原來的宗教教義了，那些僧人每日只是收斂錢財，沒有僧人應有的樣子。
佛教傳入中國後，便被人看做“異教”，唐武宗也認為，中國曆代王朝能夠興盛，主要得益於華夏的儒家學說。儒家重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重視現實、社會和人機關係，以自身奮鬥開始，達到家庭和睦、尊重長輩，使國家富強、天下太平為目的，這是一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入世思想。
而佛教則恰恰相反，佛教認為人生下來就是一個贖罪的過程，他們認為社會是苦海，人生是短暫且痛苦的，人們應該脫離苦海跳出三界。而脫離苦海的方法就是出家，不問世事，但這種入世思想則是統治者最不喜歡的，因為如果出家，會導致男丁減少，一旦戰爭無處招到兵源，並且田地荒廢，無人繼承香火。
基於兩個教義思想的不同，儒家認為生死是自然現象，男娶女嫁、傳宗接代是社會能夠延續的基礎，儒家更注重今生；佛教則是宣傳因果報應、轉世輪迴，求來世得正果。所以相對兩者，唐朝初年就有人反駁佛教教義，認為佛經就是一些妖書，上面宣傳的都是不忠不孝、逃避責任的教義。
唐武宗與唐宣宗的矛盾、自身對儒道的偏愛以及佛教對當時社會產生的影響等等原因，導致了他極為反感佛教。綜合上面的幾種因素，所以他對滅佛運動有著強烈的積極性，而也正是這種心態導致歷史上三次“滅佛運動”中，武宗滅佛所產生的影響最為深遠。
南禪為何獨活？
據歷史記載，“會昌法難”中，全國一共摧毀寺廟44600所，而那些被迫還俗的僧尼約260500人，寺廟裡面的金銀財寶全被朝廷沒收，經書典籍、僧人衣服全被收繳後燒燬。另外許多佛教宗派，如華嚴宗、天台宗、法相宗等都在這場劫難中退出歷史舞臺。而唯獨惠能六祖的南派禪宗卻存留了下來，並且後來還發揚光大。
六祖惠能大師作為禪宗發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後作用的高僧，對禪宗進行了不少的改革
南禪在這場劫難中，之所以沒有受到波及的原因還是因為惠能對南禪的創新，也正是他的創新解決了佛教一直以來與中國文化和統治政權的矛盾。
佛教源自印度，而印度的文化和中國文化有著極大的差別，這在傳入中國後與傳統的倫理道德和文化心理產生了極大的衝突。並且佛教的經文大多是音譯，這就造成每個宗派對佛教的解釋大不相同，原本佛教的宗旨被逐漸歪曲，這對當時社會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
而惠能的創新就是把佛教高深的教義和中國倫理道德結合起來，把宗教的意識配合中國的鄉土人情結合起來。初期的禪宗宣傳“頭陀苦行”，他們周遊全國自為達到苦修的目的，而中國人的鄉土意識強烈，並且朝廷最不希望百姓遷徙，這會導致田地荒廢，因此早期禪宗的這種思想讓百姓無法接受。
惠能創新佛教，廢除了“頭陀苦行”，提出“隨所住處恆安樂”的宗旨，他鼓勵世人安居樂業，只要心中有佛，即便在自己的住所也能參悟佛道，不用遠走苦行。惠能提出的觀點是：“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
惠能的創新並非是對佛教的否定，相反他對印度佛教的普度眾生和濟世為懷的作用給予了肯定，他的創新是在中國文化思想的基礎上融合外來佛教，把禪宗思想與孔孟之道相結合，使禪宗與中國傳統文化相得益彰、相輔相成。
惠能大師倡導的“農禪並舉”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
例如，惠能提出“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這就體現了中國自古以來的人倫道德精神；佛教認為頭髮是煩惱絲，剃度出家才能六根清靜，而中國人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能隨意剪髮，所以在這方面佛教與中國文化又產生衝突。但惠能認為，修行不一定要削髮，只要一心向佛，即便不在寺廟修行也是可以的。
此後，他的信眾不再拘泥於寺廟修行，他們四海為家、隨遇而安，心中向佛即可出處修行，因此惠能的南禪逃脫了這場滅佛的劫難。惠能對佛教的創新，把外來佛教中國化，使佛教在中國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不但讓群眾容易理解，讓中央統治者也能接受，所以受到多方階層群體的承認。
農禪並作是惠能繼弘忍大師、和道信大師的傳統來提倡的，這種方法受到了群眾和朝廷的歡迎。農禪並作就是讓農民自食其力，在勞動中修行，在勞動中參悟，在這樣的修行方法下農民即養活家人，也能參悟佛法。而在印度，僧人是不能參與田間勞作的，如果有人參加上產勞動就是違背佛教清規，所以印度的僧人只能靠信徒的施捨來度日。
農禪並作對後世禪寺的建設和勞動自養制度有著極大的影響，現如今的寺廟都保持了這種農禪制度，而這也得益於惠能發揚了弘忍大師的傳統。
結尾語
供奉於廣東南華寺的惠能大師肉身
南派禪宗能夠在“武宗滅佛”中一枝獨秀，主要還是因為它與其他宗派不同，其他宗派的收入主要靠朝廷、百姓和達官貴人的施捨，並且那些僧人不參與勞動，而百姓的收入捐贈給寺廟後自身的收入大大降低，僧人成了社會的蛀蟲。而南禪的創新使其不再依靠大眾施捨，靠自己的勞動創造糧食來源，也不需要信徒出家為僧，甚至無須剃度也可頓悟成佛。
無論是“武宗滅佛”還是後來的“周世宗滅佛”，其根本原因是佛教發展過快，勞動力缺少、佛教稅收減少導致國家財政壓力增加，另有些僧人捲入政治鬥爭，以及與本土的儒家和道家產生矛盾等。
惠能創新了佛教宗旨，讓“農禪並作”發揚光大，使得南禪僧人能夠自主獨立，寺院經濟高度獨立，不給國家增加負擔，更讓佛教教義融入中國本土文化，消除了國家統治階層的戒心。通過這一系列的手段，南禪才能在“武宗滅佛”運動中倖存下來，並在後來把佛法教義傳播四海，成為漢傳佛教中影響深遠的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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