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斯特把厚厚的幾本《追憶似水年華》留在了加斯東那裡，他很相信這個年輕的出版商，雖然彼此並不熟悉。加斯東代表著“新法蘭西雜誌”——它的周圍，聚集著一群以紀德為首的知識分子。
他們開始閱讀這部手稿，評價並不怎麼好：“裡面全是公爵夫人，不是為我們寫的……”紀德顯然對它沒多少興趣，於是，加斯東把書稿退還給了作者。
深信自己作品價值的普魯斯特，決定自費出版。出版商並沒有讀這部厚厚的書稿，就簽了合同，反正經濟風險由作者本人承擔。沒想到，書稿的第一部《在斯萬家那邊》問世後，反響熱烈。最驚人的評論發表在“新法蘭西雜誌”上，紀德被催促“重讀”這本他曾草率處理的書，並寫信向普魯斯特致歉：拒絕這本書是“一生中最大的後悔和內疚”。
補救的重任落到了加斯東身上。他說服普魯斯特和原先的出版商解約。兩個出版人開始談判：加斯東高價買下了庫存的《在斯萬家那邊》，撕掉原先的封面，換上自己出版社的新封面——他總想一次性消滅舊版本，因為它總讓他想起當初的錯誤。
雖然傑出的出版人都有著敏銳的嗅覺和良好的品鑑力，但他們也會和一些優秀作品失之交臂。閱讀出版人的傳記常常會發現，那些“漏網之魚”是他們一生的遺憾。
所以，法國最偉大的出版人加斯東才會說：“在這個行業裡幹了40年之後，我只能告訴你一件事情，就是我們永遠無法預知一本書的命運。”
經典作品往往命運多舛。《追憶似水年華》因為字太大，亂糟糟的，修修改改，還有無法看清的難以理解的字符，而被拒之門外。帕斯捷爾納克將《日瓦戈醫生》的手稿寄給了《新世界》編輯部，希望它能在國內發表，卻遭遇退稿和嚴厲地譴責：“您的小說的精神是仇恨社會主義”。就算這些作品後來獲得了大獎，滔滔不絕、極盡讚美之辭的評論者們，也未必真正讀懂了它們。
因而，一本書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出版商是否慧眼獨具。蘭登書屋決定為《尤利西斯》冒險，出版人貝內特精心策劃了一場官司。
該書當時在美國被禁，理由是“色情”。想要得到它，就得買莎士比亞書店私下印刷的版本。這家巴黎左岸的小書店很有名，很多美國遊客會專程光顧，然後偷偷帶一本藍色封面的《尤利西斯》回來。
貝內特的代理人如法炮製。他把書“藏”在了行李裡，過海關時，竟然無人理睬。代理人於是大聲嚷嚷：“裡面有違禁品，你們一定要搜查箱子”。海關人員不得不搜出《尤利西斯》，並在“走私者”的強烈要求下，將其沒收——這樣，開庭的時候，書就成了證據。而書裡，早已提前貼上了評論家們評價《尤利西斯》的文章，它們一併成為“呈堂證供”。
律師特意將打官司的時間，安排在伍爾塞法官出庭之時。這位學問淵博、持自由主義文學主張的法官，果然宣佈《尤利西斯》並非“淫穢之作”。它成為光明正大的名著，同時，也成為一本超級暢銷書——出版人的先見之明，以及那些關於“違禁”官司的報道，為它的“風靡”立下汗馬功勞。
格拉斯也同樣因為“色情”而被禁。但澤三部曲之二《貓與鼠》，雖然和《鐵皮鼓》一脈相承，但兩者講述的故事完全不同。《貓與鼠》更像置於德國二戰背景下的青春叛逆故事，而不是但澤的歷史敘事。
小說出版後，格拉斯被齊澤爾指責為“最惡劣的色情作家”。因為“在道德方面毒害兒童和青少年”，相關部門要求將《貓與鼠》列為禁書。出版社趕緊給去信，要求駁回“禁書”申請，同時組織各類專家對格拉斯的全部作品進行鑑定，並將鑑定結果呈送。
禁書申請被主動撤回，齊澤爾和格拉斯卻鬧上了法庭。法院最終裁決，禁止齊澤爾在“文學批評之外的場合，將原告格拉斯稱為‘色情作家’”。這部曾經“色情”的作品，如今被列為德國中學的選修課本。
一本書的命運就是如此詭異而難以預測，不可預知。與大作家和偉大作品的每一次邂逅，都令人記憶猶新。
加斯東逢人便講他和普魯斯特的初次相遇：貝內維爾的夏天，加斯東遠遠看到一個徒步而來的人，他舉止有些不得體，卻十分可愛——衣服太窄了，釦子也不齊，漿過的領子直直的，頭上扣著一頂舊草帽，褪色的薄底淺口皮鞋沾滿灰塵。他邀請加斯東參加晚宴。
那時，這個叫馬塞爾·普魯斯特的傢伙還沒有成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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