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縣領導決策》月刊、網 李元成
宋才發
宋才發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二級教授，廣西民族大學特聘"相思湖講席教授"，貴州民族大學特聘教授、民族法學學科團隊領銜人，博士生導師。
今天是"3·8國際勞動婦女節"，中央民族大學宋才發教授謹以此文敬獻給他93歲的母親，恭祝天下的母親平安吉祥、幸福安康。
我母親名叫董秀英，1928年10月21日出生於"宋巷鄉董六房垸"。1932年我外公因病過早去世，外婆只好帶著兩個未成年的舅舅和我母親異常艱難的生活。外婆給人家當過奶媽、打過短工，也帶著3個孩子要過飯。1933年出於家庭生活環境所迫，經人出面說合，外婆無奈地把我母親送給伊家橋村一個陸姓的人家當童養媳。母親從小就給人家當年做馬，沒有過上一天自由和舒心的日子。外婆擔心我母親年幼戀家，怕她在別人家裡"養不馴"，為了使她徹底死了回家的念頭，最終能夠在別人家裡存活下來。所以自她出門那天起，不僅外婆從來沒有去看望過她，就連兩個年少的舅舅也從來沒有登過我母親的家門。儘管我母親自幼出落為童養媳，沒有任何文化，但是在逆境痛苦掙扎中長大的她，並沒有因為缺少母愛和親人的呵護而懦弱，反而養成了性情剛烈的個性。十幾歲後她就是一把幹農活的好手，做起事來風風火火、非常麻利，就像男人一樣從來不服輸。因而四里八鄉的鄉親們，給我母親起了一個"抓風"的綽號。新中國成立後的1950年，她獨自一人到離家60裡的縣城（現武穴市梅川鎮）找人民政府，經過兩次"過堂"徹底解除了童養媳關係，1951年底與我父親登記結婚。我大舅董承貴一輩子沒有娶妻成家，自幼就與我外婆生活在一起，很早就離開了人世。因我母親從小就沒有與我小舅舅董承明一塊生活，所以自我稍微懂事那時起，就發現母親與舅舅家的關係並不那麼密切，除了每年春節父親帶我給舅舅、舅母拜年，端午和中秋我去給舅舅家送節之外，兩家人基本上不怎麼走動。直到1972年我參加工作之後，兩家關係才逐漸有了根本的改善。
母親是一位忍辱負重的人。母親那堅強不屈的性格，在逆境中保持堅強的信念始終是我的榜樣。我的確能夠理解我的母親，她性情之所以那樣剛烈，是因為我父親生性太懦弱，如果她不能夠剛毅一些，在我們那個窮鄉僻壤簡直就難於生存。在20世紀70年代，一個農家子弟不仰仗"走後門"而參加工作的人實在微乎其微。因而我成為舅舅垸裡那時公認的"最有出息"的一個外甥，我參加工作時年僅19歲。舅舅垸裡有些好事的女人，既羨慕又妒嫉地議論我母親，說我母親養育我是"破窯出好瓦——掙足了面子"。對人格的羞辱是一種刻骨銘心的傷害。儘管那句話異常刻薄和傷人，但是它傳到我母親的耳朵裡之後，她老人家半句都不作回應，好像根本就沒有發生的事兒一樣。用"沉默"對付他人的議論，對強者來說是一種"風度"，對弱者來說則是一種"聰明"。玉可碎而不可改其色，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對於母親來說這實在是太沉重了，觸及它有撕開傷疤一般的疼痛。我不識字的母親正是用這種"沉默"的方式，堅強地支撐起她那顫抖著的自尊﹗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有一次母親偶然流著淚悄悄地對我說："兒啊，你要為娘爭口氣，過去不與你舅舅家走動，不就是怕人家嫌咱家太窮嗎？怕人家看輕了你嗎？你這一代人一定要勝過我這一代人呀。"誠然，在今天看來這些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無足掛齒的街談巷議。但是它對於一個從小受委屈太深，又沒有文化的母親來說，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樣一個黑白顛倒的年代，她的一些想法不是毫無道理的。自古以來對待"富貴之人"不是難在以禮相待，而是難在能夠不卑不亢、保全自己的人格；對待"貧賤之人"不是難在施以恩惠，而是難在以誠相待、彼此尊重。其實在當今的世界上，財富絕對不是評判一個人有沒有價值或者價值大小的唯一標準；財富永遠無法改變一個人的本性，只會讓人露出本性。我母親不與舅舅家走動親戚關係，除了有她的一腔怨氣之外，最主要的是怕我因之而受到不應有的委屈。愛之深、恨亦深，恨往往是愛的灰燼。在我們這個世界上確實有許多身份低微的母親，她們的生命有時就平凡得如同田野裡的草芥。然而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卻沒有卑微的母愛，每一份母愛都值得兒女們珍視和仰望。我終於懂得了老實巴交的母親，原來深藏著一顆最柔軟的愛子之心，她讓我知道這世界上"最美好"、"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那就是她如同蓮子一般苦的心。最美好的東西通常接近悲傷，最絕望的東西一定隱於內心。歲月無痕，母子有情；慈母之愛，昊天罔極。尊敬的母親啊，也許您不一定覺得或者認為自己偉大，但是您在兒子的心目中就是源、是愛、是永恆。
母親更是一位受人敬重的賢妻良母。母親的身體素質一向比我父親好，家裡的重活、髒活、累活基本上都由我母親包攬。母親是一個勤扒苦做的能手，屋裡屋外事無鉅細都由她老人家在操心，而且極少看到她表現出心焦和煩惱，似乎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天生就該由她去做，母親對我父親似乎從來就沒有過多的要求。母親生育了我、養育了我、教育了我，自我記事時起，她就隔三岔五地叮囑我："你父親這一輩子為你們兄弟三個吃了不少苦。你是長子，一定要做出個好樣子，好好地孝順你父親，懂得嗎？"但是我從來沒聽到她要求我如何孝順她，似乎在"孝順"這件事兒上，她甘願讓我們把全部的"愛"都轉移到父親的身上去，這正是我不識字母親的"偉大"之處。儘管母親是一個做事風風火火的人，但在日常生活中又是一位非常細心的人。譬如，我兄弟三人每年極少添置新衣服，偶爾添置一兩件新衣服，由於我是長子也往往是為我添置的。母親通常把我實在穿不進去的衣服，自己動手改給我大弟弟穿，大弟弟穿小了的再改給小弟弟穿。可謂"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儘管一件舊衣服早已洗得發白，有時出現補丁摞補丁，但是母親能把它補得平平展展，從來不露針腳在外面。再譬如你同她一塊走路，只要在地上看到一根鐵絲、一顆鐵釘、一截塑料繩，你可能不稍一顧，她卻會彎腰把它揀起來。她經常對我這樣說："這些東西看起來不起眼、眼前沒有用，可保不準什麼時候就派上用場了。寧可東西等人，不可讓人等東西。"直到現在她老人家都八十三四歲了，仍然怎麼也閒不住。要麼到田地裡找點事做，要麼出去砍些柴火；人家外出打工把承包地撂荒了，她硬要去拾掇著種上芝麻、花生；稻穀收割後她也要出門去揀稻穀餵養雞子。正因為她總是閒不住，所以直到現在她的身子骨還算好，她與我父親兩人每年要餵養20多隻雞，前幾年每兩年出欄一頭肥豬。我們真擔心她因之而出事，總是婉轉地好言相勸，但是並不起多大的作用。實事求是地說，由於我和夫人夏桂霞在尊敬父母上率先垂範，我們家所有當兒媳的晚輩們對兩位老人都很孝順，從來沒有讓他們的生活感到窘態；與他們朝夕相處在一起的兩個弟媳，也從來沒有對兩位老人高聲喊叫過。母親是一個有口無心的老人，她的脾氣歷來不太好，年輕的時候常因一點小事就與我父親爭吵，有時甚至摔盤子、打碗的。對於我們這些儘管很本分的孩子也少不了打罵，有時還表露出恨得咬牙切齒的樣子。但事情過去之後，她從來都不記在心裡，"大愛若恨"是母愛的獨特表達方式。我慶幸自己被她生育、撫養，一路走來我越發意識到，她給予我的讓我一生受益無窮。母親打心眼裡敬佩我父親，覺得我父親儘管同她一樣沒有讀書識字，但是羨慕他的記憶力不錯，當生產隊裡的保管員，居然能用只有他自己才能夠看得懂的符號記賬。遇事也比較有遠見，譬如在我讀書的問題上，就有一個極好的例證。當我上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正趕上國家大搞圍湖造田，每家每戶都要有一個男丁上工地，一擔爛泥條100多斤重，有時一干就是幾個月甚至半年，個別身體虛弱的人被活活地累死在工地上。當時有不少人勸我父親說："何必你一個人累死了呢？把你大兒子拉出來替換你多好。自古只見過挑籮借谷的，沒有見過挑籮借字的。窮人家沒有關係和門路，孩子讀書也白搭。等你另外兩個兒子大了，再讓他們讀書也不遲。"我父親笑著對那些人說："孩子讀書各人天分不一樣，有的讀得進，有的讀不進。三個孩子就像'三粒胡椒'，你知道哪一粒將來是辣的呢？寧可累死我，也不能讓孩子當睜眼瞎。"我母親是一個比較看重眼前利益的人，歷來缺乏用長遠的眼光看問題，這是她老人家致命的弱點。但在這個問題上，我母親覺得父親說的話在理兒，轉過頭來贊成我父親的意見，支持我繼續讀下去。無奈之下，母親只好到工地替換我父親幹繁重的體力活，好讓我父親稍有休整的機會。人們無不稱讚我母親是一個不服輸的女人。那時人們的生存條件極差，在我們那個地方牛羊肉根本沒有，豬肉只有在過年時才能見到。5塊錢過一個年，在我家是常有的事兒。往往大年三十夜豬肉一上桌，我們兄弟三個早已等不急了，夾到嘴裡的豬肉來不及慢慢地嚼細就往肚裡吞。吃年飯的時候母親也不像平常那樣嚴厲，任憑我們的筷子像雨點一樣在肉碗裡挑來挑去，她自己只吃一點其他的菜。雞蛋在今天看來是極其普通的家庭菜餚。但是在那個普遍貧窮的年代，除了過年或者家裡來了貴客之外，我們家是捨不得吃雞蛋的，全憑"雞屁股銀行"，解決一家人的油鹽錢和看病的掛號錢。母親偶爾蒸一兩個雞蛋羹，總是偷偷地放在父親的飯碗底下，逼著他吃下去。父親望著我們弟兄三個怎麼也咽不下去，於是總要給我們每人分一塊。每當這時母親就會嚴厲地訓斥我們："你們知道嗎？沒有你父親你們就活不成、長不大，你們不許吃，小孩子要懂事。"患難見真情。正是這些看似粗俗的質樸話語道出了人間真情，顯現了母親對家庭的無私奉獻，更體現了天下母性的偉大。
母親是我們家的有功之臣。譬如，我在讀高中的時候整天感到飢餓難耐，有時餓得心發慌。每週末要往返步行60多里山路回家，一則是為了背下一週的糧食和一罐醃菜，二則是為了回家狼吞虎嚥地"猛吃"一頓。從小生活在貧瘠的農村，食不為味只求飽。那時從來沒有零花錢在學校的食堂裡買菜，儘管白菜湯只要2分錢1碗，但就是買不起。即使在異常炎熱的夏天，帶到學校的那罐醃菜仍然要食用一週。通常到週二、週三菜就開始變餿，鹹蘿蔔、腐乳湯即使生蛆了也得嚥下去，否則端著飯碗就沒有別的指筷子的地方。母親為了讓我在學校裡少挨點餓，從全家人口裡省下一些麥子，加點鹽炒熟後讓我帶到學校裡，當我餓極了的時候，就悄悄地吃上一兩把麥子做補充。為了從全家人的牙縫中擠出那一點兒糧食來，如果說家裡其他人平常是坐在桌子上喝稀粥，那麼我的母親多是坐在灶臺前喝米湯。母親一生節儉過日子，在我們兄弟幾個讀書期間，她老人家從來沒有為自己添置過衣服什物，全家的所有衣服及被子、床單等，全靠母親晚上熬夜紡線織土布解決問題。那時候棉布一律憑票供應，國家規定成年人每人每年5.4尺，兒童每人每年3.7尺布票，在那個絕對平均主義的年代裡，人們在穿衣用布的問題上確實是很平等的。有一段民間流傳的"順口溜"很能夠說明當時的真實情況："鄉幹部村幹部，出門穿的'呼啦褲'，後面是'日本'，前面是'尿素'。"幹部們能夠買幾條裝尿素的袋子（日本產）做條褲子，已經就是很大的"特權"了。在我們家裡，除了每年設法給我們兄弟三個添置一兩件新衣服過年之外，父母多年沒有添置過新衣服，家裡的布票基本上被母親通過給人家"說好話"，用來抵付縫紉師傅的工錢，可憐天下父母心。那時高中的學雜費在今天看來實在不貴，每個學期10元錢，加上書本費共15元錢左右。但是由於我家底子薄，恰在那時我母親又背時，屢犯頭疼的毛病，這15元錢就是拿不出來。要知道那時餵養一兩年的一頭100多斤重的肥豬，也只能賣50多元錢啊。我讀高中的那兩年，母親就像過"鬼門關"一樣，她老人家為我這個讀書的兒子愁白了頭。每個學期開學前母親就急著為我籌措學費，家裡凡能變出錢來的東西都被賣光了，不足的部分就全憑母親賴著老臉到處求人借。每次湊齊給我的3元、5元，母親多數是用手帕包著給我的，有5角、2角和1角的，也有5分和1分的，就是沒有整元的人民幣。這些零散錢有些是母親借來的，有的是家省下的柴米油鹽錢，有的是母親得病了捨不得吃藥的錢，也有的是剛剛賣了幾個雞蛋的錢。作為窮人家的孩子，我知道窮人家的"錢是什麼樣子的"。所以，到1982年我與夫人夏桂霞結婚的時候，除了我們一房傢俱是新的之外，幾乎是家徒四壁，沒有一點值錢的東西。那時候（指我讀高中時期的1970—1971年），生產隊裡自然條件極差，靠天吃飯、廣種薄收，一遇天災就顆粒無收。全勞力一個勞動日只能掙得0.16元，有些身體不太好的人，辛辛苦苦地勞作一年，不但沒有任何收入，倒頭來還要欠生產隊的"口糧錢"。因而一般人家如果沒有在外地工作或者是做手藝的，家裡基本上沒有活錢，更談不上有任何積蓄，那是一箇中國人普遍貧窮的歲月。也不知母親為我這個讀書的兒子，捱了多少人的白眼、受了多少難以言表的委屈。每當我手裡捧著母親好不容易才湊齊的學費時，一想到父母為了積攢這一筆來之不易的學費，省吃儉用、東求西借的一幕幕，我的淚水就會情不自禁地流出來。我以為世界上有兩樣事物是每個人都必須仰視的：一個是星空，一個是母愛。所以從那時起，一種知恩、感恩、報恩的理念油然而生。我發誓要為父母爭氣好好讀書，無論如何要混出個人樣子來，以實際行動盡到自己的一片孝心。那時也曾幼稚地發誓：一定要讓所有"瞧不起"甚至"歧視"過我母親的人，對我母親"仰視"才行。
天底下最無私的愛是母愛。人世間有些"愛"很大氣，有些"愛"很執著，還有一種"愛"很純粹——沒有任何功利的痕跡，我覺得這種"愛"就是母愛。我以為最樸實無華、最神聖博大、最刻骨銘心的愛，就是母親對於兒女那種永恆的愛。我母親她老人家沒有文化，說話從來就是直來直去地毫不修飾，很少顧及別人是否高興。只要遇到她不順心的事兒，立馬就掛到了臉上，全然不顧忌別人會怎麼想。我母親不但性格和脾氣不太好，而且有時還比較固執己見。儘管母親沒有能力、也不可能窮戶養"嬌子"，但可以說我就是母親的一切。譬如，她哪怕遇到天大不順心的事兒，哪怕她老人家正在傷心流淚，只要看到我進了家門就不再做聲，她老人家覺得我是讀書人，決不能讓我感到難堪。我似乎就是母親心中的一塊"玉"，母親用她那粗糙但又質樸的方式，像雕琢玉器般地一點點地養育和塑造著我。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珍奇異寶都能夠據物論價，唯有玉無價，玉是永恆的。因而人世間也唯有無價的東西，才稱得上是有生命的。俗話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我們通常所說的"玉文化"，我以為這裡的"化"就是"薰陶"，實質上也就是"琢"。它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磨打和雕刻，是千百年來傳承嬗變的感染和積澱。從我出生到逐漸成長，從長大到逐步走向成熟，從家鄉宋家巷的黃土崗到省會武漢，再從武漢到首都北京，在我前進的每一步當中，都能夠尋找到母親心血留下的烙印。幾十年來我一直保持了一個良好的習慣，那就是除了外出開會或者進教室給學生授課等莊重場合外，我一般不穿皮鞋，一律穿土布鞋。我從小就穿慣了母親做的布鞋，覺得穿上它心裡舒坦、腳上舒服。即使當了教授、處長、院長，也全然沒有穿母親做的布鞋"土氣"的感覺。後來母親眼睛不好使做不了針線活兒，還特地請垸裡的年輕媳婦們幫忙做過幾雙布鞋寄給我。我現在也是為人父母，每每想到母親為我奉獻的點點滴滴，不由得不熱淚盈眶。我父母儘管前半輩子吃盡"苦中苦"，他們終究屬於"幸福人"之列。儘管他們開頭不幸，但他們的結局是幸福的，因而仍然稱得上是幸福的人。而那些開頭幸福但結局不幸的人，終究只能說是不幸的人。母親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比海深，怎麼估價也不過高。為了國家和個人事業的發展，忠孝往往難於兩全。父母大人深明大義，他們幾次病倒了也不讓我們知道，怕因之而影響和分散了我們的工作精力。平常我與他們通電話的時候，他們也總是報喜不報憂地說："我倆一切都好，不要掛念，我們手裡不缺錢，你要多關愛你的妻子和孩子。由於我們家底太薄，我們沒有能耐幫助你們。"有時還流著淚說，他們手長袖子短、眼界淺，拖累了你夫婦倆，對不起你夫婦倆。總是勉勵我在外要聽領導的話，要好好工作。中國農民的大多數都是不圖兒女回報的善良父母，他們對土地的指望和依賴，甚至要比對兒女們還多一些。我算不上傳統的和人們所說的孝子，但是為了辛勞一輩子的父母能夠幸福地安度晚年，我沒有理由不為他們盡一份做兒子的職責。"只願父母都長壽，安慰天下兒女心。"如果人真的有來世，來世我願再當兩位老人的兒子孝敬他們。
（原載宋才發著：《惟尋真知啟後人——我的執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閱讀更多 中國市縣領導決策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