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找一個貫穿荷馬兩大史詩的主要人物，那一定就是奧德修了。在《伊利亞特》中，奧德修是中心人物之一；在《奧德賽》中，他是唯一的主人公。由此可見奧德修在荷馬史詩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荷馬要借重他傳達自己對人生的思考和發現，換句話說，在奧德修身上，凝聚著史詩的某種核心意蘊。從接受角度看，理解了奧德修，或許是進入荷馬史詩藝術殿堂的一個重要途徑。
1．出征與回鄉是奧德修故事的核心
兩部史詩、尤其是《奧德賽》中，關於奧德修的故事豐瞻繁複、極盡曲折婉轉之妙，難以盡述。但是，如果拉開距離登高俯瞰，將奧德修的生平事蹟大而化之，則基本上可以用兩個關鍵詞加以概括：出征與回鄉。也就是說，奧德修的故事其實就是一個男人（英雄）出征與回鄉的故事。《伊利亞特》寫了奧德修的出征——為了民族與國家的利益和榮譽，他以國王身份率部加入希臘聯軍，在戰場上英勇善戰、足智多謀，聯軍採用他的木馬計獲得了戰爭的最後勝利。奧德修作為一個男人，一個統帥，為希臘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奧德賽》寫的是奧德修的回鄉——詩人以一萬二千多行的篇幅敘述了他征戰勝利後歷經十年，戰勝了重重艱難險阻終於返回他夢寐以求的故鄉的故事。
出征與回鄉，都是奧德修的心結，他的願望，他的生活支點。作為一個男人（且不說他是一個國王，一個統帥），當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需要他保衛的時候，他當然會熱心沸騰，毫不猶豫地響應徵召，全力以赴為之而征戰，直至慷慨捐軀也在所不惜。國家、民族、人民、百姓、社會，再大點，全人類，這些宏大的存在，始終是作為個體的人存在的依託和背景，作為個體的人的利益在這裡得到保護；反過來，從權利和義務對等的原則出發，當生存的“依託和背景”的利益受到威脅需要保衛的時候，作為個體的人也應當離開自己的小小家園，毫不猶豫地出征為之而付出、而征戰。
這是人類文明的基本原則，久而久之，積澱於人的意識結構就成為人類的文化無意識，即責任感和使命感。在這一點上，奧德修表現得很出色，他出色地完成了他的責任和使命，因而也贏得了榮譽與尊嚴，他是一個令人尊敬的英雄，他的形象永遠矗立在世界文學史和人類文明史的殿堂裡。
那麼出征勝利之後呢？勝利之後他沒有在他鄉逗留，而是渴望回到他所依戀的家園，於是立即開始了回鄉的歷程。在回鄉的旅途上，狂暴的打擊挺得住，溫柔的誘惑留不住，他意志堅定，毅力非凡，目標只一個：回家。艱險歷盡，他終於如願以償。
奧德修為什麼那麼執著地要回鄉呢？首先，從生存層面看，故鄉有他的宮殿、財產、親人、奴隸，他可以安逸地盡情享受物質生活；其次，或許更重要的是，故鄉沒有戰爭，不必冒著生命危險攻城掠地，和敵人搏鬥拼殺，也不必費盡心機躲避來自內部陣營人際間的爭鬥與傾軋，不必活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奧德賽》在提到主人公時反覆說他“足智多謀”，從另一角度看是他必須煞費苦心，這使他身累心也累。然而在故鄉卻不必這樣。故鄉有的是愛情、親情和友情，有的是寧靜、和諧與溫暖。在故鄉，不僅身體可以得到休息，更重要的是心靈可以得到放鬆。一句話，故鄉是生他養他的地方，是他生命之根，是他魂之所託、心之所安的地方，故鄉是身體的家園，更是心靈的家園。
2．出征與回鄉都是奧德修的心結和精神需要
出征與回鄉，兩種心結，兩種精神需要，相比起來，前者是社會性需求——作為社會的人要在社會中贏得地位、贏得尊重，必須承擔起社會責任，必須建功立業，從而獲得社會的承認和榮譽。這是一種生存需求，理性需求，外在需求。而回鄉，卻是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感情需求、感性需求、內在需求，這是一種原始的、自發的本原性需求。所謂靈魂歸宿、心之所安，就是這個意思。
出征與回鄉兩種心結的關係，從外在看是歷時性的，以時間上的先後交替為特徵，可以明顯的看出來；從內在看是共時性的，以同時共存為特徵，它深隱於心理結構之中，無法從現象、行為上觀察出來，而只能從心理分析中看出來。
以奧德修為例。他出徵十年，回鄉十年，出征和回鄉分為前後兩個階段——這體現為兩種心結的歷時性關係。出征與回鄉的共時性關係表現為，回鄉的願望並不產生於勝利之後，而是產生於出征之時。因為有“出”，就意味著有“回”，出征的時候就產生了有一天勝利回鄉的願望。只不過這種願望這時是潛在的，隱蔽的，甚至是無意識的。直到勝利之後條件成熟，潛隱的願望才得以顯露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奧德修回到故鄉，只是他“出征——回鄉”某一人生階段的結束，而不是他整個人生歷程的終結。好不容易回到家鄉、親人剛剛大團圓的奧德修，席不暇暖又立即告訴夫人還要“出征”：“我還沒有勝利經過所有的考驗；今後還有大量長期而嚴峻的艱苦工作，那些我也必須完成。”為什麼？因為當他到陰府尋找夥伴並且打聽歸程時，“神”已經對他的命運做了“預言”，要他回鄉後還要到很多國家去漫遊，去到不知海為何物的地方去完成新的使命——也許是由航海轉向農耕。這樣一生不斷地開拓生命的空間，直到老年將會過得很舒服。（《奧德修紀》第298-299頁，楊憲益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也就是說，出征——回鄉——再出徵——再回鄉，奧德修的一生將永遠走在出徵回鄉相互輪迴的路途上。
荷馬對奧德修生命歷程的這一安排，立馬讓我們聯想起貫穿西方文化的一種精神——浮士德精神和近代的存在主義哲學，奧德修其實就是浮士德精神和存在主義哲學的原型。
3．“出征——回鄉”人生模式具有跨越時空的普適性
對奧德修的人生歷程，如果不作過分拘泥坐實的理解，從象徵的意義上，筆者認為“出征——回鄉”的人生模式具有跨越時空的普適性、普世性，可以理解為所有時代、所有人的心結，即永恆而普世的男人心結。這一心結既體現於古希臘先民奧德修身上，也體現於遙遠的東方文明的發源地中國古人身上。
讓我們以中華文明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代表人物孔子為例討論這一命題。
孔子出生於公元前551年，正值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期。當時周王朝崩潰，諸侯國紛紛獨立，相互征戰，天下大亂，民不聊生。孔子對時局憂心如焚，試圖以最大努力恢復社會秩序。為了實現安邦治國的政治理想，孔子率領弟子周遊列國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然而他的美好理想和以“仁”為中心的一整套治國主張卻得不到統治者的理解，因此他四處周遊四處碰壁，甚至被人圍困，弄到沒有飯吃，一行數人餓得爬不起來。孔子沒有從政的機會，因此空有抱負而無從施展。就這樣，他仍不改初衷，一直在努力。不能從政就改為“為政”，即通過教育培養人才逐漸改變社會，影響政治。
孔子專心致志從事教育，在教學條件極為落後的古代，以個人之力竟培養弟子三千，可見他為拯救社會的理想付出了多麼巨大的努力。明知個人力量有限但卻從不放棄艱苦的努力，司馬遷把孔子的精神概括為“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一種偉大的精神，它體現了堅定的意志和頑強的毅力。這種精神深深地植根於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中。
孔子為社會安定而不辭勞苦地奔走，“惶惶若喪家之犬”，其實是身累心也累的。但這是知識分子（“士”）的社會責任感所支配，理性支配，所以做得心甘情願。但是，私心裡他也是嚮往安寧平靜的。有一次他問他的四個學生平生有什麼志願。子路、冉有表示要從政治國，公西華表示想從事外交禮儀方面的工作（其實也是從政），而曾皙說他嚮往的是暮春三月，換了春裝，和五六個青年人，六七個小孩子一起，在沂水邊洗洗澡，遊游泳，在祭壇上吹吹風，然後唱著歌兒回家去。對前三人的志向，孔子要麼微笑，要麼不置可否不予評論，唯獨對曾皙的志向反應迅速：長嘆一聲說，你說得真好啊！我和你一起去吧！孔子的這一聲長嘆（“喟然嘆曰”）洩露了他內心的秘密：他真正喜歡、真心向往的，還是一種日常的、放鬆的、愜意的、藝術化的生活。這才是他的心靈歸宿和精神家園。
孔子為國家為社會四處奔走，相當於響應責任感的徵召而“出征”，而他真心向往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相當於迴歸精神的故鄉（“回鄉”）。一個是理性使然，一個是情感使然。看來，出征與回鄉也是孔子精神世界的兩極，兩極撐起了他的精神張力場，他既沒有因為嚮往安寧平靜的心靈家園而放棄社會責任，也沒有因社會責任而泯滅內心的嚮往，孔子一生就遊移於這一張力場之中。
孔子之後，儒家另一位重要人物孟子，關於如何處世做人，曾提出過一個著名原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句話，後人一般喜歡把次序顛倒過來，改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兩種說法意思相通，講在社會上處世做人，如果有條件有平臺有機會，就盡其所能建功立業，為天下人服務；如果沒條件沒機會施展自己的抱負，就回歸自我，守護好自己心靈的家園。筆者認為，孟子的話裡也隱然暗含著出征與回鄉的心結。孟子提出的這一原則，影響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至今仍然為人尤其是讀書人所津津樂道。
中國文學、文化史上還有一個著名人物陶淵明，在青年時代懷有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曾經幾次出仕，先後做過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令等官職。在“大濟蒼生”的政治理想支配下，陶淵明是留戀官場的，他要積極尋找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機會。因此他仕而歸，歸而仕，在五次反覆中實踐了儒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政治信念。但由於當時戰亂頻仍，政權昏暗，陶的政治理想無法實現，加之他厭惡官場的黑暗與束縛，於是在四十一歲那年棄官歸田，迴歸農村過起了躬耕隱居生活。
迴歸田園的陶淵明有一種身心解放、重獲自由的輕鬆感（“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歸隱後的陶淵明，寫出了許多描述美好的田園風光和抒發自己恬靜閒適心情的文學作品，最著名的如《桃花源記》；另外也寫了一些抒發政治理想和關心政局的詩歌，說明他雖然迴歸田園但對政治始終沒有忘懷。陶淵明的一生，以切身的實踐畫出了一幅出征與回鄉、行為和心靈兩相重合的路線圖，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他精神世界的張力場。
孔子、孟子、陶淵明，都是中國文學、文化史上的經典代表人物，歷來作為為楷模被後人仿效，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深深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處世和做人，作為文化遺產至今還流淌在中華民族兒女的血脈中。
4．出征與回鄉心結的外在和內在原因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看出一個饒有趣味的現象，時間和空間相隔遙遠的東西方民族，竟然有相同相似的心結和願望，有相近相通的精神結構。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心靈深處，不同民族不同時代的人與人之間是相通的。
時空遙遠的東西方民族有相同相似的心結和願望，絕對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層的內在原因。這就是，東西方民族乃至於所有人面臨相同的生存處境，有著相通的心靈結構。這個相同的生存處境就是，每個人作為個體都毫無疑問地生存於某一國家和民族所組成的社會共同體中，每個人既是個體的，又是社會的；既有自然屬性，又有社會屬性。作為社會的一員，每個人都要對社會承擔相應的責任，為社會做出應有的乃至於最大的貢獻，社會也視其貢獻大小給予相應的地位、聲譽和尊敬。
這是文明社會得以運轉的道義保障。這樣就有了個體響應社會徵召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出征”。“出征”就意味著戰爭、拼搏、奮鬥、掙扎，意味著要遇到各種想不到的艱難險阻，意味著要有巨大的付出，甚至於犧牲。“出征”的過程顯現出人的價值，意義莊嚴而悲壯。但“出征”也讓人感到身累和心累，於是作為個體的、自然的人，又真心地嚮往迴歸故鄉，迴歸安寧和平靜，迴歸愛情親情和友情，回到身心俱安的地方。這就是出征與回鄉心結的外在原因和內在原因。
由於人的生存處境和人性結構古今相通，具有超越時空的永恆性，所以出征與回鄉的心結和行為模式，至今沒變，仍然是現代人的心結和行為模式。
需要說明的是，如果出征與回鄉的心結在過去漫長曆史時期裡單屬於男性的話，隨著文明的進展，現代社會里女性和男性一樣也參與到社會事務中來，共同承擔了社會責任、社會義務，女性也需要走向社會通過“拼搏”“競爭”之類獲得自身的價值和意義，贏得自己的生存條件和生命尊嚴，所以出征回鄉的心結也屬於女性——真正的男女平等了！
5．對現代人生活的啟示
洞悉了人類心靈的這一秘密，對現代人生活的啟示意義是多方面的。首先，它給予社會管理者的啟示是，在鼓勵和徵召個體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同時，還要考慮和照顧到個體的心靈生活，讓個體的心靈能夠“詩意地棲居”。千萬不可僅僅把個體驅趕到生存競爭的戰場上，要求其競爭、拼搏、撕殺、犧牲，而全然不顧其內在的精神需求。人是有靈魂的動物，忽視了靈魂，人就不再是“人”，而僅僅是“物”（一般動物）。
對於個體的啟發是，響應社會的徵召“出征”是每個人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能為社會盡一份力是個人的人生價值和意義之所在，能為社會“付出”和“奉獻”對於個人是一種幸福，所以心甘情願、樂在其中。但千萬不要把參與社會事務當做攫取功名利祿的機會，被功名利祿所異化，否則就會得到了權、名、利卻喪失了自我。作為個體，應該是一邊在為社會服務中忙碌著，一邊還要照顧好自己的心靈家園，莫忘為自己的“心魂”找到安放之地。
出征與回鄉是永恆的人類心靈張力場，怎樣在這一張力場中找到平衡，這是人生的智慧。活得好與不好，或者說會活與不會活，全靠你自己的掌控了！幸福就在你手裡，這句話是實的不是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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