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以恐龍為主題的電影《侏羅紀世界3》宣佈開拍。這些年,恐龍科幻電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觀影熱潮。但若追溯這股浪潮的話,我們還需要回到27年前恐龍電影的開山之作。
《侏羅紀公園》就是恐龍科幻電影的開山之作。它由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執導,於1993年6月11日在美國上映。這部斥資6500萬美元的電影,不僅在全球獲得了9億美元的超高票房成績,而且獲得了9次含奧斯卡在內的全球各類電影獎。直到如今,豆瓣上評分依然保持8.1的高分,足見大家對它的喜愛。
《侏羅紀公園》的故事情節足夠吸引人眼球,它講述了大富豪哈蒙德博士在努布拉島建立了恐龍樂園,即“侏羅紀公園”,復活了6500萬年前就已滅絕的恐龍,召集各路科學家參觀併為他背書,堅信從中可以賺取大錢。
除了邀請科學家外,哈蒙德也把孫子孫女納入了第一批遊覽觀眾。只是可惜的是,公園管理系統出現故障,兇惡的恐龍逃出後自相殘殺並攻擊人類,最終倖存者寥寥。
觀看影片時,我們確實會被電影巨大的科幻魅力所折服,甚至很多人只從科幻角度來欣賞它。但《侏羅紀公園》的真正意義絕非僅於此。
隨著時間的慢慢沉澱,《侏羅紀公園》退去一時的科幻幻影,它背後所傳達的對自然生存與發展的認知解讀逐步顯現出來,並引起更多網友們的共鳴和深思。
由於視角和思維方式的不同,人類對於自然法則一直存在著多種不同的認知觀念。
有些人以商人視角來看待自然界的天然選擇,秉持“一切只要有利益、就可複製”的想法,如影片中的哈蒙德博士一類;有些人用萬事萬物相關聯的整體思維而不待見人類對自然的改變行為,如影片中的混沌數學家伊恩;也有很多人從人類本身和自然兩重視角出發,既想尊重自然但又期望創造人類奇蹟,在不斷矛盾權衡之中尋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如影片中的格蘭特博士以及對自然有過無數幻想的普通人。
本文我將從影片中3個角色對待自然規律的三種思維方式,導演借用科幻來傳播人本思想背後所產生的對現實生活的思考4個方面來剝開這部電影的科幻外殼,解讀隱藏在電影背後的多種自然理念和現實意義。
01
哈蒙德博士一類的商人思維:有利益存在就可複製的行為,最終會危及自身
影片一開始,一架捲起考古現場漫天塵土的直升機把哈蒙德博士的商人形象呈現在觀眾面前。隨後,他用直升機把大家帶進了大型恐龍世界—侏羅紀公園。
他堅持認為,這是個絕對賺錢的門路。即使坐在遊覽車上的律師不斷質疑公園的安全係數,但哈蒙德博士微微笑著,指著他的鼻子說:“48小時(遊覽)之後,我要讓你跟我道歉。”
當大家親眼目睹了活的恐龍及恐龍復活、孵化過程後,律師和商人哈蒙德站在了同一戰線上,他們一致認為:這些花了血本的恐龍復活行為能讓他們賺得盆滿缽滿。
這是典型的商人思維。
從基本釋義上來看,商人思維指的是:
一個人在行為處事時以追求利益為目標,用最少的成本,實現收益的最大化。
擁有商人思維的人以利益為出發點,並知道新奇才是吸引大眾眼球並導向利益最大化的法寶。
因此,哈蒙德博士耗費巨資,召集大批科學家利用凝結在琥珀中的史前蚊子體內的恐龍血液提取出恐龍的遺傳基因,併成功使消失了6500萬年的恐龍得以復活。
恐龍復活足夠吸引眼球,如果侏羅紀公園如期開放的話,他們確實能大賺一把。這種大膽行為確實印證了德國哲學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言語:
資本家害怕沒有利潤和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家就膽大起來。
我們不能否認哈蒙德博士有“把幻想變成現實”的能力,但他們無法在商人思維的圈層裡意識到,這種行為顯然違背了自然本身的發展規律。
當商人思維用在商業交易、產品買賣等普通的社交行為中,確實無可厚非,有時將商人思維用在工作上還能起到積極導向作用。但一旦用於違背自然法則、人類發展主流趨向等活動中,商人思維則變得極其狹隘,並將會產生致命的危害。
因此,當格蘭特博士一行人參觀考察侏羅紀公園時,園區電腦管理系統出現故障,導致高壓電圍牆失效,恐龍逃出後肆意攻擊人類,最終讓哈蒙德一類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現實生活中,很多人和哈蒙德博士一樣,依然會把商人思維狹隘化,不惜與自然法則逆行較量,從而達到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但這種忽視客觀力量的人的行動,最終也會受到自然的懲罰。
02
數學家伊恩一類的萬物相連的混沌思維:人類與自然是整體,企圖與自然背行其實就是孤立人類本身
對哈蒙德博士的“恐龍復活”行為,數學家伊恩一開始就提出強烈的反對意見,即使他還沒有開始遊覽園區。
當律師和哈蒙德在餐桌上對“侏羅紀公園”大展宏圖時,伊恩低沉著臉質問大家:
“對大自然缺乏起碼的謙卑,真讓我覺得不寒而慄。難道你們沒有看到這有多危險嗎?”
伊恩相信,如果人類不在自然面前學會謙卑和敬畏,那就是在重演巴別塔悲劇。
當哈蒙德博士反駁他時,伊恩此時說了一句令所有人深思的話:
“你的科學家們確實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但問題是他們只想著能不能做成這件事,卻從沒想過該不該這樣去做。”
伊恩這種認知角度確實符合他數學家的身份,他夾雜著自己的倫理意識,運用了數學中的混沌思維來看待整個世界。
所謂的混沌思維,其實來自於數學中的混沌理論,當上升到認知層面後可通俗理解為:
一切事物的原始狀態,都是一堆看似毫不關聯的碎片,但這種混沌狀態結束後,這些無機的碎片會有機地彙集成一個整體,互為關聯並有序地進行著。
用混沌思維看問題,最明顯的案例就是“蝴蝶效應”。當一隻毫不起眼的南美洲亞馬遜河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便可以在兩週以後引起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
哈蒙德等人堅持認為,在實驗室裡只培育雌性恐龍幼崽就可控制恐龍的自然繁衍。但具有混沌思維的伊恩認為,這種行為完全把自然分割成不相關的碎片,忽視了在自然世界這個大系統裡,生命總會找到自己的出路。
但伊恩的混沌思維中有個致命的缺陷,他完全否定了人的價值,堅持認為自然如同神靈一樣,我們需要絕對地謙卑服從。
現實中很多人和伊恩一樣,用絕對的混沌思維來認知世界和自然規律等,認為人類對自然的任何改變都將遭受懲罰。這固然是一種非常理想的對待自然的方式,但這種觀念並不能獲得大眾的追捧。作為人類本身而言,我們更希望在自然世界中,找到一種能夠把人類力量合理最大化的方式。
同時,這也是影片所要表達的深層主題。
03
考古學家格蘭特博士一類的矛盾思維:相信人類創造奇蹟,但更尊重自然選擇
正因如此,電影主角格蘭特博士便成了影片主題思想付諸實踐的不二人選。
格蘭特博士是位考古專家,對恐龍有著極為深厚的愛。只要出遠門,他都會把迅猛龍爪子放在口袋裡。
因此,當他第一眼看到能行走的活恐龍時,他臉上的表情除了驚歎外,更多的是驚喜。他急迫地想了解哈蒙德博士是怎麼讓恐龍復活的。而大家在餐桌上討論“侏羅紀公園”可行性時,格蘭特博士並沒有像數學家伊恩那樣極力反對,反而非常矛盾地提出了一個疑問:
“世界在極速地變化,我們也在拼命地追趕,在這兒我不想妄下定論。恐龍和人類,這兩個在進化史上相差了6500萬年的物種突然之間被放在了一起,我們又怎麼能想象到究竟會發生什麼呢?”
或許很多人會把格蘭特的認知歸為他的特殊身份。但影片中的格蘭特並非特殊化的考古學家,而是人類社會中大部分群體性象徵。和普通人一樣,他酷愛恐龍但很不喜歡孩子;當看到自己喜愛的恐龍時會驚喜若狂,但內心又會產生隱隱的擔憂。
這就是矛盾思維的集中體現。格蘭特的態度代表了普通大眾對人類超越自然發展規律的行為有驚喜的一面,也有擔憂的一面。
而所謂的“矛盾思維”,它指的是:
在思考問題或者看待事物時,思維活動存在著既統一又鬥爭的不同觀念。
格蘭特博士不僅對復活恐龍的行為心理很矛盾,後來對他摯愛的恐龍生物也持矛盾態度。他戲稱食草恐龍就是溫柔的“大奶牛”,當小女孩說討厭食肉類恐龍時,他為恐龍開脫說“這是它們的天性”;但同時,他和同伴們遭受暴王龍的襲擊,性命受到危險。
如何從矛盾思維中跳出來,使人類本身力量獲得最大化展現,便是格蘭特博士在恐龍冒險中需要找尋的。當暴王龍和迅猛龍互相殘殺,超大橫幅“恐龍統治世界”被扯下後,死裡逃生的格蘭特博士對哈蒙德博士說:
“哈蒙德,經過慎重考慮,我不認可你的公園。”
經歷過矛盾權衡,格蘭特博士用行動告訴我們:要想人類力量獲得最大化,真正成為宇宙的主人,我們必須先尊重“自然選擇”,在順應自然的前提下,合理發揮人類的創造能力。
其實,早在200多年前,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就在《物種起源》中指出:
能夠生存下來的物種,並不是那些最強壯的,也不是那些最聰明的,而是那些對變化作出快速反應的。
在自然界中,作為對環境最能應變的人類,我們已經是最大的受益者。自然選擇了人類,而人類本身應在順應自然和發揮自我之間尋找到平衡。我們或許依然無法擺脫超出自然法則後創造出的種種神奇幻想,而這種矛盾心理也許將伴隨人類始終。
但著眼於整個大自然來看,人類只有將自己融入整個生態體系中,才能使自身力量最大化。自然面前,人類協作者,而不是叛逆者。
04
名導斯皮爾伯格借科幻電影傳達的人本思想以及電影背後對現實生活的一些思考
縱觀整部影片,我們一直被科幻魅力震撼著。但電影奇才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不僅僅滿足於製造炫酷的科幻畫面,而借用虛構的科幻來傳達真實的人本思想,一直是他最擅長的技藝。
從斯皮爾伯格本人來說,他從小就很喜歡恐龍,對威武的恐龍和美好的遠古社會充滿幻想和追求。因此,他的內心似乎永遠追逐孩子似的冒險活動,希冀幻想能變成現實。
從這點來看,他本人與電影中的哈蒙德形象有些許類似之處,具有商人所特有的思維模式。
但斯皮爾伯格遠比哈蒙德更具有寬廣的人文情懷,儘管他也欣賞原生態自然文化,但他更崇尚在“自然選擇”的基礎上尊重和保護人的價值,把簡單的幻覺意識上升到人文主義的高度,來構思整部影片的正面導向性,並引起人們的反思。
因此,斯皮爾伯格與影片中的格蘭特博士更相似,在人與自然法則之間,一直處於矛盾思維中,但經權衡終能做出正確抉擇。
就像刊物《電影文學》對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評價所說:
他的電影總能蘊含著對生活富有哲理的思索以及對人類生活狀態和最普遍情感的反思與關懷,直白地展露人類的內心世界。
因此,斯皮爾伯格拍攝的《侏羅紀公園》不僅表明了深處大自然系統中的人類對奇蹟和美好的夢想和追求,也體現了對深沉的人類使命感的權重。
而將這種宏大的電影主題放入到我們普通生活中時會發現,每個人都是在這種矛盾心理狀態中做出行動上的取捨。
只是有些人面對利益誘惑時,剋制不了自己,採用“利益至上”的思維來操控自己的行為,即使以損壞自然體系為代價;而有些人卻又極力否認自我的力量,行為處事要求謙卑和服從,從而達到不破壞與他人、世界的原始關係。但這種過於降低自我的理想化處世方式同樣也不是“人類使命感”的正確詮釋方式。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權利追求生命的美好。因此,當面對自我追求與神聖的自然法則相沖突時,影片中格蘭特博士的思維狀態以及最終的權衡取捨才是現實生活中每個普通人應該具備的行為方式。我們應該和他一樣,在順應事物規律的大前提下,允許和推崇自我力量的釋放。在不斷追趕世界並與之融合中,扛起自己的擔當和使命,尋找真正心靈上的“侏羅紀公園”。
結語:
《侏羅紀公園》是一部恐龍科幻電影,但作為電影奇才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代表作之一,我們不應僅僅把它當作科幻片來欣賞。
當我們揭開這部電影的科幻幻影后發現,影片中不同角色從自身出發,用不同的思維方式來解讀和認知自然法則以及人類在自然中的力量體現。
但通過對不同思維模式的分析得知,要想人類力量獲得最大化以及自我得以完美展現,我們必須承擔起人類使命感,在尊重“自然選擇”的前提下,合理發揮自我的創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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